九章律

戰國時期魏人李悝制訂了《法經》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秦商鞅改法為律，建立了較為嚴密的秦律體系。

劉邦初入關中，與父老鄉親約定“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摒棄了秦朝時的繁苛之法。 ^[2]  後來劉邦建立了西漢王朝。 天下初定，蕭何奉命改革秦政，制訂漢律。《漢書·刑法志》：“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蕭何在秦法六律的基礎上，補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賦税徵收）、興律（主要規定徵發徭役、城防守備）和廄律（主要規定牛馬畜牧和驛傳方面），合為九篇，成《九章律》，即一般所説漢律。

《九章律》的9篇分別是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户律、興律、廄律。前六篇大體與秦律相同，源於李悝的《法經》；後三篇新增關於户口、賦役、興造、畜產、倉庫等項的規定。原文已經失傳。

《九章律》仍以約法省禁，蠲削煩苛為原則，對一些定罪、刑罰有所減緩，刪除了秦律中某些不合時宜的條文，至於秦律的法律原則、指導思想及其科罪定刑的標準，蕭何並未加以更改。被漢時視為秦之苛法的挾書、參夷、妖言誹謗、收孥相坐等律令，是在漢朝建立以後的高祖到文景時期逐漸廢除或修改的。

兩漢以《九章律》為主要法律，此外還有一些輔助性法律，也以“律”命名。這類“律”包括叔孫通《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共六十篇。

《九章律》對後世封建王朝法律產生了重要影響。漢以後的歷代法律大多以《漢律》為藍本，它被譽為律令之宗，“百代不易之道”。曹魏時，陳羣、劉邵、韓遜等人奉命“刪約舊科，傍採漢律”， ^[3]  制定出《新律》十八篇。西晉時，在《九章律》基礎上增加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 ^[4]  ，制定出《泰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