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漁户

“九姓漁户”最初以捕魚、水運為業，由於官府壓迫、社會歧視和經濟貧困等原因，其中大部分家庭逐漸被迫為娼，人稱“江山船妓”，仍操舊業者則被稱為“柯魚佬”。與粵閩“疍户”、浙東“墮民”、金華“小姓”相似，他們艱苦地掙扎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受到不準上岸定居、不準穿長衫和鞋子、不準讀書應試、不得與岸上居民通婚等人身限制，甚至連乞丐和“墮民”亦得對他們在岸上的行動任意干涉，因為後者尚以允許居住陸地而自認為比他們還“高貴”一些。在漫長的水際漂泊生涯中，這個境遇悲慘的特殊羣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社會組織形式和語詞、規矩、風俗、禁忌、信仰，流風遺韻，延及近世，有人因此稱他們為“水上吉普賽人”

建國後，隨着階級壓迫和陋俗偏見的徹底剷除，“九姓漁户”已完全融入了社會大家庭，其獨特的風俗文化則成為民俗學界關注與研究的對象。在研究這些歷史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湧現出不少令人難解的謎團，比如當你試圖追溯這一特殊羣體的來源時，各種各樣的説法會令你有置身於撲朔迷離之中的感覺，很難理清頭緒。

南宋遺民説。《建德縣誌》稱，南宋亡國後，一些士大夫因仰慕嚴陵山水之清麗，遂攜族人眷屬到此隱居，並以捕魚為生。他們效法歷史上的伯夷、叔齊，不肯舍舟登陸，也不與岸上居民通婚，以此表示不踐元土、誓不投降。

民間傳説，“九姓漁户”本為徽州居民。元朝末年朱元璋派徐達率義軍進攻徽州，他們卻協助官軍拼死防守，雙方苦戰三月，傷亡極大。其後義軍靠地道戰術，終克徽州。元軍或被殲，或逃跑，這些世代居住徽州的民眾成了替罪羊，被朱元璋貶為除名於“編户”之外的賤民，世代居住水上，不準上岸。因此緣故，“九姓漁户”也從來不拜祀朱元璋為陣亡將士建築的“五神廟”。有人認為，不管這一傳説的真實性如何，“九姓漁户”根在徽州的講法似有其可信性，根據有二：一，徽州方言有許多語詞與嚴州、桐廬一帶的方言相同或類似；二，這兩個地方的人，包括“九姓漁户”在內，都有用“炒米茶”招待客人的習俗。

《浙江通志稿》稱，“九姓漁户”的祖先是陳友諒的水軍統領。明初，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決戰，陳友諒被流矢射穿眼額，歿於陣上，其水軍將帥及部屬被朱元璋貶為賤民，世代舟居，以漁為業。

民間傳説，明代時，江山富户蓄養歌伎，誇富鬥豔。後來此輩破產，生活無着的歌伎只好與父兄們流落水上，借畫舫接客，從此淪為賤籍。但有人指出，“江山船伎”與“九姓漁户”並不完全是一回事；“江山船伎”和“九姓船伎”雖然同為江山船上的伎女，但所受待遇不同，縣官可以批准江山籍伎女從良，而來自“九姓漁户”的伎女是絕對不許從良的。

此説與徽州居民説相似，實際上是從地域角度為“九姓漁户”尋根。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雲：“江山船婦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義，詢之舟人，曰：‘凡業此者，皆桐廬、嚴州人，故名桐嚴曰同年，字之訛也。”’但也有人指出此説似是而非，蓋當地方言“年”與“嚴”有區別。住在陸上的當地人，即使生活在桐廬、嚴州交界處，也不互稱“桐嚴(同年)”。還有一説，方言“年”、“驗”音同，“同年”應作“同驗”，意思是大家同被政府驗明身分成了賤民。起初是幾個人之間的戲語，後來範圍擴大，最後成為全體“九姓”人的日常用語。

此説認為，遠自唐代起，長江中下游一帶就出現了以船為家的特殊人羣。大約自南宋以來，由於陸上生存環境的逐步惡化，一些人遂流落錢塘江上，淪為“水族”，藉助水面生態資源，聊以為活，此即“九姓漁户”的最初源頭。宋元時代，這些水居之人尚較為自由，後因傳統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他們逐漸受到普遍的歧視。入明以後，隨着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明太祖在大力推行户籍政策的同時，既因襲傳統的價值觀念，也出於社會穩定、政府賦税的考慮，遂將“九姓漁户”列入另籍，貶為“賤民”，在政治文化上予以極端歧視，由於生存環境的嚴重僵化，他們最終成為內部異常穩定的一類區域人羣(賴青壽《九姓漁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從上述的介紹中可知，有關“九姓漁户”的文字記載，基本上限於明、清以來的地方誌乘、稗史筆記，而民間傳説的起始則不可溯，後起學人的見解，又是推理多於實證，故“九姓漁户”的淵源問題迄今難作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