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的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採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重大科研項目。 ^[1] 

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這一項目從2001年的預研究啓動，到2008年底第二階段結束，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探源工程的預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階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預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階段是作為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立項的；探源工程第二階段是作為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立項的。

2004—2015年，由科技部批覆，國家文物局負責組織，依託“十五”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十一五”和“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已實施4個階段的研究工作。 ^[1] 

2016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結項。 ^[1] 

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發佈會。 ^[4] 

2004年，國家在制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啓動方案時，在全國範圍內眾多古文化遺址中，選定了可能與黃帝有關的河南靈寶西坡遺址、可能是禹都陽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可能是夏啓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遺址、考古學界公認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 、河南鄭州大師姑遺址及與傳説中堯時代時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等中原地區六座規模大、等級高的城邑為第一階段重點發掘和研究的中心性遺址。 ^[12-14] 

此外，探源研究中還重點關注了浙江良渚遺址、陝西石峁遺址等都邑性遺址。 ^[7] 

這一千年的歷史正處於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期。其“社會圖景”可作如下歸納：

① 農業生產取得長足進步。一是農作物多樣化，原來認為只有小米、粟等是主要食物，發現稻米佔相當比重，小麥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二是耕作技術的改進，為適應水稻、小麥等多種作物的種植，有了水田、旱田，耕作技術隨之發生變化。二里頭遺址等都找到了小麥，甚至還找到了除豬、狗之外飼養羊的證據。

② 銅器冶鑄技術的發展。到了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代中晚期，已經能夠製造鼎等青銅容器了，青銅容器的製造比製造刀子等小件物品要複雜得多；而複雜的青銅容器，如鼎在這一時代的晚期成為中國王權的象徵。

③ 社會發展變化方面。一是等級制強化和制度化。比如在陶寺遺址中的1000多座墓葬中，大墓約佔1/10，每座墓葬能出土百餘件隨葬品，而小墓則佔大多數， 其出土的隨葬品寥寥無幾；

二是大型城邑的出現。陶寺遺址發現了建於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大型城址，它非常宏大，有280萬平方米，南北1800米，東西1500米。修建這樣規模的城址需要大量人力，可見當時組織人力從事工程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三是出現反映王權的宮殿、宗廟。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多元一體作為一種歷史趨勢，奠定了日後“夏商周三代文明”基礎，也成為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遠因和源頭。 ^[7] 

中華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廣泛吸收了外來文明的影響。源自西亞、中亞等地區的小麥栽培技術，黃牛和綿羊等家畜的飼養，以及青銅冶煉技術，逐步融入中華文明之中，並改造生髮出嶄新的面貌。 ^[7] 

要想消除社會上和學術界存在的疑問，搞清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歷史，實證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靠考古發掘獲得的新資料來研究和證實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告一段落後，參加工程的學者們建議，繼續“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啓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人文科學重大問題的機制，開展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歷史脈絡的研究。2001年底，“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立項。 ^[26]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並探索形成這一過程的背景、原因、發展道路及其特點。多學科，就是各個學科的有機結合；多角度，就是要從環境、生產力發展狀況（包括農業和手工業）、精神生活、社會結構等多個角度來研究文明起源；多層次，就是不僅要研究都邑遺址和貴族的狀況，還要研究位於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會中下層人們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的發展變化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迄今為止，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分為預備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階段。 ^[26]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區為工作的時空範圍，設置了“古史傳説和有關夏商時期的文獻研究”、“上古時期的禮制研究”、“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年代測定”、“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古環境研究”、“早期金屬冶鑄技術研究”、“文字與刻符研究”、“上古天象與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等九個課題，共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的數十位學者參加。預研究階段除了開展對上述專題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條多學科結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術路線和實施方法，提出了一個較為可行的探源工程實施方案。 ^[2] 

探源工程預研究結束後，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研究”也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啓動了。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的項目目標是多學科結合，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區文明的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與特點。涉及學科除了考古學以外，還有文獻史學、古文字學、人類學、天文學、科技史等多個學科。動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測年、古植物、古動物、古環境、古人類食性分析、化學成分分析、物理結構分析、遙感和遺址的物理探測等大量自然科學技術。 ^[2] 

在第一階段工作的基礎上，科技部將“探源工程（第二階段）”列為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進展順利，再繼續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階段）”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為牽頭人。“探源工程（第二階段）”的技術路線與第一階段相同，即多學科結合，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開展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研究的時間和空間範圍都有很大擴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間範圍由中原地區擴展到文明化起步較早、資料豐富的黃河上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及西遼河流域。在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下，工程進展順利，於2009年3月通過結項。 ^[2] 

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把研究的時間範圍擴展到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空間範圍從黃河中游擴展至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主要研究該時間段中各個地區都邑和區域中心性遺址及其所屬考古學文化的年代、環境變化、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和社會結構變化。 ^[26] 

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繼續深化研究，研究的時間範圍依然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重點研究課題包括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考古學文化年代譜系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進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學研究，各地區環境變化與文明演進的關係研究，各地區技術和生業的發展以及銅、玉、鹽等重要資源與文明形成的關係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個區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會結構研究，文明形成過程中精神文化的發展狀況研究，中華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整體性研究。 ^[26]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相關文物保護技術研究”項目啓動會2011年5月6日在北京召開。這也標誌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正式啓動。

工程將重點圍繞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現代科學技術應用與支撐研究、文物保護與展示關鍵技術研究開展工作。

這一階段的工作主要是對第三階段設置的年代、環境、生業、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會結構以及整合研究等幾大課題繼續開展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第四階段結項報告。 ^[26] 

這一階段仍然延續探源工程前四階段的方針和技術路線，將近幾年新發現的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重要遺址納入工程中，並加強了理論闡釋方面的力度。 ^[26] 

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階段實施以來，進一步擴大了研究的時空範圍，圍繞遼寧建平牛河梁、山東章丘焦家遺址、浙江餘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陝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四川廣漢三星堆等二十九處核心遺址，在深化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整體認識的同時，聚焦關鍵時間節點和重大事件，精心設計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27] 

經過項目各承擔單位、各相關學科學者的共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1．文化譜系與年代測定課題：結合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的梳理和分期，重點對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師二里頭等中心性遺址出土的系列標本進行了精確測年，從而奠定了中原社會文明化進程中種種問題討論的年代學基礎。

2．自然環境變遷課題：研究結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間，中原地區的氣候較為温暖濕潤，適合農業的發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黃河中游地區曾有一個氣候較為異常的時期，其主要表現為温度的變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這一研究結果與古史傳説中關於堯舜禹時期氣候異常，災害頻發的記載恰相吻合。

3．經濟技術發展狀況課題：應用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相結合的方法，對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崗、新砦、二里頭等四處重點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人工遺物及相關遺蹟進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這個特定時間段裏，中原地區人類社會的基本經濟生產部門——農業（包括農耕生產和家畜飼養）以及最能反映當時技術水平的加工製作業（包括青銅器製作、陶器製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現出顯著的變化和進步，其中尤以發生在由龍山時代向二里頭文化演變過程中的變化最為明顯。具體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後，農業生產在保持原有的以粟類作物為代表的農耕生產和以家豬為代表的家畜飼養業的基礎上，開始逐漸普遍地種植水稻和飼養黃牛，與此同時，起源於西亞的小麥和綿羊也傳入中原地區，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和多種類家畜飼養方式。這一時期已經掌握了鑄造青銅容器的技術，陶器製作和玉器加工的技術也有了較大發展。研究表明，技術和經濟的發展確是促進中原地區文明形成的重要動力之一。

4．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課題：通過對陶寺、新砦、二里頭等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幾座都邑性遺址的考古鑽探和發掘，對遺址的修建、使用和廢棄年代、佈局、功能區分及其所反映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王權發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認識。

（1）據古史傳説，山西南部是堯活動的中心地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襄汾陶寺遺址發現了大型城址。公元前2300年左右，該處首先建成一座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面積為58萬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後，擴建成長1800米、寬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發現了一個平面呈大半圓形的特殊遺蹟。復原研究顯示，從該半圓的圓心外側的半圓形夯土牆的有意留出的幾道縫隙中向東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時太陽從遺址以東的帽兒山升起的位置。發掘者和天文學家都認為，這個遺蹟很有可能是與觀測太陽的位置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節氣的活動有關的觀測天象和舉行祭祀的場所，容易讓人聯想起《尚書·堯典》中關於堯“觀象授時”的記載。陶寺城址規模巨大，城內功能分區明顯。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相當嚴重的階層分化，城內的統治集團已經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和祭祀權，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雛形。有理由認為，至遲在陶寺遺址大城使用的時期，該地區已經進入到早期國家的階段。

（2）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代後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發現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幾代學者在這裏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繼發現了大型建築基址和貴族墓葬及鑄銅作坊。但是，對都城的總體佈局一直缺乏瞭解。探源工程立項以來，這座夏代後期都城的考古發掘終於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確認為宮殿集中的區域，其周圍以寬10—20米的道路圍繞；路面上還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車轍（兩輪之間的距離為1米，應非馬車）。正殿大多坐北朝南，東西兩側廂房對稱，可以看出當時已經具有中軸線理念的雛形。這一發現將我國古代宮室建築特點出現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後期。

與此同時，課題組成員還在這幾處中心性城邑周圍地區進行了“全覆蓋式”的聚落分佈狀況調查。新發現遺址174處，為此前已知數量（48處）的3.6倍。聚落分佈調查的結果使我們可以將這些中心性城邑與周圍同時存在的中小型遺址聯繫起來考慮當時的社會結構。這些成果證明重點圍繞中心性城邑遺址進行有計劃的考古發掘和區域調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有效途徑。

5．綜合與總結課題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課題研究成果；對國內文明起源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回顧和分析；對國外學術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分析和評述；對涉及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如文明與文化、文明與國家、文明形成的標誌、文明形態和發展階段等進行了探討。在此基礎上，為“十一五”期間全面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制訂了實施方案。 ^[2] 

探源工程第二階段得出瞭如下階段性的認識：

1．以約公元前2000年為界，中華大地上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遼西、海岱、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傳統，雖彼此有交流，但大致為獨立演進發展的格局。各地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呈現出百花齊放，相互競爭，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局面。各地區先進文化因素匯聚中原，也促進了中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一趨勢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了重大變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區華夏文明獨秀於林的局面。中原地區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圍輻射，各地的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被逐漸納入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軌道，融入到中華文明的大熔爐之中。

2．導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重大變化的物質基礎

文明社會的誕生，必須具備物質、精神、社會等方面的條件，但最根本的還是要有穩定並且能夠持續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通過技術與經濟和環境兩個課題的研究，我們發現中原地區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基礎之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異，自然環境的特徵及其變化也對各地區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中原地區的地形景觀類型多樣。在這種景觀多樣的環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來，人們發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在內的“五穀農業”，家畜種類則有豬、牛、羊等。當時人們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災害影響，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相對便利的交通條件也有利於文化的整合。

遼西地區地處農業經濟區的北部邊緣，這裏的農作物種類單一，以小米為主，其家畜種類到了夏家店下層已經有豬、牛、羊三種。在氣候較為暖濕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在氣候出現乾涼化之後，農業生產就會比較困難，這也是該地區多次出現農牧業轉化的重要原因。

長江中游和下游地區比較相似，農業以種植水稻為主，家畜主要是豬，但飼養規模相對有限。稻作農業對水分條件要求苛刻，為了追求適合稻作農業的場所，人們多選擇地勢低平的河湖邊緣居住和生產。因此，氣候波動所造成的乾旱或水患，對文化或社會的打擊程度或許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徑

公元前2500年前後，以中原陶寺古城、長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長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現為標誌，這些地區史前社會的發展普遍達到相當高度。這些規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動員組織大量人力物力，表明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綜合考慮考古資料反映的社會成員明確的等級分化、為貴族服務的手工業、暴力和戰爭等相關情況看，這些地區在當時可能已經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建立了早期國家。因此，説中華文明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是有根據的。

中華文明的形成是在一個相當遼闊的空間內的若干考古學文化共同演進的結果。比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達到最輝煌燦爛成就的時間是參差不齊的，它們各自的文明化內容也有所不同，這就暗示了它們在走向文明的進程上，各自的方式、機制、動因等也可能不盡相同，説明中華文明的形成是一個遠為複雜而深刻的問題。 ^[2] 

2020年底啓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自開展以來，在如下幾個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其一，開展了系統的田野工作，20餘處田野工作項目取得了重要突破，其中三星堆、雞叫城遺址兩項工作獲評國家文物局2021年度“考古十大發現”。

其二，年代學課題對重點遺址的關鍵時間節點有了新的認識，也嘗試採用不同測年技術探索古代遺存的絕對年代。對以石峁為中心的中國北方長城沿線石城和大型聚落的年代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其三，古環境研究進一步揭示了不同遺址所在區域的基本環境特徵及主要的環境變化過程存在顯著差異。

其四，生業課題發現，在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生業經濟模式反映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並在文明化進程中有不同的區域演變模式。

其五，手工業經濟專門化是各地區文明起源進程中的主要表現，不同區域文明對手工業生產體系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存在明顯差別，因資源、技術差異有不同體現，但集中的專門化和規模化生產是各區域社會複雜化的共同特徵。

其六，項目組以體質人類學、病理學、分子生物學和同位素分析技術，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人骨材料，以不同地區的人羣流動與飲食結構為研究目標進行集中攻關，為早期人羣遷徙、流動和社會文化發展提供了新的線索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新石器時代存在的五種生業經濟類型與齲病存在直接的對應關係。同時，項目嘗試利用人類骨骼開展行為重建工作，探討古代社會勞動分工、社會等級差異、經濟模式等。

項目組在兩年的研究中，進一步確認，中華大地內部具有多個地理單元，不同的環境導致了不同的經濟形態、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各地的文明化進程各具特色，呈現出多元起源、豐富多彩的樣態。另一方面，各區域的史前文化密切聯繫，交流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由此奠定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基礎。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的態度，積極吸收其他文明的先進文化因素，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延綿不絕。 ^[9] 

2023年12月9日，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羣發佈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項目研究認為，大約從距今約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可將從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劃分為古國時代和王朝時代兩個時代，其中古國時代可進一步細分為三個小階段。與探源工程第四階段相比，對古國時代的認識更加深化。具體來説：

在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大約為距今5800-5200年前後。以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為代表，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並確認該遺址第一地點是由9座台基構成的大型台基建築羣。出土各類泥塑的著名的“女神廟”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台基上，這座台基規模宏大，目前的殘存高度4.6米以上。這一發現對了解牛河梁第一地點的建築關係和祭祀性質意義重大。

古國時代第二階段，大約為距今5200-4300年前後。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開始衰落，而黃河中下游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社會分化進一步凸顯，社會資源的調動能力加強。

焦家遺址新發現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這是目前黃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發現的高等級墓葬有多重棺槨和隨葬玉石陶禮器的制度化表現，是中華文明禮制物化表現形式的源頭之一。近三年來，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圍繞水利系統展開。塘山以北的良渚外圍新發現近20條水壩，在更遠的徑山、德清等地也發現了水壩的跡象，C14年代都是距今5000年左右，和原有的11條水壩屬於同一系統。

古國時代的第三階段，大約為距今4300-3800年前後。長江中下游地區社會發展陷入停滯，中原和北方地區後來居上，開始新一輪的文明化發展，進而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奠定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

2022年，在石峁遺址皇城台發現的轉角浮雕，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築性質的判斷提供了關鍵性證據。在大台基西側200餘米處，首次發現以石牆框界、成排分佈的貴族專屬墓地。陶寺遺址確認了一處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時期夯土建築基址，面積達6500平方米，主殿總面積540餘平方米，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築。

距今3800年以後，進入王朝時代。以二里頭遺址和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進展。

二里頭遺址中心區新發現多條道路和道路兩側的牆垣。這些道路和牆垣把二里頭都城分為多個方正、規整的網格區域，顯示當時的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誌。三星堆遺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區的分佈範圍和內部結構，新發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遺蹟，出土文物12000餘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約3100-3000年）。

多學科協同的理念在各核心遺址得以貫徹，系列年代樣品的獲取，古環境復原、遙感測繪、動植物遺存篩選（浮選）等，已成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態。實驗室分析技術與田野考古工作不斷融合，信息獲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時，考古方艙和考古現場文物保護移動實驗室的應用，促進了田野考古與文物保護的緊密結合，也為未來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發展方向。

其中，年代學研究重點解決了石峁皇城台、內城、外城空間佈局的年代，初步確定皇城台的始建時間不應早於2200BC，最後廢棄的時間可以晚至1600BC。針對山西碧村遺址的白灰地面開展了測年方法研究，填補了國內白灰面遺蹟測年方法的空白。

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以及穩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協同研究，探討了重點區域穀物種類與種植業發展狀況、家畜馴養與動物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先民飲食與家畜飼養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來，生業經濟反映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並在文明化進程中有不同的演進模式。

中原及北方地區顯示出明顯以粟為主，黍、大豆、水稻為補充的混合型農業生產體系。以黃河上游為主的西北地區，由於氣候偏幹，畜牧業有一定的比重。新石器時代晚期，甘青地區在全新世氣候波動性冷幹化的背景下，牧業比重逐漸增加。

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發現的重要水田遺蹟表明，稻作農業發展是推動長江中下游地區複雜社會進程並造成區域差異的主要原因。長江流域的山地丘陵坡地不適合穀物種植，但可以提供相當數量的天然動植物食物資源，狩獵採集經濟在新石器文化發展過程中一直佔有一定比重。

在家畜飼養方面，家豬和狗仍然是各地區主要飼養種類，龍山文化晚期，牛羊在各地區普遍出現，與本地豬狗共同飼養，尤其是黃牛的飼養越來越依賴粟作農業，形成新型的共生資源開發模式。

古代人羣食性分析研究顯示，新石器晚期各區域文明中，尚未出現較為明顯的不同社會等級的取食結構差異。

此外，手工業生產的研究結果也可圈可點。研究發現，大約在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手工業生產技術發生了質變。玉器方面，二里頭文化中心區域突然集中出現璋、鉞、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優質閃石玉製成的柄形飾等禮器，同時延續數千年的綠松石工藝突變，與青銅組合出現新型禮器。 ^{[24-25]  [27]} 

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發佈會，證實：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幷蓄，最終融匯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啓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6]  [8]  [12]} 

截止2018年6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團隊累計發表學術論文900餘篇，其中以外文或發表在國外學術期刊上的論文近400篇，出版專著80餘部，培養博碩士研究生及博士後200餘人，實現了預先設定的多項目標，並逐步探索出了一條多學科聯合研究古代社會的道路。 ^[1] 

2022年，科技部和國家文物局共同推動了探源工程的衍生項目——“北方地區旱作農業起源與發展”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核心都邑的綜合研究”的立項，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關鍵階段，從時間、空間地域和研究視角進行了主動性的補充。 ^[27]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綜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該項目於2004年啓動，正式名稱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研究”，其目標是多學科結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背景、原因、特點與機制。

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作為組織單位，科技部作為第一組織單位。考慮到這一項目涉及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廣，參與的學科和單位多，項目的組織和實施難度較大，科技部決定將項目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的實施時間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範圍放在中華文明的核心地區———中原地區，重點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獻記載和堯舜禹和夏王朝的時期）中原地區的文明形態。同時，為下一階段全面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實施方案。工程的第一階段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第一項目執行單位，參加項目的還有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鄭州大學、河南省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

工程的第一階段的項目共設置了五個課題，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化譜系及其年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自然環境的變遷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經濟技術的發展狀況研究”；“以中心性城邑為核心的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的綜合研究”。

工程第一階段探討並初步回答中原地區文明形成時期的環境背景、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及其在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各個都邑性遺址的年代關係、中原地區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態所反映社會結構、中原地區早期文明形態等問題，併為“十一五”全面開展探源工程制定實施方案。工程對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幾座都邑性遺址進行有計劃的考古調查和發掘，並對這些遺址出土的遺存開展包括科學測年、古植物、古動物、古環境、冶金史、化學成分分析、古人類食譜分析等多項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工程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多學科結合。參加工程的學者包括考古學、歷史學、年代測定、環境科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冶金學、生物學、體質人類學等十多個學科。這些學科的學者各揚其所長，優勢互補，密切協作，聯合攻關。在工程立項之前，便共同商討立項方案，共同研究技術路線，共同決定工作計劃。在實施工程中，也經常溝通、協商，及時解決工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工程的另一特色是不僅注意文明要素的追溯，而且注意考察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並探索其背景、原因與機制。即不僅研究中華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發展的，經歷了怎樣的過程，還要探索為什麼會經歷這樣的過程，是哪些因素導致其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各個因素在其中都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探源工程項目立項以來，在各參加單位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項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經過為其近兩年的工作，工程各個課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尤以在中原地區幾處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心性城邑的考古發掘與綜合研究和多學科結合對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期間中原地區經濟技術發展狀況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

地處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區———洛陽盆地的偃師二里頭遺址，是著名的青銅時代都城遺址。遺址的主要文化遺存屬二里頭文化，時代約為距今3800年~3500年，相當於我國曆史上的夏、商王朝時期。這一興盛了約300年的都城遺址是當時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大的城市。以二里頭遺址為典型遺存的二里頭文化在中國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對象。這裏發現的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羣、最早的青銅禮器羣、最早的鑄銅作坊等，早為學術界所熟知。二里頭遺址素有“華夏第一都”之稱，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同時，二里頭遺址地處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夏王朝的中心區域，二里頭文化的年代也大體在夏王朝的紀年範圍內。因此，二里頭遺址理所當然地成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作為中國古代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遺存，二里頭遺址的重要學術地位得到了學界的公認。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於新世紀伊始，將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發掘作為田野工作的重點項目之一，予以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二里頭工作隊自2001年起對二里頭遺址中心區進行了系統鑽探與重點發掘，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對遺址範圍的重新探察、對遺址整體佈局的再探索、對中軸線規劃的宮殿建築羣的確認，以及二里頭文化末期若干重要遺存的發現等等，把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推向一個嶄新的層面。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近年考古新發現中的幾個“中國之最”———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網、最早的車轍痕跡、最早的綠松石器製造作坊，以及用工最巨、製作極精的早期龍形象珍品———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等。這些新的考古成果，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自2004年起，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正式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在課題實施過程中，我院考古所二里頭工作隊積極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從聚落考古學的角度對遺址進行深入勘查和探究。2004~2005年兩個年度的發掘，發掘面積近4000平方米。這些發掘緊緊圍繞着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規劃和佈局這一重要學術課題，獲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成果。

一、確認宮城西牆，最終搞清了宮城的範圍、結構及時代。根據鑽探勘查掌握的線索，在宮城西牆可能存在的區域進行追探和試掘，最終確認了宮城西牆。宮城西牆殘長150餘米，基槽寬約2.4米餘。至此，宮城輪廓全面顯現。宮城平面略呈縱長方形，城牆沿已探明的四條大路的內側修築，在宮城外側的早期道路上又形成了宮城使用時期的大路。東、西牆的復原長度分別約為378米、359米，南、北牆的復原長度分別約為295米、292米，宮城總面積約10.8萬平方米。

依據多組層位關係和出土遺物，可以確定宮城城牆的始建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續使用至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二、發現了宮殿區外圍的第四條大路，確認中心區道路網的存在。在追探宮城西牆的過程中，又在宮城西牆外發現了另一條南北向大路，殘存長度200餘米。已發現的四條大路的走向與1、2號宮殿基址四面圍牆和宮城的方向基本一致，構成遺址中心區的道路網；其圍起的空間恰好是已知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集中區，面積逾10萬平方米。經解剖發掘可知，上述大路由二里頭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續使用。

三、全面揭露了宮城西南部的7、8號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築遺存。在宮城南牆西段和西牆南段，各發現一座與夯牆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於城牆的建築軸線上，與城牆相接。其中7號基址位於宮城南牆之上，恰好坐落於1號宮殿基址南大門的正前方。8號基址建於宮城西牆之上，位於1號基址的西南。從層位關係和相對位置看，兩座夯土基址的建築與使用年代與宮城城牆相同。

由上述新發現可知，二里頭遺址的中心區有縱橫交錯的道路網，宮殿區圍以方正規矩的城垣；宮城、大型建築以及道路都有明確的方向性，宮城內至少分佈着兩組具有明確的中軸線的大型建築基址羣。這是一處經縝密規劃、佈局嚴整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標尺性意義。

四、在宮城以南新發現一處大型圍垣設施。這一大型圍垣設施的垣牆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編為5號牆，已確認了東牆北段、東北角和北牆大部。其中東牆位於宮城東牆的南向延長線上。已知東牆長度達80餘米，且繼續向南延伸。北牆北距宮城南牆11米餘，與其大體平行，已知北牆長度近200米。5號牆的寬度在1米左右，始建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至少東部地段延續使用至二里頭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編為3號牆。該牆位於上述5號北牆以南約7米餘，與其大體平行，方向88度。牆寬與宮城城牆一樣，也在2米左右，有較寬深的基槽，夯築質量高於宮城城牆。已確認的長度達200餘米。始建年代為二里頭文化四期偏晚。該牆應為圍垣設施北牆的加固增築部分。

宮城以南新發現的夯土圍牆，內側即為綠松石器製造作坊，向南不遠處則有大型青銅冶鑄作坊。有理由推斷，這一以圍牆環繞的封閉區域極有可能屬官營手工業作坊區。這些發現為探索遺址中心區的功能分區提供了重要線索。

五、新發現了一處綠松石器製造作坊遺址。2004年春，我們在宮城以南發現了一處綠松石廢料坑，出土綠松石塊粒達數千枚，相當一部分帶有切割琢磨的痕跡。據初步觀察，有些石料尚可作為原料使用。該坑時代屬二里頭文化四期偏晚。在後來的工作中循此線索進行系統鑽探，在30餘米見方的範圍內普遍發現綠松石廢料，又經小規模的試掘，確認這一帶存在一處範圍不小於1000平方米的綠松石器製造作坊遺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頭文化三期。

六、確認宮城東北部二里頭文化末期大型建築基址羣的存在。在2號宮殿基址北牆外，發現了另一處大型建築基址羣。其中6號基址已全面揭露，面積達2500餘平方米。始建年代為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該基址由主殿、西廡和東、南圍牆及其圈圍起的院落組成，其東牆即宮城東牆。發掘區內發現的遺蹟有大型夯土台基、若干柱礎和夯土牆，其西廡南北排列的柱礎與2號基址西廡廊柱大體在同一直線上。位於6號基址以西，與其隔路相望的至少還有1座大型夯土建築基址，詳情有待進一步探明。始建於二里頭文化末期的大型建築基址羣屬首次發現，為判明二里頭都邑的興廢過程提供了新的資料。

七、揭露出大型綠松石龍形器。2002年春，在清理宮城東部早期大型建築3號基址南院內的墓葬時，於其中一座貴族墓中發現了1件大型綠松石器。經我所科技中心文物保護技術人員的努力，一件綠松石龍形器於2004年夏秋之際被清理出來。器物全長逾70釐米，由2000餘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於有機物上，組成龍身和圖案，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釐米~0.9釐米，厚度僅0.1釐米左右。綠松石龍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動傳神。龍頭略呈淺浮雕狀，為扁圓形巨首，鼻、眼則充填以白玉和綠松石。這一綠松石龍形器的發現彌足珍貴。其用工之巨、製做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

作為華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個已知點，二里頭遺址其實還有許多未解之謎，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謎本身又是解開華夏文明形成之謎的鑰匙。關於遺址的調查、發掘與研究，尚有許多課題需要通過考古學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學科合作來完成，任重而道遠。我們相信，隨着以聚落形態研究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學手段在內的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二里頭遺址在探索華夏文化的源流、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也將進一步彰顯，展現出新的輝煌。（考古學家許宏）

新砦遺址位於河南省新密市（原密縣）劉砦鄉新砦村，東北距鄭州市32.3公里，該遺址以富含從龍山文化向二里頭文化過渡時期的“新砦期”遺存而著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啓動之後，新砦聚落佈局探索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和第一階段研究的首批啓動項目之一，通過2002年~2005年的持續鑽探和發掘，這一課題已經初步取得了明顯進展。

一、初戰告捷：2002年摸底調查與重要線索

2002年春，從遺址中央部位向四周呈放射線狀鑽探，經過初步鑽探大體確認遺址的總面積約為70萬平方米。考古學者分別在遺址各區進行試掘，瞭解到遺址內各區大體同步，共同經歷了王灣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個前後相繼的階段，從而表明新砦遺址的四個區原本有可能是連接在一大片的大型聚落遺址。在梁家台東北高台地進行網格狀鑽探，發現一大塊地方（南北約15米、東西約50米）基本上不見灰坑，鑽探出來的土層土質堅硬、包含物極少，很有可能為重要遺蹟現象所在地。在梁家台村東北高台地進行較大面積的發掘，發現大型建築一座。該建築為淺穴式，當年追查出該建築南北寬14.5米、東西長50米以上。

二、重大發現：2003年發現圍壕與城牆

2003年上半年通過鑽探和試掘發現新砦圍壕，圍壕的平面基本呈圓角長方形，將整個遺址包圍起來。圍壕寬通常在25米~30米左右，個別地段寬達60米以上，深5米~7米。在西圍壕的中間地帶，發現有一寬30餘米的缺口，當為通向聚落內部的門道。2003年下半年，發現位於圍壕以北約200米處的東西向外壕。在遺址的西南部發現包圍A區的內壕。2003年下半年，對北圍壕進行解剖，確認內壕的內側原定為“黃色填土”的部分實為城牆的夯土，灰色填土的部分是壕溝的填土。新砦遺址發現城牆是新砦遺址聚落佈局探索的重大收穫。

三、擴大戰果：2004年大面積揭露大型建築與城牆西北角

2004年上半年嘗試採用同心圓加發射線式鑽探方法，對遺址西北部即B區及其西北高地進行鑽探尋找墓地未果。2004年下半年，對A區大型建築和城牆西北角進行大面積發掘。兩項結果都取得圓滿成功。

通過對大型建築的發掘，進一步查明該建築東西長度成果90米、南北寬14.5米。當年已經將大型建築的大體範圍揭露出來。城牆西北角的發掘證實了鑽探的正確性，城牆轉角處平面為史前城址常見的弧形轉角，地層關係與土層結構、形狀亦與北城牆解剖溝所發現的一致，初步説明新砦城牆和壕溝的確存在。

四、初步結論：2005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築和西北城角

通過對大型建築的全面揭露和重點解剖，查明大型建築整體呈刀把形，總面積達1千餘平方米。它以原有的一條東西向大路為基礎，向大路南北兩邊延展，首先挖成一個低於當時活動地面的大型基礎淺坑，再於基坑的周壁附加泥條和數列“窄牆”，基坑內亦相應鋪設數層厚約5釐米~10釐米的墊土層，形成踩踏面。在這一大型活動場所的基坑周邊及其圈定的範圍內部不見柱洞，説明它很可能原來就是一處大型露天活動場所。至於其功能，有可能與古籍記載的“坎”之類的祭祀遺蹟有關，當然，也不排除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動場所的可能性。

通過對西北角城牆經過重點解剖，發現了新砦期的城牆被二里頭壕溝打破的地層關係，這樣的地層關係在東、北和西三面的城牆與壕溝的解剖溝處處可見，顯然表明新砦城牆與壕溝式有計劃統一施工的結果，這種將整個遺址包圍起來的遺蹟只能是人工修築的城牆及其護城河，不會是自然河道的遺留。

新砦遺址聚落佈局的探索雖然已經初步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前面要解決的疑難問題還很多，我們期待着更多的人們繼續關心和新砦課題的研究工作，以期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更大更多的收穫。（河南新砦考古隊）

繼2001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與臨汾市文物局在陶寺發現了總面積約為280萬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之後，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為重點聚落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聚落反映社會組織”子課題中。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發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佈局概況。共發掘3000餘平方米，確定了陶寺早期小城、大貴族宮殿區、東部大型倉儲區、中期小城內大貴族墓地以及祭祀區內的天文觀測建築基址。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約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位於陶寺遺址的東北部，城內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560米（從Q4至中梁溝東岸），面積約56萬平方米；方向角315°。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宮殿區位於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約5萬平方米。陶寺宮殿區位於早期小城中南、中期大城的東北部。在清理宮殿區的情理過程中，發現大量建築垃圾堆積中，出土了大塊裝飾戳印紋白灰牆皮和一大塊帶藍彩的白灰牆皮。同時還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區難得見到的器物，當屬宮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鴞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殘片、綠松石片、紅彩漆器、建築材料陶板殘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這些奢華的遺物證明，即便是這裏的建築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質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這裏的建築規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級最高。

我們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鑽探出一處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佈密集。陶寺晚期（約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墓。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為圓角長方形，開口長5、寬3.65米，底長5.2、寬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約1.4米，墓深約7米。距墓口140釐米深處的填土中，發現1具被腰斬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IIM22中心部位有一個陶寺晚期的大擾坑，直搗木棺，正好將棺木上部大半毀壞。原有棺蓋板和紅布棺罩均被擾坑毀壞。擾坑底殘着留隨意拋棄的人顱骨5個，而墓主的頭骨則殘留在棺的襯板屍牀上。擾坑底西部斜坡上殘留着被拉上來的棺蓋板，伴隨着擾亂的棺內隨葬品玉鉞1件、玉鉞殘塊1片、玉飾品和綠松石嵌片等20餘件。IIM22棺是由一根整木挖鑿出來的船形棺，長約2.7米、寬1.2米、殘高0.16米~0.3米、板厚0.03米。墓室裏棺周圍的隨葬品沒有擾動痕跡，出土隨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繪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鏃8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鉞的漆木柄），紅彩草編物2件，另有豬10頭，公豬下頜1件。

大墓周圍共清理墓葬6座，時代均為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謂中型墓長在3米左右，寬在1.6米~2米左右，自深2~4米。小墓長1.9、寬0.5、深0.2米左右。所有墓葬都受到陶寺晚期不同程度的破壞，尤其中型墓均有獨立的擾坑，幾乎被擾亂一空。中型墓IIM26，陶寺晚期被兩次盜擾，墓底殘留部分棺底板板灰和殘缺人骨，伴隨一些綠松石珠。北壁壁龕內殘留一組彩繪陶器和一件骨器。陶器有小口折肩罐2、雙耳罐2、盆1。另有動物肋骨1枝。

陶寺中期小城內大型天文觀測建築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城牆Q6為依託，向東南方向接出大半圓形建築。建築由半圓形外環道和半圓形台基建築構成。建築基址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組成遺蹟包括外環道直徑約60米，總面積約為1740平方米。台基直徑約40米，總面積約1001平方米。三層台基生土芯直徑約28米，面積約323平方米。

城牆Q6、環道、和第二層夯土台基基礎皆使用小板塊錯縫法夯築。

環道呈半圓形，環繞台基。由台基東側路溝和台基南、西側的路基構成。環道西部接在城牆Q6上。東部以路溝橫穿城牆Q6豁口。夯土台基大概有三層。

第一層台基呈帽檐狀，接在台基的東部。可能主要擔當由正東門、東南角門上台基的坡道作用。生土半月台屬於第一層台基，面向正東，很可能與東方祭祀有關。第二層台基呈半圓環狀，東、西兩頭接在城牆Q6上，基坑也深6米。第三層台基主要是觀測柱縫部分，在台基的東部和西南與第二層台基合為一體。台基芯主體由純淨黃生土構成，也以城牆Q6為依託呈半圓形。

第三層台基夯土擋土牆內側那11個夯土柱以及10道縫，經解剖後發現是在弧形夯土牆基礎面上，按照特殊需要人工挖出來的，殘深6釐米~10釐米。基礎牆深2.6米左右，至第三層台基南部結束，此處已無日出觀測意義。夏至縫柱建築基礎則設置在第二層台基的基礎上。所有12道觀測縫，均可站在一個觀測點望出去看到對面崇峯（俗稱塔兒山）上的某個點，由此點的日出制定一個太陽年的“地平歷”（或稱定點歷）。經我隊近一年的實地模擬觀測，這些縫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共計20個陶寺文化使用的重要節令日出。台基西南、西北部沒有發現觀測日落用的夯土柱縫遺蹟。

最重要的發現是陶寺觀測點夯土標誌，它位於第三層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該夯土遺蹟共有四道同心圓。中心圓面直徑25釐米，二圈同心圓直徑42釐米，三圈直徑直徑約86釐米，外圈同心圓直徑145釐米，基礎殘深26釐米。第二、三兩道環皆為柱狀，垂直上下。天文史學家基本認同該遺蹟與天文觀測有關。我們認為它可能同時兼有祭祀功能。

陶寺遺址考古工作，從城牆、宮殿、王級大貴族墓葬、觀象與祭祀建築、大型倉儲等一個要素方面，不僅為世人揭示出中國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一個上古時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標本，在以考古證明“堯都平陽”方面又躍進了一大步。陶寺觀象台的考古發現引發了國內天文史學界的研究熱情，在國際天文學界已引起了熱切關注，英國《自然》雜誌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國天文學雜誌《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期及時報道了陶寺觀象台考古發現的消息。中國科學院天文史學家席澤宗院士稱陶寺觀象台的發現是中國考古天文學的真正開端。（考古學家何努）

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考古發現與夏文化研究

王城崗遺址位於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鎮西部。這裏是潁河流經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遺址在潁河與五渡河交匯的台地上，東部為五渡河，南部為潁河，遺址南眺伏牛山餘脈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嶽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嶺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崗遺址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經進行過發掘，發現了東西並列，總面積在一萬平方米的兩座小城。當時，發掘者提出，該城可能是文獻記載“禹都陽城”的所在。但是，由於城的面積過小，沒有得到學術界的認可。2002年~2003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遺址周圍龍山文化遺址的調查”專題組，2004年~2005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崗遺址的年代、佈局及周圍地區的聚落形態”專題組在告成八方王城崗遺址展開調查、鑽探和發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來發現的小城以西，發現一座帶護城壕的龍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這座大城北城牆殘長約350米，殘高0.5米~1.2米，復原長600米；西城牆復原長度為580米；東城牆和南城牆的長度復原後分別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較好，長約620米，寬約10米，深約3米；西城壕僅保存西北角，殘長約135米，寬約10米，殘深1.5米~2米，復原長600米；大城的東、南兩側利用了自然河道作為城壕。復原後的大城總面積可達34.8萬平方米，是在河南發現的龍山文化晚期規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內，發現大面積的夯土遺蹟和龍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遺存。

關於王城崗大城與原來發現的小城的關係，小城位於大城的東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處的夯土城牆，可知大城的年代晚於小城。從對兩者的包含物比較後可以初步認為，小城的使用年代是王城崗龍山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大城的使用年代屬於王城崗龍山文化第三、四期。從王城崗小城與大城的位置看，當時人對王城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規劃的，即先建小城，後擴建大城。大城和小城是否有功能上的區分或不同，是我們應在以後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

考古資料顯示，這一時期先後有兩座小城和一座大城存在並可能被同時使用過。聯繫到歷史上夏的鯀、禹、啓的傳説多集中在這一帶，遺址附近曾出土戰國時期的“陽城”陶文，可知該地區戰國時期稱為“陽城”。小址開始被使用的時期為河南龍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略早於公元前2000年，我們認為，它有可能是禹的父親鯀“作城”有關，而興建年代略晚於小城的大城有可能與“禹都陽城”有關。

在夏文化研究中，雖然還存在許多問題，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識和獲得了重要進展，如：歷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質文化遺存應該到考古學文化中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中去尋找，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於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7世 ^[1]  紀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上述考古發掘和夏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對王城崗遺址考古新發現與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應有足夠的認識和估計。

新發現的王城崗大城，已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和重視。隨着此項考古研究工作的繼續，王城崗城址的“禹都陽城”説將會得到新材料的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時對王城崗城址的性質和其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認識會不斷深化，它必將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難得的重要資料。

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發佈會，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表示，探源工程研究團隊以考古資料實證了中華大地5000年文明。 ^[8] 

“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的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採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重大科研項目。探源工程實施期間，調動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各項學術資源，融合了不同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深度發掘了不同學科的潛力。國家文物局與科技部一起，通過下述創新組織管理方式，保障項目順利實施。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巍介紹説，中華文明探源實施的十幾年裏，考古研究所在浙江餘杭良渚遺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陝西神木的石峁遺址，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這幾個重要的、距今5500—3500的都邑性遺址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和發掘，並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首先是位於浙江北部的良渚遺址是修建於大約5000年前，這個遺址是在沼澤上修建的，為了防止北邊山洪對城的侵害，在修建之前先動員人力修了一個長3.5公里，寬度10幾米的巨型水壩，或叫水利工程。據水利專家研究，這個水壩除了具有防洪的功能外，因為有高壩、低壩，還有的是根據不同水位蓄水灌溉，是一個水利工程。後來，在作為城的中心部位修建了一個630米長，450米寬，高10幾米的大型土台，這個土方量大約200多萬立方米，都是用草包泥從別的地方運來修建的，在這個高台上是高等級建築，面積在200、300，最高到900平方米的大型建築。

圍繞這個高台又修建了長1900米、寬1700米的大型城址，大約300萬平方米。城牆寬、牆基寬都是40米-60米。由於在沼澤上，先要從別的地方運來大量石塊作為基礎，然後從別的地方運來黃土進行修建。我們最新發現表明，在內城外面又有一個更大的，大約2600米長，寬更大規模的城址。這樣總的工程量，據初步估算是1200萬立方米。據初步估算，這樣的工程量如果動用1萬個勞動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長時間。能組織這麼大規模的人力，來進行這麼大規模的工程，如果僅僅是一個部落或者一個聯盟是不可想象的，應該是動員了相當廣闊地方的人力。

王巍説，除了高等級的宮殿之外，高等級的墓葬也在祭壇上修建。一個墓裏往往有上百件隨葬品，尤其是有製作精良的玉琮玉璧這樣和宗教有關的玉器，和製作非常精緻的武器——玉鉞，甚至有的短柄鉞上下還有玉質裝飾，顯然是軍事指揮權利的象徵。

所以我們説這是一個階級分化相當嚴重的社會，這是一個產生了權利、產生了王權的社會，所以我們認為，應該以這個為代表，在長江下游地區，距今5000年已經進入了古國文明的階段。這是一個例子。

王巍表示，另外是在中原地區，比如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分別發現了面積在280萬乃至40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這些城址內社會分化嚴重，高等級的建築周圍有高高的圍牆圍繞。大型墓葬不僅製作精美，還有表明等級身份的軍事指揮權利的鉞，表明權利的構成已經相當的嚴密，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等級的制度。

像這樣的社會，顯然不再是原來我們認為的部落聯盟，應該已經進入到國家階段。而且，陶寺遺址發現了冶金術應用的實例，發現了最早的空腔銅器，能夠確定為文字的材料。

王巍表示，依據這幾個巨型的城址，以及他們穩定的控制範圍，以及之間發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初步結論當時的社會整體上雖然還沒有形成王朝，但是應該進入到王朝之前的古國文明的階段。 ^[3] 

2022年5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繫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篳路藍縷，跋山涉水，走過了不同於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 ^[5]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堅實的考古材料和綜合研究成果證明，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實可信的歷史。 ^[10]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使國人和全世界炎黃子孫得以瞭解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瞭解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實的歷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華文明豐富內涵、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作出的重大貢獻，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階段首席專家王巍） ^[26] 

2023年5月，在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山西運城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入實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察時強調。

總書記提到的“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這一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對中華文明探源這一重大工程，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重視。他強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裏來的,要到哪裏去,想明白了、想對了,就要堅定不移朝着目標前進。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次次將目光投向深邃的中華文明歷史的深處。 ^[29] 

12月9日，國家文物局舉行新聞發佈會 ^[28]  ，介紹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並回答記者提問。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羣出席發佈會，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陸進主持發佈會。

李羣介紹，“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以田野考古為基礎，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多學科聯合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自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階段實施以來，進一步擴大了研究的時間、空間範圍，圍繞浙江餘杭良渚、陝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29處核心遺址，在深化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整體認識的同時，聚焦關鍵時間節點和重大事件，精心設計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發佈會上介紹，大約從距今約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可將從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劃分為古國時代和王朝時代兩個時代，其中古國時代可進一步細分為三個階段，古國時代第一階段為距今5800—5200年前後，古國時代第二階段在距今5200—4300年前後，古國時代第三階段大體相當於距今4300—3800年前後。牛河梁遺址新發現9座台基構成的大型台基建築羣，焦家遺址新發現目前黃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良渚遺址外圍新發現近20條水壩，陶寺遺址新確認一處目前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築，石峁遺址發現皇城台轉角浮雕與貴族專屬墓地，二里頭遺址中心區新發現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誌，初步摸清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分佈範圍和內部結構等。與探源工程第四階段的認識相比，對古國時代文明內涵的認識更加深化。

探源工程第五階段實施以來，多學科協同研究不斷推向深入。年代學研究重點解決了石峁遺址皇城台、內城、外城空間佈局的年代，並針對山西興縣碧村遺址的白灰地面開展測年方法研究，填補了國內技術空白。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以及穩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協同研究顯示，距今7000年以來生業經濟反映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中原及北方地區顯示出明顯以粟為主，黍、大豆、水稻為補充的混合型農業生產體系。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發現的重要水田遺蹟表明不同的稻作農業模式與早期複雜社會結構存在共生關係。針對手工業方面的研究發現，大約在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手工業生產技術發生了質變。目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的許多工作還在進行之中，未來國家文物局將會同有關部門，繼續推進、深化探源工程。

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司司長金瑞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執行專家組雙組長之一、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張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執行專家組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懷穎，圍繞第五階段中心聚落、二里頭和三星堆遺址的新發現和研究，多學科合作進展及加強研究成果的宣傳闡釋傳播等回答記者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