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教育界

該刊旨在廣泛探討新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學方法、以使“教育普及於全國”、“文化深入於民間”。

刊載內容包括教育理論、教學經驗、國內外教育新聞等。刊物設有專論、譯述、調查、討論等欄目。

“專論”欄目主要刊發國人對當前教育中的問題的意見與建議的文章，討論國內外教育與心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刊發一些當時教育上有影響的文章，如舒新城的《考試與文憑》、傅葆琛的《對於中國鄉村教育建設的一點意見》等。“譯述”欄目刊發國人翻譯歐美與日本一些教育家的文章，將國內最新的教育理論和理念介紹給國人，拓展國人的視野，如《各教科目之主眼點》、《家政學對女子教育之關係》等譯文。“調查”欄目主要刊發國外各類教育的實施狀況，如《德國教育界之近情》。後來增加了些國內的學校教育調查，如《參觀南通博物院》、《吳江學校參觀記》等報告。“討論”欄目主要是提供一個供教師、學生與各界人士就教育與教學中的疑難問題進行溝通的平台，刊載一些文章討論教學上容易出現的問題。此外，該刊還刊登一些近來教育部出台的教育政策以及最新的國外教育信息。

《中華教育界》在眾多的近代教育期刊中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刊物創辦時間早，發行量大，刊登許多有價值的教育文章，傳播了新式的教育觀，影響了一大批教師和學生。 ^[1] 

之時，適值“國基方才奠定，政體突然變更”，本着“為民國服務”的宗旨，廣泛探討新興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政策、教育設施和教學方法等。該刊前期，在內容上，形成了教育評論,教育論著,中小學教育研究,國外教育譯述,國內外教育新聞等比較固定的欄目。每期還附有數幀校舍或是學生活動的彩色插頁。

1937年 8月，刊物出到第二十五卷第八期時，因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而停刊。1947年 1月復刊,由《中華教育界》雜誌社編輯, 舒新城任社長。此後，該刊便致力於“教育普及於全國，文化深入於民間”以及傳播新的教育學説和方法，除介紹資本主義國家教育理論和經驗外，也介紹當時蘇聯的先進教育理論與實踐經驗，提倡科學教育、電化教育以及衞生與健康教育、生活教育等。同時，對中國共產黨解放區先

進的教育經驗也作了傳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因中華書局業務方向改變，該刊於1950年12月停刊。

1926年10月，芮良恭在《中華教育界》發表《私塾問題》一文。

作者認為:當今私塾數量很大，廣東有千所;南京有540所;江寧縣有540所。學生1萬餘人。小學只46所，學生5000餘人。因此，"應從實際改良私塾，以濟學校之窮"，亦有助義務教育之推行。

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芮良主張要從舉辦塾師補習學校、塾師養成所、塾師講習會，改訂課程，添置設備，巡迴指導等方面入手改良私塾。

1925年8月，據《中華教育界》統計，由於連月來全國各地爆發的罷工、罷課、罷市風潮引起各地大中學校大半停課。許多學生認為從軍更有益於國家。天津、湖南、湖北等地教會學校學生和日本人在東三省所辦學校的中國學生紛紛退學學生約2000餘人，湖南雅禮、福湘二校學生全體退學。各地退學學生從軍者甚多，甚至有的中學全班學生從軍。私立大學招生時，報名者不及往年踴躍。而軍校投考生增多。

1931年7月，《中華教育界》第一期發表中央大學趙敦榮《為小學教師生活問題告當代教育家》一文。文章説:辛勤勞苦之小學教師"每日懷温飽之憂，終年為生計所迫，啼飢號寒，情同嗷嗷待哺之難民"。於是，小學教師不得已而改業，或兼差兼課，"小學教育之危機即深種於斯。小學教師生活"非常可憐，同時也很寒心"。江蘇許多縣欠小學教師薪俸3至5月不等，鹽城竟欠薪9個月。蘇州市立胥江小學教員孫信良、單鼎寰等"每日課後習拉人力車，以維生活”。江都小學教師因欠薪已達8個月，

1931年7月《中華教育界》刊登陶知行(署名何日平)的《中華民族之出路與中國教育之出路》一文。

陶知行在該文中提出: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後，主要是由於人多;科學不發達;社會不平等。減少人口是中華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國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國現代教育者之最大責任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創造富的社會，教人建設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舉了人口數與生活狀態的關係之後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線或創造線(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致因窮忙而埋沒，沒有餘暇研究高深學問;才能發現更有效之生產技術而創造更富裕的社會。

1931年8月，《中華教育界》發表署名文章。作者認為，教育的病象其最嚴重而緊要者:第一是抄襲;第二是空虛;第三是敷衍。

中國三十年來的新教育，其開始也如此，還是如此，學制的變更是抄襲，宗旨的改換是空虛，一切的設施是敷衍。因為抄襲，言之不得邊際，行之不得着實;因為敷衍，辦理失其真意，改革在其枝節"。文章認為，教育失敗"根本原因就在從事教育者沒有教育全部的知識，因而未能認清其內容，瞭解其功能，以致盲目抄襲，隨意亂動，而形成教育之危機，這就是中國教育的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