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攝影學社

《中華攝影雜誌》(3張)

中華攝影學社”（簡稱“華社。），是我國旱期較有影響的攝影團體。1926和1927年，光社的發起人陳萬里和黃振玉，先後來到上海。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天馬會”，在1927年舉辦第8屆美術展覽，特闢攝影部展出攝影作品。陳萬里和上海攝影家郎靜山等都送攝影作品參加展出，在展出期間他們交談了北京和上海攝影活動的情況，開始醖釀在上海組織上海攝影團體，舉辦攝影展覽。黃振玉是郎靜山的同學，早年同在上海南洋中學向李靖蘭老師學習攝影，也參與謀劃此事。為了解決經費和展覽場地等問題，他們找到了張珍候，胡伯翔和《時報》主人黃伯惠等人商議，由於他們都是熱衷“此道”的人，一拍即合，1928年初，由郎靜山、胡伯翔、張珍候、陳萬里、黃振玉、黃伯惠等聯絡各報社和攝影同仁，協商決定成立攝影團體，由胡伯翔提議定名為“中華攝影學社”，簡稱華社。 ^[1] 

《華社簡章》開宗明義的規定：“本社以研究攝影藝術為宗旨。”並公開徵求社員。建社不久，就有丁悚、王大佛、左庚生、朱壽仁、邵卧雲、祁佛青、周劍橋、胡伯洲、錢景華、陳山山、蔡仁抱等參加華社為社友。社址以山東路靜山廣告社為通訊機關。在胡伯翔的主持下，華社選舉了祁佛青、胡伯洲為書記，郎靜山為會計，丁悚為交際，邵卧云為庶務，由他們處理日常會務活動。

中華攝影學社(5張)

華社的社友，主要服務於報界和商界，不同於光社成員主要來自學界，所以雖也舉辦“學術研究會”，但為數不多，攝影創作也以分散活動為主。它的主要活動是以4次舉辦攝影展覽而名震一時。與光社不同，華社的影展除第1屆外，都廣泛徵集攝影作品，而不限於華社社友。參加第2屆影展而非華社社友的作者就有北京光社的劉半農、吳輯熙、鄭穎蓀；廣州景社的潘達微，常熟樂社的陸禎芝，香港的李崧，上海的黃秋農、林雪懷、郭錫麟等幾十人；松江華亭攝影會則以團體名義加入影展。從第2屆起，每次影展，華社都在報刊上公開向全國徵集攝影作品，只規定放大的尺寸，在評選時對社外的作品還略有照顧，“因為該社為絕對的公開，招納之社外作品，容有一二平庸之作，摻雜其同，顧尚無傷大體。”這對擴大攝影隊伍，鼓勵和培養攝影新人，促進攝影藝術的繁榮，都是非常有益的，如後來的攝影名家陳傳霖、盧施福、吳中行等，都在第3第4屆影展中初露鋒芒。華社影展不僅接受全國各地攝影組織送展的作品，而且接待各攝影團體的代表，其中包括外國攝影組織的代表（如日本光畫社的代表武美田）共同切磋影藝。第4屆影展時，美國名攝影家葛司登（Gaston）到會參觀，“於華社作品，深為讚美，對於邵卧雲、郎靜山、朱壽仁、胡伯翔尤為佩服，葛氏觀畢、立回寓所，出其精品九幀，送會陳列”。可見華社影展開放的程度，即使是外國人，只要作品精美，也可隨時加入展覽。另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華社影展的作品質量，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1] 

華社是一個鬆散的開放性的組織。但是，由於“該社諸君雖抱發揚東方藝術，提高生活興趣之偉詣，但欲入會者，須將作品在展覽會中陳列多次，對於攝影術有相當研究，而尤須有高尚品格，故持嚴格主義。”這種近乎關門主義的態度，使華社1929年只發展了郭錫麟、陸禎芝兩位社友，1930年也只吸收張麗雲、莫天祥兩人入社。而多次參加華社影展的攝影新秀如陳傳霖、盧施福、吳中行等，則遲遲未能入社，後來成為著名的黑白影社的發起人和中堅分子。而華社則因逐漸失去活力而在無形中慢慢消散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