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

該書由“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兩個方面的內容構成，前者重在“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理論建構與探討；後者從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角度對中國文學史研究和少數民族文學學科諸多問題的檢視與反思性探討。該書具體涉及中國文學史書寫、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各民族母語文學“不在場的在場”、中國歷史哲學轉型、世界多民族文學處境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啓示等實踐與理論問題；在微觀上，深度探析了中國文學的時間、空間、中國文學史的基本屬性、制約中國文學史寫作的諸多深層原因，在宏觀上探討了中國多民族文學的基本特徵、走向以及各民族文學的互動關係。 ^[3] 

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體文學史觀”、文學史的“長河意識”“博物館意識”“回到文學史的現場”等觀點的提出，從諸多角度豐富了傳統文學史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領域，也較以往更深刻地認識到了各個民族文學遺產的寶貴价值，推出了一大批令世人耳目一新的成果。這些成果不僅補救了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蒐集、研究等方面的重大缺失，也使學術界對各民族文學有了全新的認識。《民族文學研究》從2007年第2期開始，開闢了“創建‘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筆談”專欄，從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重要性、中國文學史寫作中多民族文學史觀的缺失、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下文學史寫作的方式和可能等多種角度，對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展開了廣泛深入的學術討論。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提出，為科學、客觀、歷史地認識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標誌着中國文學史觀的重大轉變和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全面轉型。然而，文學史觀念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在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指導下，編寫反映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學歷史的《中國文學史》或《中華文學史》則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基於此，《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對這一主題展開了研究。 ^[4] 

該書重要觀點有：1.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國家為少數民族文學的發生，提供了制度環境並建構出少數民族文學這一概念；在國家一體化的格局中，對各民族民間文學資源進行了蒐集、整理，並按新的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對各民族民間文學資源進行了價值重構。與此同時，國家一方面通過編寫各民族文學史，將少數民族文學知識化；另一方面又通過國家學術機構的建立、高等院校中少數民族文學專業及相關課程的開設，將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化，從而確立了少數民族文學在國家社會科學中的合法性地位。但是，在少數民族文學知識化和學科化程度不斷加深和拓展的同時，少數民族文學無論作為知識還是作為學科，卻走向封閉和被邊緣化。由少數民族文學到多民族文學，特別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提出，就是要解決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以及與中國文學二元分立的問題。

2.作為中國多民族文學重要特徵的多民族母語文學創作，在中國文學史中一直以“不在場的在場”的方式存在，文化窪地效應的放大形成的單邊譯入（漢語文學作品→其他民族語言）與文學權力的放逐所形成的翻譯的滯後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一個重要的現象是，許多母語作家跨語境傳播的意識已經覺醒，有的作家將自己的作品採取“同聲傳譯”的方式向漢語文學空間傳播，還有的作家，以“中國的‘X’民族作家”（如中國的蒙古族作家）的雙重身份認同的方式，穿越漢語，將作品直接輸送到世界文學空間。後一種傾向值得人們警覺。

3.多維的文學史觀和多元的文學史書寫，是當代中國歷史哲學轉型的產物。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對中國文學構成的多元文明形態的關注、對不同民族文化的跨文化比較，對中國多民族現代國家屬性的重視，同樣是中國歷史哲學轉型的現代化要求，其本質意義會影響到中國文化史、思想史的現代性構建。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信息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形勢下，東西方國家與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折衝也是一種必然趨向，確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思維方式，亦將有利於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堅持與守望中華民族的文化地位與文化利益。

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為多民族國家的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在多元文化主義、世界主義影響下，在對待少數族裔和不同語種文學、不同地方文學上一直採取開放而謹慎的態度，這為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進入中華文學史提供了有益的參照。少數族裔文學不僅不能被忽視、遮蔽，相反，作為國家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少數族裔文學地位、價值的確定和承認，也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它有助於國家認同，增加國家的文化實力和軟國力。 ^[3] 

李曉峯，1962年生於內蒙古赤峯市，現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副會長，國家民委“領軍人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大連民族大學教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