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曾根康弘

中曾根康弘，1918年5月27日出生於羣馬縣一個富裕的木材商家庭，母親姓中村，是一個基督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女性，對他有很大影響。1941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進入日本內務省任職。後任東京府事務官、香川縣警務科長，1942年應徵入日本海軍任主計中尉。開戰的時候是在南方艦隊的青葉號巡洋艦上，至日本戰敗是長門號戰列艦的主計少佐。經手過70萬日元鉅款的軍用劵，參加過爪哇海戰和萊特灣大海戰，他的軍校110個同學中戰死22個。而他卻在戰後帶着一個妻子（他同學的妹妹小林蔦子）回到了家鄉。海軍的經歷對他的世界觀有決定性的影響，還給了他寬廣的人脈，即使戰敗他仍對海軍充滿自豪感。以後任內務省軍需事務官，香川縣警察科長，東京警視廳警官等職務，調查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狀況。1947年他放棄了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懷着籍慰戰死者，必須衝上政壇的願望而開始政治生涯，他把自行車塗成紅色，插着日本國旗周遊全縣，聲嘶力竭的宣揚他的反對共產瘟疫的右翼主張，為爭取新近才獲得選舉權的女性選民的支持，甚至隱瞞了已婚的事實，靠俊朗的外表挖去選票。當時右翼政客多被佔領軍當局整肅，但還是有很大的潛在勢力，在他們的支持下，他當選為國會眾議員，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國會議員之一。他當時是標準的反吉田茂的青年領袖，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發起國旗遊行運動，並親赴東京與大藏大臣和國税局長談判取消了農作物附加税。後來他認為，日本在戰後的反思中面臨着喪失傳統價值的危險。他給麥克阿瑟寫了一封長達28頁的公開信，批評美軍對日本的佔領，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是大膽之舉。麥克阿瑟在看到這封信後，將它扔進了廢紙簍。這一事件使得他成為了人們心中的一名愛國政治家，在以後的歷次選舉中，他都保持了議席，1949年任民主黨政調會副會長，在黨內鬥爭中支持蘆田均反對幣原喜重郎，1952年曆任改進黨政策委員會副委員長、宣傳、情報委員會委員長。1954年參與組建日本民主黨，任組織局長，借造船醜聞事件對吉田茂內閣窮追猛打，迫使吉田茂狼狽下台，被黨內的幹事長松村謙三稱之為“年輕的赤備武士”。1955年自民黨成立後任副幹事長，在黨內原屬河野一郎派。1956年鳩山一郎訪蘇成功，日蘇兩國終於恢復了外交關係。中曾根故意標新立異，在議會發言説什麼，他是“含着眼淚同意日蘇恢復外交關係，如果不是為了西伯利亞的日本戰俘和日本以後能進入聯合國云云·····”此言一出，招致一片反對之聲，成為自1940年齋藤隆夫反軍演説以後，日本憲政史上第二個被全文刪除發言記錄的議員。同年12月自民黨競選總裁時，他以在戰爭中失去弟弟和戰友為由，違背派系領袖河野一郎的意志，堅決不肯支持對戰爭負有責任的岸信介而投了石橋湛三的票。1958年任總務會副會長，1959年經河野推薦在第二次岸信介內閣科技廳長官、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1965年河野去世後在松村謙三等人支持下組成中曾根派“新政同志會”。成為最年輕的派系領袖。

中曾根雖然能力氣質在日本均屬一流，但他的優點在日本政壇卻沒有多大用處，日本政壇看重的是金錢和人脈，而中曾根派只不過是一個極盛時不過50名議員的小派系，無論他怎麼表演，黨內大佬都無動於衷。他經過一番苦思，打出了首相公選這張牌，搞起了羣眾運動，口號是首相情人皆由我選，一時之間搞得轟轟烈烈，中曾根更為不惜餘力，甚至隨日本科考隊赴南極時也不忘宣傳一下首相直選。但在日本政治現實下很快敗下陣來。這次事件後，他更注意佔領現實的陣地，即當大臣擴大影響。當有人問他的政治觀點是左還是右時，他有一句名言：“寒流和暖流交匯之處，必有豐富的漁場。”據説，他老師德富蘇峯的教誨，“識時務者應順天下大事，政治家不是救世軍，故不必拘泥於意識形態和既定概念，只要無妨大局，儘可妥協退讓”。1966年不顧自己一貫反佐藤的歷史，在佐藤榮作內閣任運輸相（1967～1968）、同年還擔任了由桂太郎創辦的拓殖大學的校長。他對他的追隨者説，他進入內閣是為了向對手捅刀子，但實際上他卻對佐藤言聽計從，以至於1970年如願以償的成為防衞廳長官，因其一貫主張修改憲法以重整軍備、上任以後首先前往前任們從未去過的北海道，與士兵們同吃同住，還破天荒的以防衞廳長官的身份乘坐T33噴氣戰鬥訓練機去北海道和九州視察空軍基地。任內主持修訂了第四次防衞計劃，首次提出了“自主防衞五原則。”具體計劃在1972年開始的五年內，使軍費每年遞增30多億美元，把日本海變成日本湖。這一連串的行動，使媒體將其稱之為咄咄逼人的鷹派，蘇聯和中國一致批評佐藤內閣及中曾根企圖復活軍國主義。

1971年出任自民黨三要職之一的總務會長職務，獲取了任首相的重要資本。1972年的自民黨總裁競選中，他不顧重用他的前首相佐藤的囑託和家鄉人的期盼，出人意料的以恢復日中邦交為條件，支持比他大一歲的田中角榮而反對同鄉福田赳夫，使53歲的建築公司老闆出身的田中戲劇性的登上了首相寶座。中曾根這一變節行為不但又一次使政界人士瞠目結舌，更令本以為穩操勝券的福田惱羞成怒，大罵中曾根是風向雞，風往那邊吹就往那邊倒。更驚險的是，他在家鄉也差點落選。在為期兩年半的田中角榮內閣中，他擔任過重要大臣國際貿易與工業（1972～1974）等部門要職。洛克希德事件爆發後，中曾根迅速反戈一擊，和田中劃清界限。隨之而來的福田派和大平派對立，另一小派系領袖，素有清廉之名的三木武夫繼任首相，中曾根當上了被視為首相敲門磚的自民黨幹事長，好景不長，勢力小而又非要查清洛克希德案的三木，終於惹惱了福田、大平、和田中三派而下台。而和三木結盟的中曾根則被扣上貪污受賄，偽造政治資金報表等罪名。遭此重創的中曾根淚水漣漣的向本派議員表示，只有辭官將來才能復出，跑到日本各地去躲了一年，美其名曰體察民情和充電。1978年11月，韜光養晦一年多的中曾根正式出馬競選自民黨總裁。儘管他為了這次全體黨員直接投票選舉而深入地方甚至邊遠山區，甚至於和農民、漁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孩子們的遊戲，還是因勢力懸殊，得票居於大平和福田之後。此後，中曾根先是與三木和福田結成反主流派，後又在在野黨提出對內閣的不信任案時，拋開反主流派，轉而支持田中，大平派，風向雞的綽號又被叫響。1980年6月大平正芳首相突然病逝，他有田中派的支持，自認應該能入住首相府，輿論對他也很看好，但鈴木善幸靠着大平死於任內的光，玩悲情成為新首相。他這回認定了主流路線，擔任內閣行政管理廳長官。宣稱“拼上政治生命也要進行行政改革，”併力請財屆首腦，曾任東芝公司總裁的土光敏夫出山，擔任第二屆臨時調整委員會長，目標也很明確：整頓臃腫的機構和解決財政赤字，加強地方自治，給民間放權。在這個位置上，中曾根一開始就顯示出“與鈴木首相共患難。行政改革成功了，功在首相，失敗了責任在我”的高姿態。在任內，確實四處奔波，恪盡職守，博得黨內外的好評。1982年11月鈴木突然引退後，自民黨四巨頭中曾根，河本敏夫、安倍晉太郎，中川一郎協商的結果是，福田當總裁，中曾根當首相的折衷方案，被中曾國根斷然拒絕，他有田中，鈴木兩派的支持，人數上佔優勢，還在國有鐵路和電信電話公司民營化改革及在不增税下重建財政體系等政績，自然不肯退讓。11月20日，日本電視台採訪中曾根，單刀直入的問：“人們説你是風向雞，·····”早有準備的中曾根迅速回答，“得此綽號，不勝榮幸。作為政治家，就是應該及早查知世界風向，以便制定政策。”11月24日總裁選舉開票，他比第二名河本高出一倍，當選已成定局，1982年11月出任首相。成為三角大福中五位干將中最後一個成為日本首相的人物。他喜極而泣，只説了一句話“真有千山萬水之感呀······”就掩面而泣，讓淚水流了足足兩分鐘，多年來追隨他的議員幾乎都是第一次看到中曾根流淚。這個自稱名字為德川家康和弘法大師結合的男子最終攀上了日本政壇的頂峯。 ^[3] 

在幾乎經歷了內閣和自民黨內所有重要的職位之後，中曾根於1982年起就任並蟬聯日本第71、72、73屆首相，共計執政1806天，是繼吉田，佐藤之後日本戰後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長命政權之一。應該説，在當代日本政壇，無論是外在形象與內在氣質，還是任內政績與任後影響，鮮有出其右者。其高大俊朗、侃侃而談的個人魅力不僅在日本政界顯得卓爾不羣，而且聲名溢出了國界，被公認為日本最“國際化”的政治領導人。中曾根與羅納德·里根、撒切爾夫人和胡耀邦均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人們還記得，1983年的威廉姆斯堡八國首腦峯會上，在拍紀念照的時候，中曾根堂而皇之地站在了美國總統里根的身邊，甚至比“鐵娘子”撒切爾夫人離里根還近。這個精通英文、與里根互以暱稱相喚的日本人，其實是以這種強勢的姿態向國際社會表明：“日本要成為西方成熟的一員，平等的夥伴。”

在政治上他強調日本要以同經濟大國相稱的政治大國地位參與世界事務，在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下對戰後政治，經濟和外交中懸而未決的難題開刀，積極主張修改憲法和《國家機密法》，但受阻未果。他説什麼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財閥等等都是戰敗國的政治後裔症，他的職責是使國民恢復對國家的信任，恢復國家的尊嚴和責任。他公開説日本要在亞洲和太平洋發揮領導責任，要迎接日本世紀的來臨。

在防衞問題上他重視與美國的全球戰略，突破了三木內閣時期制定的防衞費佔國民生產總值1%的限制，積極分擔義務。主張1000海里防衞權，戰時封鎖三海峽，封鎖蘇聯太平洋艦隊。日本海上自衞隊的實力躍居世界第三，反潛能力世界第一。

在外交上他主張日美關係是外交基軸，同時強調日美是平等的夥伴關係，平等互利解決日美經濟摩擦及其雙邊問題，對蘇主張不能受雅爾塔協定的約束，歸還北方四島是締結日蘇和約的先決條件，他放棄了前任首相的唯唯諾諾，在一次多邊峯會上，以一個高調的姿態，公開支持里根政府在對抗蘇聯上的強硬立場，立即贏得了里根的讚賞。他1983年1月1日成為第一個正式訪問韓國的日本首相，和韓國全斗煥互相對唱對方國家民歌已拉近關係。還用40億美元解決了日韓間的經濟援助和軍事合作問題，形成了日美韓三國同盟的格局。他主張發展日中經濟合作和友好關係。1983年邀請胡耀邦總書記訪日，1984年訪問中國，和趙紫陽總理會談。並宣佈5年內給中國4700億日元的低息貸款。

1985年，中曾根成為第一個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在任首相，引發了中韓的強烈抗議，並直接構成了中國1986年學潮的導火索。他還在光華寮案上推脱責任，嚴重損害了中國政府的權益。1986年他的內閣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公開説：“我不認為東京審判是正當的”，“南京大屠殺和廣島市原子彈爆炸哪個規模大？“所以，必須要重新考慮東京審判的性質和意義。”

在經濟方面他解決了國營鐵路民營化問題，成功的將原來的日本國有鐵路公司分割成七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日本電信電話公司，並上市發行股票。這兩個企業很快就扭虧為盈，而且在國有鐵路部門的40萬職工中，分流下崗了22萬人大都是社會黨系統職工，這也是一場政治上的勝利。針對日美經濟摩擦和日元堅挺，他制定了《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剛要》，在税制方面欲引進大型間接税。

在任職期間，1983年在自民黨大選中議席未過半數的危機中，他巧妙地採取聯合新自由俱樂部的手法渡過難關。1986年7月參眾兩院同時選舉中自民黨獲得了300席的空前優勢，輿論譁然，稱55年兩大政黨體制已為86年一黨獨裁體制所代替。後來因急於求成“銷售税”而引起各界強烈不滿，“銷售税法案”也由於在野勢力的聯合抵制而成為廢案，終於在1987年10月辭職。由竹下登繼任。

縱觀中曾根任首相五年間所作所為，儘管褒貶不一，但具備開拓性首相之才的評價卻無爭議。在其任內，提出修改和平憲法，國際化時代日本的歷史觀和國家觀，突破日美軍事合作及防衞限額，參拜靖國神社，提出戰後總決算，政治大國，國際國家等戰略、目標，都表明日本處於戰後以來重大時代轉化的開始。這一切都表示21世紀日本必須是中曾根政治的繼續。

下台以後成立世界和平研究所，他的愛好是繪畫、俳句和高爾夫。1988年利庫路特賄賂案事發後，因涉嫌遭到國會傳訊，後引咎退黨。其派系領袖職務由渡邊美智雄繼任。1990年以無黨派人士身份當選眾議員。海灣危機爆發後率自民黨議員訪問伊拉克，就解決人質問題與薩達姆會談。1991年5月復歸自民黨。1997年受大勳位菊花大綬章。1999年以-江藤隆美，中尾榮一，與謝野馨，村上正邦，佐藤靜雄構成的中曾根派和龜井靜香帶領的龜井派組成村上(江藤)·龜井派。中曾根成為最高顧問。2001年在森喜朗辭職後的總裁競選中反對龜井靜香競選總裁。

新世紀以來，中曾根的外交思路逐漸跟不上“接班人”小泉的急進步伐。2003年10月，小泉純一郎借解散眾院、提前舉行大選之機重組自民黨，並要求中曾根和另一位元老級政治家宮澤喜一“退陣”，以騰出眾院席位給小泉拔擢的年輕實力派“國防族”政治家。儘管在一番抵抗後，中曾根不得不讓出了議會的位子，但作為天生的、真正富於政治“自覺”的政治家，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是繼續以自己的形式，對日本政治，特別是面向21世紀的日本國家戰略保持着不懈的關注。

2019年11月29日，中曾根康弘去世，終年101歲 ^[4]  。

2019年12月3日，中曾根康弘的遺體在日本東京都文京區的一座寺廟被安葬 ^[6]  。

2020年2月25日，原定於3月15日舉行的中曾根康弘的葬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推遲舉行 ^[7]  。

在中曾根漫長的從政生涯中，留下了近50部著作。其中，出版於2000年6月的《日本21世紀的國家戰略》，是詮釋“中曾根流”政治理念和國家戰略的集大成者。在書中，作者檢討了“屹立於20世紀與21世紀分水嶺上”的日本包括“大東亞戰爭”在內的歷史，在此基礎上，對政治、經濟、外交、安保、教育和科技等關乎日本在21世紀命運的重大課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並提出了一整套戰略構想。

他曾説，天皇和教皇都是他最崇敬的偉人。日本實際上是以天皇家族為核心建立起來的政治體系，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維繫的大家族，日本正是因為有儒、佛等傳統的宗教意識，對天皇為中心的國家體制從未動搖過。天皇是大義名分之所在。1986年，他還搞了慶祝昭和天皇在位60年即位週年活動，對反對黨的質詢，他批評説：“對此持有異議的人，實際上是心存顛覆國家的企圖。”

首先，中曾根康弘認為，日美安保體制和東亞集體安全保障應當成為日本外交戰略的基軸。對於前者，隨着日本“普通國家”化進程的深化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調整，這種體制還有可能進一步強化。而對於後者，中曾根提出，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及以美國為中心的、在東亞地區呈放射狀的同盟條約網（日美、美韓、美泰、美澳）是維持東亞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基礎之一，正是這種安保網絡，構成了亞太經合組織及東亞各國間經濟合作的強有力的基礎。在中曾根看來，這種狀況就好像在歐洲，歐盟和通用貨幣歐元存在於北約的背景中一樣。他甚至設想，有朝一日，中國和朝鮮也會加入到這一機制中來。聯想到15年前，日本不主張“孤立中國”，並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宣佈解除對華經濟制裁，再次給中國經濟注射了強心劑，直接促成了中國向國際社會“迴歸”的史實，多少能感受到以中曾根為代表的日本鷹派戰略家在後冷戰時代的“統戰野心”。而對朝鮮，他主張加強美日中對話，給朝鮮以安全感，使其通過改革，儘早加入到“普通國家”的行列。從小泉上台後不久即啓動日朝邦交正常化談判，並通過六方會談客觀上釀成有利於朝鮮門户開放和社會轉型的情勢來看，中曾根設定的對朝統戰的“中期目標”遙遠歸遙遠，但並沒有偏離軌道。

作為日本鷹派保守重鎮，中曾根在上個世紀80年代，與美國總統里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德國總理科爾一起，共同構築了“保守主義”戰線，並承擔了其在東亞的一翼。以“星球大戰計劃”奉行對蘇強硬政策的美國里根政府要求日本成為其在遠東遏制蘇聯、在亞洲安全保障上起更大作用的同盟國。對此，中曾根深孚所望，在訪美之際，與《華盛頓郵報》女老闆凱瑟琳共進早餐時，竟有“日本是所謂不沉的航空母艦”的驚人發言，令世界輿論譁然的同時，卻輕易拂拭了美國心中因貿易摩擦等因素對日本的不信、不快，使日美關係再度升温。這等親美的姿態，直到10多年後才有小泉純一郎政府可與之媲美，但後者的疏遠對象卻不幸地由蘇聯換成了中國。

其次，對於關係到戰後日本將走什麼樣道路的改憲和行使集體自衞權問題，中曾根也不乏一以貫之的思路，用他在其回憶錄《自省錄——作為歷史法庭的被告》中的話來説：“我從日本剛剛獨立後的1952年起，就一向提倡憲法改正和自衞軍創設。”他反覆強調，根據政府對憲法的解釋，集體自衞權雖然是一種權利，但卻不能行使，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無論是日美安保條約，還是聯合國憲章，都承認集體自衞權。而作為日本政府自衞權論的思想基礎，就是要確保日本防衞時“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戰鬥力”，但何為“必要的最小限度”？其邊界並不清晰，“這種曖昧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憲法應當明確這種界限，規範地行文，正確地作出解釋，包括對行使集體自衞權條款的具體化。看一下日本最近的民調結果就會明白，對於這一敏感而複雜的問題，無論國際上反對、批判的聲浪有多高，事實上，改憲已然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剩下的幾乎只是程序和時間的問題。

最後，在已成為日本與鄰國關係中難以逾越的“惡障”的歷史問題上，中曾根的“檢討”與“反省”頗具代表性。他一方面承認過去的戰爭“是一場錯誤的戰爭”，另一方面卻從結果出發，為戰爭尋找合理化解釋，“從世界史來看，作為戰爭的結果，可以説以大東亞戰爭為導火線，在亞洲和非洲的獨立國家都急劇增加了……從結果論的觀點來看，或許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運動高漲，導致了獨立國家的劇增”。在談到“大東亞戰爭”前夕的狀況時，他認為：“人們曾對希特勒有過幻想。希特勒的思想哲學是膚淺偏狹的東西。而且希特勒從內心輕視日本。我想如果能冷靜地預測到德國和希特勒的失敗，就不會參加那次悲慘的戰爭了。”這裏，我們看到一種類似成王敗寇式的陰冷算計的背後，是歷史正義、道義立場的缺失，而這種貌似“冷靜的學術研究”的態度，正是典型的日本右翼保守的所謂“自由史觀”的寫照。

無疑，中曾根在日本核事故中有着無法替代的作用。二戰後的日本，沉浸在核恐慌中。日本電力短缺，所以一直需要一種有效的發電方法。當時的首相已經有核電的想法，但眾人不同意。直到中曾根出現，提出應該如何利用核發電的具體安全有效的方法：日本可以修訂一味依靠美國“核保護傘”的《日美條約》來進行有利於日本的核力發電。日本的核能利用正是從中曾根開始的。他甚至曾想過開發核武器。在日本成功擺平民意開始造核電站時，中曾根表示：可以全部照搬美國那一套。以至於慘劇的發生

中日建交中途夭折

中曾根康弘在回憶錄中特別提到了日本老資格的政治家松村謙三，松村謙三被稱為中日關係正常化的“掘井人”，和中國領導人陳毅、周恩來都關係良好。中曾根認為，松村謙三戰後很快從事並獻身於日中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事業，其實是有作為戰前政治家懺悔的意味。

佐藤榮作內閣末期的1971年，人們已經知道美國的基辛格秘密飛往北京，對日本衝擊很大。那時松村謙三已經重病卧牀，松村先生在病牀上説，“佐藤也可以去中國”。從當時的情況分析看來，不久美國就會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日本不能就那樣保持沉默，必須做與中國邦交正常化的準備，然而，日本卻在這一項上落後了。松村先生對此感到很焦急。

所幸，佐藤首相聽取了松村先生的意見。他經香港向中國派了密使，這一工作委託給了江鬮真比古，佐藤首相對江鬮説，“你現在做的工作要直接告訴可能成為新一代首相的三名侯選人”，江鬮因此把自己的秘密工作彙報給了田中角榮、福田赳夫和中曾根康弘。

佐藤榮作1971年9月託江鬮真比古帶給周恩來一封親筆信，想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和佐藤訪華交換意見，但由於當時日本與台灣關係不明確，建議被周恩來拒絕。據説佐藤後來又寫了一封尊重對方意向的親筆信，第二年4月轉到周恩來手中，6月江鬮真比古把周恩來的回信交給佐藤，然而，此時佐藤已經註定下台，中日建交計劃中途夭折。

1972年1月末，中曾根康弘集中派幹部舉行會議，認為與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是重大問題，能夠做這件事情的是田中角榮，要通過田中角榮進行。因此，派內幹部決定支持田中以後，中曾根康弘對田中説：“因為我不作自民黨總裁候選人，所以請你恢復與中國的正常外交關係。我已經和三木武夫和大平正芳三人約定，如果你不這樣做就不支持你。”

1972年自民黨總裁選舉第一次投票，田中角榮獲165票，福田赳夫150票，大平正芳101票，三木武夫96票。田中當時勉強答應中曾根和他的約定。但在田川誠一和公明黨的竹內義勝訪問中國之後，田中改變了態度，開始大力支持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海外領導人”這一章中，中曾根把周恩來稱為“中國的賢者”。1973年1月，他作為田中內閣的通產大臣訪問中國。這使他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第一個與周恩來總理會談的內閣成員。與周恩來總理會談分三次，共8個小時左右。有意思的是，中曾根當時雖然是作為通產大臣訪華，卻基本沒涉及貿易、經濟問題，而是和周恩來就世界安全保障問題各抒己見。

中曾根對周恩來説，“我雖然現在作為通產大臣訪華，但前不久還在當防衞廳長官，我們現在以蘇聯為假想敵建立防禦體制，並不敵視中國。”當時中國正在提倡反對霸權主義，日本也和蘇聯對抗，因此當中曾根説自己的觀點是日本應該和中國聯合後，周恩來非常高興。以此為引子，他們在探討東亞整體安全保障等前景的過程中，不覺間會談了三次。

“最後一次會談結束是在午夜1點，我要回賓館時，周恩來總理特意把我送到人民大會堂台階下面，並給我披上了大衣。中國的總理把日本的通產大臣送到外面並給披上大衣，這是很難得的。我因此感到周恩來這樣的人格魅力仍是表現了東方人的特點，歐洲的領導做不到這一點。法國總統希拉剋在我上車時只是出來揮揮手。”

周恩來1976年逝世後，中曾根訪華時見到了其夫人鄧穎超。1984年，鄧穎超對中曾根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對面有歷史博物館，那裏正在展示周恩來的遺物，其中的日記記錄了中曾根作為通產大臣訪問中國的情景。鄧穎超回憶説，周恩來當天晚上和中曾根結束會談後，回家對鄧穎超説，“他不久會成為首相”。

在中曾根眼中，中國另一位領導人鄧小平是“偉大的樂觀主義者”。他寫道：“與鄧小平的相遇讓人難以忘記，那是我當首相前，1980年4月訪問中國的時候……”在會談中，中曾根問鄧小平，迄今為止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麼，鄧小平回答説：文革的時候我被打入牛棚，那時也曾有自己已經完了的想法。然而，因為我本來是樂觀主義者，又改變了自己的想法，我確信愚昧不會持續永遠，只要有耐心，就能挺過去。

中曾根隨後又問鄧小平，他最高興的事情是什麼，鄧小平説，“討伐蔣介石，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那時作戰一切和預想的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高興的了”。解放軍渡江時鄧小平正是第二野戰軍政委。中曾根認為，鄧小平能夠這樣心直口快談他的回憶，從根本上是因為鄧小平認為中曾根和他一樣同是東方人，能夠互相理解。

談到台灣時，中曾根認為這是一個有深度的問題。他認為，中國至少在10年內要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對外採取儘量減少磨擦的政策，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2010年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在此之前中國不想把事情鬧大。

1964年，日本東京曾舉辦奧運會，1970年大阪舉行了世界博覽會，通過建設新幹線促進了經濟高速發展，中曾根判斷中國也正進入這一階段，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因此中國當前希望和平應該是基本路線。他認為：“中國每遇到事情總會強調一箇中國，如果遇到奇恥大辱或許會使用武力。但只要沒有這種事情發生，我認為台灣問題會基本維持現狀。以這種認識為前提，中日構築友好合作關係是明智之舉。而奧運會、世界博覽會以後的10年，即到2020年前後，中國追趕日本是目標，這10年很難預測，有必要認真研究。”

中曾根強調，他一直主張對台問題的五項原則：一、日本和美國要遵守與中國簽訂的條約和共同宣言，這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一箇中國”；二、中國説一旦有事時對台灣實行軍事戰略，但這並不是説實施軍事戰略，這樣是要申明徹底的和平統一；第三、不要有支持台灣“獨立”和加入聯合國等刺激中國的言論；第四、台灣和中國大陸恢復定期政治會議，重新舉行兩岸和談；第五、台灣承認“三通”政策，實現“三通”。他認為，日本考慮對華和對台關係時，應該牢記這五項原則。

2008年6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來華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日本日中青年世代友好代表團主要成員。

胡錦濤深情地回憶起1984年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的情景。他表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週年這個值得紀念的年份裏，當年參加聯歡活動的日本朋友們來華故地重遊，共敍友情，很有意義。

胡錦濤指出，中日關係正向着改善的方向發展，雙方一致同意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這一局面來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今後一個時期，雙方應該遵循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的原則認真落實雙方達成的共識，從雙邊、區域、全球3個方面加強協調和合作，不斷擴大共同利益，紮實推進戰略互惠關係，以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

胡錦濤強調，中日友好歸根結底是兩國人民友好，中日青年加深友誼，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希望所在。我們歡迎更多青年加入中日友好隊伍，希望兩國各界友好人士和友好團體再接再厲，為增進兩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相互瞭解和友誼、為推動中日友好事業深入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中曾根表示，日本青年代表團訪華期間受到熱情接待，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友情令日方代表團成員們深受感動。通過訪問，代表團成員們看到了中國的發展變化，更感受到中國人民同日本增進友誼、發展合作的真誠願望。代表團將把中國人民的真摯情誼帶回日本。他指出，中國和日本都是重要國家，發展日中友好關係對兩國和兩國人民、對亞洲和平發展都非常重要。我們將承擔起責任，為推進兩國關係作出努力。 ^[5] 

父親·松五郎（木材商）母親·去

哥哥·吉太郎，弟弟·良介戰死，昌吉病死

妻子·蔦子（元明治大學教授小林儀一郎の三女）

長子·弘文（政治家·外務大臣(麻生內閣）)

長女·美智子（雙河文吾妻子(律師雙河喜文的長子，原明治大學專務理事雙河喜一的孫子)）

次女·美惠子（渥美直紀(原鹿島建設名譽會長渥美健夫的長子，原大阪商船董事渥美育郎的孫子，兵庫縣武士家族渥美遂的曾孫)的妻子）原NHK廣播員。

中曾根康弘曾獲得大勳位菊花章頸飾。 ^[10] 

從中曾根康弘從政的起點上看，最終能夠登上日本政治權力的頂峯實屬特別，這當然首先應當歸於他自身的政治嗅覺與手腕。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有過一段被人稱作“牆頭草”的歷史。然而，中曾根康弘並非沒有自己的主張，在他羽翼豐滿之後，對內他積極推行行政、教育改革以及國鐵的民營化，對外則使日美關係達到空前的密切程度，此外在國家戰略問題上也有不少大的手筆，令世人對其刮目相看。由於他在日本政壇乃至國際社會上的空前活躍，自民黨特意為他修改了自民黨總裁不得連任三屆的有關規定，從而為他三次連任日本首相鋪平了道路，而他本人也因此獲得了日本皇室的菊花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