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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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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高等教育班系黃埔軍校的一個班次,簡稱“高教班”,是該校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於受訓的學員全部是中上級現役軍官,一般來説都具有一定的軍事學術水平和作戰資歷、作戰經驗,所以該班在國民黨軍隊中有它的特殊地位,在統一戰術思想、國防上也有它的特定作用。 [1] 
中文名
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
地    點
南京
受業期
1年
設立時間
1934年

目錄

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歷史沿革

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之後,蔣介石鑑於日寇之侵凌日甚,先事之備,圖之宜急,手令本校教育長張治中籌設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任命徐培根為主任,分期召集國民黨軍各部隊現職上中級優秀將校,集中訓練,定期為6個月。教育主旨,在劃一各部隊之教育,充實並增進各將校對於最新戰術之運用,以為整理國民黨軍隊、應變禦侮之用。該班於同年10月1日在南京成立,班址設於黃埔路馬標。第一期先以本校軍官教育總隊尚未卒業之第三、四隊及步兵炮隊各學員改隸高教班,番號仍舊,繼續授課,至11月由各部隊選送軍官將校入班肄業,於1933年5月2日畢業。第二期委任徐權為班主任,學術兩科採取陸軍大學教程,於1934年6月17日畢業,蔣介石親臨主持典禮,授給證書及獎品。同年10月繼續開辦第三期,於1935年8月畢業。同年10月辦第四期,以陳芝馨為主任,於1936年8月畢業。是年9月,任江煌為主任,辦第五期, 1937年8月畢業。辦第六期時,任範漢傑為主任。時值抗戰軍興,國民黨軍各部隊,所保送受訓之將校,莫不效命前驅,義無反顧,而本校亦正式西遷,班務因以中輟。迄1939年,校址既定成都北校場,業務有常,蔣命繼續恢復本班舊制第六期,任劉仲荻為主任,嚴嘯虎為副主任,所有受訓學員除指定由駐川康滇各部隊保送現職軍官將校編組教育外,並招考在鄉少校以上軍官一百名,於1940年6月畢業。繼續召集第七期,任孫元良為主任,受訓學員除由駐川康各部隊保送外,其他戰區部隊亦可保送,於1941年2月畢業。乃召集第八期,主任副主任均蟬聯之,於1942年1月畢業。仍由孫主任元良主持召集第九期,除由各部隊保送現職少校以上軍官將校受訓外,並奉軍委會核准由軍委會政治部保送中級以上政工人員參加受訓,於1943年3月畢業。蔣派本校教育處長陳素農兼任班主任召集第十期,受訓期經由軍訓部呈軍委會核准延長為一年,以充實教育內容。8月1日開課後,陳素農以業務繁忙為由請辭兼職,旋奉命劉伯龍為本班主任。後因劉伯龍調任教育處,蔣復令校辦公廳主任皮震為本班主任,嚴嘯虎副主任仍舊,召集第十一期,錄取全國少校以上軍官將校。
高教班從1932年開辦至1945年抗戰勝利時止,共辦了十餘期,每期受訓時間6—12個月不等,每期受訓學員五百人左右,總計畢業學員達六千餘人(含第一、二分校,防毒軍官訓練班及特訓班之高教班學員)。
高教班是每期由軍事委員會下令每師選送兩名,軍部一名,總指揮部及綏靖公署、參謀本部、軍政部、訓練總監部、各要塞司令部均一名。
當時,國民政府銓敍部規定,凡無中央允許的學歷(陸軍大學,中央軍校及各分校,步、騎、炮、工、通、交輜等軍事專科學校,保定軍校,東北講武堂,雲南講武堂,各外國的軍事學校等),一律不能任官受職,更不能充任校級以上軍官。中央軍校及各分校,雖然歷年來培養出大批軍官學生,但由於國民黨的部隊龐大和複雜,除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軍校每期畢業的軍官學生可以優先得到分配外,其他雜牌部隊是得不到的。同時這些雜牌部隊也不歡迎中央軍校及其分校畢業的軍官學生,認為軍官學生既不便於領導,且易於破壞自己原有的封建系統。
蔣介石根據中央軍校軍官研究班(後敍列為軍校高教班第一期)的教育經驗,用“拉過來”的辦法和較少的時間、經費,吸收雜牌軍隊中的中層骨幹,以期達到控制、同化雜牌軍的目的。所以高教班中除大部學員具有中央允許學歷外,還有一部分無學歷的學員,如高教班二期鮑剛(時任獨立四十六旅旅長),五期吉星文(時任二十九軍二一九團團長)等。蔣介石對每期學員都要親自點名,認識之後,他便不直呼學員姓名,而稱:王學員、李學員、張學員……以示親切。據聞鮑剛畢業時曾受到蔣介石召見談話,蔣問鮑:“你在高教班學習後,有何感想?”鮑原系西北軍方振武部師長,在反蔣戰爭中,作戰剽悍勇猛。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結束後,鮑部被蔣介石縮編為旅,鮑因出身行伍而受到黃埔系的歧視和排擠。如今蔣問他有何感想,他當即答稱:“現在有了高教班的學歷,以後我就不怕了,因為我已經是校長的學生,不會有人再排擠我了吧?”鮑之快人快語,卻使蔣啼笑皆非。但是鮑剛所言,的確是從內心發出來的,也説出了大多數學員的心情和思想。因為高教班在當時的軍界倍受重視,除了陸軍大學之外,要想提高學歷達到升遷,唯有進這個高教班了。1935年四川第一次整軍,郭汝棟的二十軍縮編為新編十六師,郭保舉該軍的兩名原任師長充任新編師長,他們同是出身於雲南講武堂,其中一位劉雨卿的學歷欄裏多了個黃埔高教班二期畢業,蔣介石審批時即圈定他任師長,當然還有郭汝棟力保的因素。 像黃埔一期的杜聿明、馬志超等人都在高教班學習過。
高教班學員入學資格、考試辦法等完全按照陸大模式辦理。所有受訓人員必須根據軍訓部規定的報到時間,攜帶保送單位的正式公文及本人的履歷表三份,直接向班本部教育組辦理報到手續後,即自行在校外等候高教班的統一公告。
1943年7月21日,第十期所有報到的學員,都到成都本校東門外去看第一榜:“下列各員所繳證件經審查合格,希於7月23日上午8時向本班教育組領取體格檢查表後,進行身體檢查為要。”第二榜是在身體檢查後仍在原處公佈結果,除患特殊傳染病、畸形、傷殘者不能接受教育外,一般都准許參加學、術科的考試。術科是考班制式教練,學科是考基本戰術、兵器、築城、交通、通信、政治等課程。考試時間為兩天。考場內排列單獨桌椅,各桌間隔50公分,試卷密封編號,答卷人不簽名。試場紀律規定:不準挾帶翻閲,不準偷看別人答卷,不準交頭接耳……監考官頗多,來回巡視,考場氣氛肅靜森嚴。7月28日第三榜仍在校東門原處公佈。凡錄取的學員,則按榜上編排的組別(連隊),於7月29日到各組報到。在報到時,除了按照組內規定填寫名冊外,並須向組內軍需室預交三個月到一年的伙食費,不足部分由校方補助。
以高教班第二、三期為例,學員原學歷畢業於黃埔軍校一至七期者佔50%,特准的、有戰功的行伍出身者約10%,其他軍校者近40%,文化程度是參差不齊的。高教班的級職差別,編組教育時形成也有所不同。如第一期是將校混編的。第二期則以將級編為第一組,上校編為第二組,中少校編入三、四、五組。到了第三、四、五期又採用混合編組,每期15個教授班。各組組長、副組長由軍長、副軍長者擔任,以曾任旅長、副師長者任班長及副班長。為了便於交流學術、作戰經驗、聯絡感情,後來各期均採用混合編組的方法。
在政治理論方面,關於總理(孫中山)遺教,總裁(蔣介石)言行,全部由本校聘請當時復興社骨幹賀衷寒、滕傑、劉詠堯、鄧文儀、劉建羣、胡軌等人擔任。政治經濟及哲學則由本校聘請金陵大學教授薩孟武、廖文奎等人擔任。
兵學理論方面,由本校聘請陸軍大學兵學教官擔任。教官有德國顧問古希將軍(歐洲戰史),黃家濂(日俄戰史),譚家駿(後方勤務),遊鳳池(兵要地理),朱昌、李賡鏗、吳石(大軍戰術)等。
高教班的學科雖由陸大主要教官兼任,但陸大隻講兵學、戰略、戰術的原理與應用,沒有術科。而高教班則採用德式術科,由本校德國顧問指導學習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野外勤務。陸大與高教班均是造就軍事指揮人才,前者側重培養參謀人才,後者則重視實兵,凡屬基層的營、連、排的練兵與兵器、築城、射擊、工炮兵的作業與實施,均在學習之列。所以在練兵方面也是高教班教育中的一門重點。當年的德國自動步槍、輕重機槍、加農小炮、迫擊炮等學員們都反覆實習過。高教班學員肄業時已是中上級軍官,畢業後參加各時期的戰爭,獲得升遷甚多,到抗戰勝利時,晉升高級將領達數十人。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