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或“中央文革”。於1966年5月設立，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是直接指揮“文化大革命”的機構。1969年中共九大後逐漸停止活動。

1964年7月，由毛澤東提議，成立了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一中央非常設機構，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1966年2月，針對日益升級的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並在會後起草了“二月提綱”，試圖將批判運動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之內，但後來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的標誌。會議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宣佈“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決定小組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副組長為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為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8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陶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8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中央文革小組下轄有辦事組、記者站、接待站、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等機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文革小組主管學術、教育、新聞、文藝等方面的事務。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規定它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此後一段時間裏，陶鑄、王任重、謝鏜忠、劉志堅、尹達、穆欣等人因受到迫害，相繼離開中央文革小組。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亂黨亂軍的行徑，但這些行為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從此，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原由周恩來主持的黨政軍業務合一的中央碰頭會，改為中央文革碰頭會。

1967年七八月間，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頭面人物和他們所支持的造反派頭頭，變本加厲地煽動羣眾組織之間無休止的爭鬥，鼓動奪取外交部的權力，發生嚴重的涉外事件，並煽動“揪軍內一小撮”。在此情況下，毛澤東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宣佈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進行隔離審查。

1968年後，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為黨的九大的籌備機構。1969年4月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成立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全部進入政治局。九大以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逐漸失勢，江青曾試圖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繼續興風作浪，受到毛澤東的阻止，中央文革小組停止了活動。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

中央文革小組是以階級鬥爭擴大化為主要內容的“左”傾思想嚴重發展的結果，它的設置和存在嚴重違反了黨章，給黨和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生活造成極大破壞和惡劣影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