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新聞七日報

《中外新聞七日報》是鴉片戰爭後香港英文《德臣報》上專闢的週末中文版。3月25日該報所刊《告白》稱：對“選譯泰西近事，於國政民情、兵刑工商諸大端，無不採取”，而於“中國近聞之尤關緊要者，亦復錄之不遺”;還強調説：“本館設報之意，原不圖弋利求本，惟欲中國士商益增識見，擴新耳目。”它廣登國際、國內和本港新聞，曾對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作過甚為詳細的連續報道。同年4月15日起開始有評論，載有《保民説》、《開煤礦論》、《金銀礦論》、《勸人從善論》等文。7月8日，刊載陳藹亭所撰《創設華字日報説略》一文，闡述其新聞觀點。1872年4月6日該報停刊，改出獨立發行的《香港華字日報》。

《中外新聞七日報》創刊於1871年3月11日（辛未年二十一日），主持者就是“西學巨擘”（王韜語）陳言（靄廷）。從此以後，《德臣報》（TheChinaMail）每週六有一版題為《中外新聞七日報》的中文專頁，它其實也就是《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

1872年4月6日（壬申年2月29日），也就是《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停刊號，《德臣報》當局還特地在其右上角，登了一則啓事，明確指出該中文報將易名為《香港華字日報》獨立出版。啓事指出：“啓者，本館之七日錄自派此期之後，擬改為香港華字日報，定開四板，除禮拜外，間日遣人送派，兼增列貨架行情、船舶消息，唯事關創始，未易驟成，故仍俟至三月初旬乃發……”。不僅如此，在《中外新聞七日報》的最後數期，“德臣新聞紙館”當局還一再刊登長達八百字的“本館告白”，詳述該報設立“唐字新聞紙”（香港華字日報）的目的、方針、內容、對象向讀者及發行網等，並敦請各界予以積極的支持。

《中外新聞七日報》每週六附印於《德臣報》。《德臣報》每天出四大版，週末則出版八大版。 《中外新聞七日報》最初四個月刊於《德臣報》的第三版，1871年8月5日以後則移至第七版。 除了創刊號（辛未年正月二十一日，1871年3月11日）中文專頁只佔全版三分之二的版面之外，《中外新聞七日報》版面的基本樣式如下：全版直線分五大欄，每欄欄高105字，橫為9字，扣除右邊兩欄之上端寫着《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報名及發行年月日（以陰曆書寫）的版頭（約佔72字），全版可容納4725字。在改版的底邊，則清楚表明：“此新聞紙系香港德臣聖地印刻”。

《中外新聞七日報》除了1871年3月11日創刊號之外，基本上可以分為下列幾方面：（1）本港新聞；（2）中外新聞；（3）選錄京報及上海新報等。此外，《中外新聞七日報》也刊登通告和廣告，但為數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該報只是附屬於《德臣報》的中文專頁，《德臣報》本身在其分類廣告欄中還繼續闢有“ChineseAdvertisement”（中文廣告）欄，因此，該報關所接受的中文通告和廣告，未必一定要刊登於版位有限的《中外新聞七日報》。 《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內容以新聞為主，而且一開始就以“替華人説話”為標榜。雖不可能與英國以及香港當局公然唱反調，但相對上，很少出現歌頌英國以及香港當局的文章，更不替他們在中英問題上作任何露骨的辯護。它以香港“首家完全按照華人方針而辦的中文報”（ThefirstChineseNewspapereverissuedunderpurelynativedirection）自居，除了極力勸人為善，提倡“轉移習俗”之外，也積極地替當地華人爭取民生的改善。《中外新聞七日報》的上述態度，具體地表現在下列的幾個問題上： （1）批評當局厚此薄彼的措施。在一篇談論香港水供問題的短評中，該報首先指出：“民非水火不生活，水火之用誠不可一日無也。”接着指出對於這“不可或無之物”，如果不能使之充足，民眾必然會發出怨言，特別是由於近日天時旱亢之香港已達到“各處水喉涓滴俱無”的嚴重地步。尤其令該報憤憤不平的是，在水供問題上，華人區和西人居住之地有截然不同的現象：“附近西人居住之地，則泉源不絕，非近西人居住之地則日夜全無。”該報懷疑其中有人“暗為扼制”，並指出居港華民在這個問題上，已達到“不敢言而敢怒”的程度。該報同時指出，居港華民同樣繳納水火費，不該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蓋水火之餉，均以按租輸納，故應中外如一，無分彼疆此界”）。不僅如此，該報還主張華民聯名向華民政務司申訴，籲請當局以民為本、重視民生的改善。這篇評論文章，顯然是表達了華民社會的心聲，發揮了輿論的作用。 （2）批評當局設賭館徵税的政策。從創刊開始，《中外新聞七日報》就極力主張香港當局應當明文禁賭。在報道一則因賭而失信的法庭新聞時，該報便借題發揮地寫道：“噫！賭博之害人甚矣哉。傾家產、幹典刑、喪廉恥、陷性命，其弊必至於如此。此明賭之所以當禁也。”它接着指出：“明賭則人甚以賭為無傷，而犯之者多矣。即禁而賭未能盡革，則稍加自好者必不陷入其中，賭風庶幾稍靖。今衙中按牘累為因賭而致虧空者，幾於不勝枚舉，然賭館之開閉多而利少也明矣！為上者曷不加意哉！”換句話説，該報認為禁賭固然無法達到盡除賭博之風氣，但至少可以使賭博風不至於過於熾熱。因為這樣一來，稍知自愛者必不會參加。它籲請當局重加考慮，廢除這“弊多利少”，准許合法賭博的政策。同日，該報在報道有關前任香港總督在英京接受“巴圖魯男”號之銜頭時，就很委婉地指出：麥總督（指麥當奴，SirRichardGravesMacDonnel,1814-1879）在香港的一切政事，“雷厲風行、興利除弊，令人景仰，唯開設賭館收税餉一節，未免有沾其清名”。正是基於上述的立場，該報無時無刻不發出諸如“賭為盜源，誘盜無殊於誘賭”，禁賭一節乃本港風俗盛衰所繫誠非小故“等評論。與此同時，該報也一再報導香港士商聯名呈稟英京，要求禁賭的新聞。1871年12月23日，該報在最顯著的頭條位置，刊登了一則獨家新聞，全文如下：”前錄港中賭博革除之舉，現已訪得實耗，在於英京正月一日即唐末之本月二十一日。興利除弊，此雖居官之首務，而此都人士亦與受其愛育恩焉。”一個月後，《中外新聞七日報》再進一步證實獨家新聞並非臆測之餘，還寫了一篇類似“新聞解説”的文章，詳述麥都憲當年（1867年）決定讓賭博合法化的社會背景。該報對有關事宜，一向頗有微詞，但在爭取到禁賭目的之後，仍得頌讚港督當年並非存有惡意，而系出自愛民之心，多少反映該報作為西報《德臣報》中文專頁不得不持有之慎重態度。 《中外新聞七日報》還十分重視“豬仔問題”，除了經常報道“豬仔船”不幸沉沒及描繪出外謀生者的悲慘遭遇之外，還向中國當局提出了“保遠民”及“設領事館”的積極主張。在《保民説》的長文中，該報就指出：隨着華民出洋謀生者日益增多，中國當局應考慮華人聚居之處如新金山、舊金山、秘魯等地設立領事館或派遣欽差大臣，保護華僑的基本利益。該報認為西國既然可以在中國設立領事館，派欽差大臣到中國保護僑民之利益，中國當然也可以在西國設立使館。它認為，保護僑民是清廷應負起的任務。1871年8月5日，該報在報道秘魯的勞工要求當局仿照西國，派駐欽差領事，以免華民受侮辱消息時，再度發出同樣的呼籲。該報上述的主張，毫無疑問地受到清廷洋務派的重視。與此同時，《中國新聞七日報》也發表了不少要求清廷重視洋務，採取富國強兵政策的評論。這些評論為數不像後來的《循環日報》那麼多，但基本觀點卻是一致的。例如，在一篇題為《開煤礦論》的文章中，該報即以英國為例，指出煤礦是國家“富國強兵”之“至寶之物”。它認為中國盛產煤、鐵，只要認真開採，即可鑄鐵炮、作舟車，製造一切機器而凌駕歐洲。在《金銀礦論》一文中，該報則進一步呼籲當局重視“地寶”之開採，認為它是消除“國困民窮”，改善民生刻不容緩的措施。 至於介紹歐洲時局（如普法戰爭）及比較中日兩國與西方通商後國情變化的文章，也常見諸於報上。這一切，都清楚反映了該報主持人對中國富強的殷切期望，處處流露出對自己祖國的關懷與強烈的民族意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正是港、滬（上海）海底電纜開通，電報正式啓用的年代。該報不但花了不少篇幅介紹電波功用，也刊登了不少來自電報的國外消息。從國外傳抵中國的消息，在時間上是大大地縮短了。

《中外新聞七日報》作為《香港華字日報》的“試驗版”，是附印於《德臣報》的中文專頁，但從一開始就以一種與母報完全不同的姿態出現。它不但向中國讀者介紹了西方的報業觀念（如“至新至真”等原則等），也標榜為華人説話而以華人輿論界的代表自居，它所刊登的評論文章為數雖然不多，但在新聞報道中，卻無時無刻不在貫徹爭取華民社會利益及教育民眾、勸人為善的主張。其雖不可能由華人全面主宰編輯方針，卻顯然是努力朝着反映華人的意願邁進。

著於1935年的《中國報學史》（戈公振著）在言及中文早期日報時是這樣評價《中外新聞七日報》：“惟歲月既久，人事變更，今巍然尚存者，只上海之《申報》與《新聞報》，香港之《華字日報》三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