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視劇60年大系·人物卷

《中國電視劇60年大系·人物卷》收錄了中國電視劇60年以來的615位傑出人物代表的615個口述故事，展現了他們的從業經歷、創作體會、拍攝花絮、歲月感懷與未來展望，通過他們親切、真實的敍述使讀者體會中國電視劇從業者初期的篳路藍縷，走近中國電視劇60年發展中那些可愛的人。

涵蓋了中國電視劇產業編劇、導演、演員等7大序列，製片、服裝、攝像、錄音、剪輯等33個工種的清明上河圖，這裏有影視大咖的心得體會，有明星夫妻的對話交流，有幕後人員的回憶感嘆。 ^[3] 

陳曉旭：一場“黛玉葬花”的戲讓我記憶猶新。“葬花”是全書的重場戲，我準備劇本到很晚才休息。但閉上眼睛，要拍的鏡頭卻連連在腦海中閃現，揮之不去。不知過了多久，我才漸漸有了點睡意。矇矓中，一陣噼噼啪啪的聲音把我驚醒了。我擁被坐起，看見外面下着好大的雨。哎呀，那些花怎能經得起這樣的風雨呢！明天的香雪海不知會是怎樣的情景。我惦念着，竟一夜沒睡安穩。 ^[3] 

鄧超：每每塑造角色，我都會在心裏為他們留一個“房間”，當我扮演角色時，這一角色就在我的畫像中，我會在畫布上描繪，一層、兩層，再塗上屬於這個角色的顏色。我一直相信，在塑造角色的時候我在過他的人生，不管是白楊、雷雷、彭登科，還是肖然、馬學軍，就算我完成了演出，他們根本沒走，他們一直都在我心裏。我想拍出更好的作品，去打動更多的人，去體味不同的人生。假如這個世界寒冷，我就努力去做那塊篝火裏的木炭。我對這個世界是善意的，我希望呈現出來的作品和結果是温暖的。

范冰冰：當我還是一個孩童，電視上那些令人驚豔的角色和扮相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代女皇武則天》裏潘迎紫老師出演的武則天。那時，還對演員這個職業一知半解的我，只覺得電視上的武則天美得令人神往，那個對着電視機痴迷的小小身影，就此下了決心——長大了也要做“電視機裏的人”。就這樣，在大人看來不切實際的孩童想法，在16歲那年終於夢想成真。儘管當時的劇組還無法為演職員提供很好的生活條件，拍攝技術也不如現在這樣高級和便捷，我們經常在拍攝間隙坐在不帶靠背的小板凳上，在數九寒天或是烈日酷暑下，手裏捧着劇本，一遍遍地研究、對戲。從沒有打退過我們表演的熱情。

葛優：《編輯部的故事》台詞量實在是太大了。而且不光我台詞量大，大家的詞都挺多的。我每天回去後就背台詞，特別頭疼，是咬着牙挺過來的。不僅台詞多，這部劇每場戲一拍起來就是十來分鐘，你台詞錯一句，別的演員也得跟着你再重來一遍，所以壓力很大。拍這部劇，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5集我們足足拍了半年，每天跟坐班一樣。早上七八點的時候，會有班車來載我們去吃早點，拍到晚上再把我們送回去，從來不熬夜拍夜戲，而且我們週日還休息，不拍戲。我還記得，早上大家都搶着幫別人買早點，什麼豆漿、豆腐腦、油條，氛圍特別好。

胡歌：剛成為演員的時候，總想知道表演的意義是什麼，但隨着歲月和經歷的積累，我慢慢發現，也許表演的意義就潛在這個積累的過程中。當我遇到一個好的劇本時，我希望自己能是一個符號、一個媒介，將劇本中那些方方正正的文字變成一種立體的存在，讓觀眾通過演員這個媒介，能夠觸及作品所要表達的內核。總有人問我，作為一個演員，會不會擔心以後難以超越現在達到的高度？在選擇下一個作品的時候會不會有所顧忌？我想，現在的我已經準備好了從零開始，我擁有的已經太多，梅長蘇有一句台詞一直震撼着我：既然我活了下來，就不能白白地活着。它無論對我的生活經歷，還是表演經歷，都是一個警醒。

李晨：2002年我出演了電視劇《十三格格》，那個時候的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拍戲了，以至於看到攝像機都會感覺陌生和緊張。為了讓自己度過這段心理緊張期，我每天拿紙默寫自己的台詞，找狀態。在劇組裏也會經常找前輩討教，因此遇到了我的人生導師——傅彪。傅彪老師教我如何演戲、如何做人，他告訴我人生的方向。大家都説我有句座右銘“先做人，後做事”，其實這句話是傅彪老師告訴我的，這句話會伴隨我一生。

李少紅：《大明宮詞》播出以後我們也受到了很多質疑，很多觀眾看完這部劇表示《大明宮詞》是一部另類歷史劇。我自認為是對歷史特別不懂的人，沒有受過正統的歷史教育。歷史對我來講就是有興趣就看得多，沒興趣就可以不看，非常個人化的閲讀。其實，做這部劇時，我們當時主要是考慮到，就是能夠對歷史有一種全新的演繹，而這種演繹我們還是從藝術的角度上着手，找它的那種藝術感和這種審美的很現代、很時尚的一種，然後再加上古典的感覺。

李雪健：我能出演《渴望》中的宋大成一角，得益於魯曉威導演的父親魯威的推薦。魯威是總政話劇團的導演，我曾跟隨他排演話劇《千秋大業》。在那個戲中，我一邊跑龍套，一邊幫劇組幹活。在魯威導演看來，我和宋大成身上有很多共鳴之處——年齡、出身、經歷，我身上有很多宋大成的東西。《渴望》播出時，我正在河南蘭考拍攝《焦裕祿》。讓我沒想到的是，一部電視劇能在社會上引起那麼大的影響。有人説，一部文化作品像是一顆原子彈。這兩部作品讓我知道了演員這個職業是崇高的，也能夠為社會作出莫大的貢獻。從此，我更加意識到演員身上的責任與擔當，更加認真對待每一個角色、每一個人物。

六小齡童：那個時候，我對自己的前程十分迷茫。老實説，我對在電視上扮演美猴王孫悟空並沒有任何把握。父親每天清晨帶着我練功，我忍不住便會把自己心中的困惑説給他聽。父親想了想，只對我説：“你能演好！” 在我那麼長時間的準備中，我已經深深愛上了孫悟空這個角色，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去演好他。到劇組後，我如飢似渴地捧起《西遊記》原著，一點一滴地記下讀書筆記，併到處蒐集與《西遊記》有關的正史、野史、學術研究著作等資料，瞭解唐玄奘和吳承恩的生平和事蹟。凡是對理解劇情有幫助的文獻，我都想方設法找來，仔細咀嚼。

劉詩詩：扮演角色是演員和角色不斷靠近、不斷碰撞，最後共生的過程，想成為“若曦”必定要充分了解她。演員拿到劇本就像畫家拿起畫筆，劇本讀完了，這個角色在心中的心理畫像也有了輪廓。然後一次一次地研讀、琢磨，運用自身的理解力、想象力、表現力、感悟力，把這個輪廓慢慢充實，使其越來越有血肉感，最終塑造出一個鮮活的可以與之對話的人物。對我來説，劇本遠遠不夠了解角色，我找來小説同時對比着來研讀，以豐富我心中的“若曦”，對她開始追本溯源，瞭解她的人生軌跡。她的前世今生，她的人生節點，她的感情歸宿，她的所有都要了然於心。我走進了她的人生，成了她，這應該源於我和“若曦”這個角色彼此的欣賞和支持，我能從她身上得到鼓舞，她應該也能感受到我的愛。

孫儷：我曾經試過一件事情投入不同的心力去做，結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知道做一件事情的努力有多重要。再回想起《甄嬛傳》從準備到拍攝，有很多激情和感受。這部戲無論從角色個性還是劇本的完整度，都讓我在表演上有新的體悟，以及進步的地方。我喜歡這個角色，真心想為她付出，為角色做的每一件事都讓我覺得很快樂，我覺得這就是演員的樂趣，可以在不同的戲、不同的角色當中找到不一樣的自己。

吳奇隆：我從小就是一個漫畫迷和武俠迷，好像每一個男孩子都希望自己長大成為英雄一樣，這份迫切的熱血讓我結識了許多同道中人，繼而開始合作武俠電視劇《蕭十一郎》等。“世遇百般事，默如融雪；心留一點綠，處處為春。”如今的我逐漸遠離年少輕狂，熱愛穩紮穩打，未雨綢繆。但是那個中二夢想留下的熱血沸騰的感覺，我未曾忘記。向着那個方向前進，看似好長的路，漫漫等待，遙遙無期，甚至迎面的是質疑與批評，那就在等待中思考，在質疑中前行。我知道這條漫漫征途依舊困難重重，那又怎樣呢？電視人面對觀眾的期待，只有負重前行。

吳秀波：有人問我為什麼拍司馬懿？我沒有做過認真的考證，但想一想，中國的電視劇主人公，有多少是人性善惡兩面皆有的？比較少見。我以為司馬懿在記載上有一定的缺失，便於建立角色與觀眾之間的情感交流；我以為他有足夠的成敗經歷，便於建立戲劇對觀眾的吸引。因為戲劇角色本身展現的就是人性的慾望和內心的矛盾，那麼由於記載裏對司馬懿的部分模糊表述，讓他擁有了更多人性創作的空間，這恰恰是我們需要的一個藝術載體。戲劇絕不會放棄歌頌人類的善，但也絕不能忘記面對人性的惡。這正是拍攝這部戲的初衷：讓觀眾看到一個人，以及他善惡俱存的心性。通過戲劇對角色一生的回顧，讓我們看懂生命的圖譜。

周迅：這麼多年過去了，所幸一路都有各位前輩、師長和同行朋友們的愛護與關照，在我的心裏也時刻有一根弦：我覺得演員作為一個聚光燈前萬眾矚目的公眾人物，是有巨大影響力的，這個職業需要天生的責任感，我們有義務把善良、美好、正確的價值觀通過作品與正直的為人傳遞給觀眾。物質的東西當然可以有，但本質、初心的東西也不能丟。任何時候，演員最基本的工作都是塑造好人物，而在這個過程中，保持清醒、保持自己內心的純淨也同等重要。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演下去，塑造不同的人物，繼續詮釋各種各樣的人生。

高滿堂：一切鮮活生動的人物，都不是在咖啡吧裏、空調房裏、冰鎮啤酒和法國紅酒裏誕生出來的。一切的意思、一切的想象都應該靠着堅實的土地，從大地上起飛。真正走下去，才會發現自己的無知和淺薄，發現一切想象力距離現實生活的差距實在太大了。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常常太相信自己，但大聰明其實是在生活裏。作家有兩個翅膀，一個是生活的翅膀，一個是想象的翅膀，兩個翅膀同時拍擊才會有氣流，才能飛得遠。但我們的電視劇有多少是從生活裏冒出來的？創作真的耍不得小聰明。

王扶林：1979年，我隨中國廣播電視代表團訪問英國廣播公司，發現世界各國多在電視連續劇製作中花大力氣把世界古典名著搬上屏幕。那時就使我產生了要把我國古典名著《紅樓夢》改編為電視連續劇的想法。這個想法，似乎有點冒失，它與我的才學委實不相稱。但作為中國第一代的電視工作者應該勇於承擔前人從未乾過的事——把《紅樓夢》完整地搬上屏幕。我想這種冒失的嘗試即使失敗，也是有意義的，它至少可為後來者提供寶貴的經驗和教訓。1984年2月9日試拍序集，到殺青總共拍了兩年零八個月。如從1984 年9月10日正式開機算起，到殺青是兩年零一個月，總共拍攝9600 個鏡頭。

李少紅：《大明宮詞》播出以後我們也受到了很多質疑，很多觀眾看完這部劇表示《大明宮詞》是一部另類歷史劇。我自認為是對歷史特別不懂的人，沒有受過正統的歷史教育。歷史對我來講就是有興趣就看得多，沒興趣就可以不看，非常個人化的閲讀。其實，做這部劇時，我們當時主要是考慮到，就是能夠對歷史有一種全新的演繹，而這種演繹我們還是從藝術的角度上着手，找它的那種藝術感和這種審美的很現代、很時尚的一種，然後再加上古典的感覺。

楊潔：1982年7月1日前的一個星期，全劇組開赴揚州拍攝試集。揚州的7月出奇地熱。我以為晚上拍夜景該涼快些了，但也不好過，蚊子多得不得了，露在外面的皮膚哪怕一點兒也逃不脱它的尖嘴。燈光還招來許多小蟲子，咬得大家一身都是紅疙瘩！演員們穿着一層又一層的衣服，脱下來一擰都能擰出水。回想起來，那是一段艱苦而又快樂的日子……我始終認為，電視人是我一生引以為傲的身份。我的電視劇生涯是從《西遊記》開始的，又是以《西遊記》終結的。我很遺憾，假如當初資金足夠，這餘下的故事能夠一起拍完，那它就會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品了；我也不遺憾，不管怎樣，我的夢總算圓了，遺憾總是會有的，正如孫悟空説的：“天地本不全！”又何況一部《西遊記》呢。

鄭曉龍：90年代初，我有了拍《北京人在紐約》的想法。有半年時間，我去美國體驗生活。那時候沒錢，我甚至把我們的節目拿到國外去“發行”，推個小車，到各個音像店裏推銷，還不斷被人轟出來。那段時間我組織了六次座談會，和當地留學生、華人座談，想了解在美華人的面貌。感謝這些鮮活的“海外生活”的經歷。1993年，這部由我執導的被稱為“中國第一部移民題材並全程海外拍攝”的《北京人在紐約》，播出後再次引發強烈反響，也成為一部現象級的作品。

江平：有一年，酷暑，一個電視劇劇組，是一位女導演，全班人馬都是上影的，我演羣眾，大概就是幾場戲，露幾次臉。年輕，有勁沒處使，又閒不住，便跟製片大姐説，能不能讓我乾點什麼活兒。她不屑地説：“做場務、劇務也是要有本事的，你會什麼？羣眾還沒演好呢！”我説：“ 我不怕吃苦，你就讓我幹吧，我天天閒也是閒着。”我提出幫工打雜，他們後來答應了，沒想到上來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讓我給劇組做飯。大姐給我掛麪30斤，煤油一桶，大概有十來斤，還有40多隻搪瓷盆子，醬油、姜、蒜、鹽、味精等。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挑着擔子上山了，他們拍了一個多小時後，我才喘着粗氣來到山頂。遠路無輕擔，對於一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説，100多斤擔子，挑在肩上走4個小時的山路，那種累是可想而知的。歇不得，趕緊做飯，一碗碗給大家下麪條，端上前，張三説淡了，李四説鹹了，我都點頭哈腰地滿足他們，趕緊加油添醋。大家都吃完了，我滿頭大汗地把碗筷收拾乾淨。天很熱，山頂上無遮無攔，女導演用一件黑襯衫蓋在監視器和自己的頭上，看着畫面。我順着導演的黑衣漏出來的監視器一角，目不轉睛，想學習別人怎麼拍戲。我尋來一把扇子和一把傘，悄悄站到導演身後，傘撐起來遮陽，扇子輕輕地扇風。看着看着，我也情不自禁地入了戲，可能不小心風大了，導演一回頭，看見我舉着一把傘，撅着屁股，伸着脖子，手上還拿着把扇子，她既沒説“感謝”，也沒説“不用了”。四目相視那一刻，她淡淡地來了一句：“你這個孩子，將來會有出息的。”她，是著名導演黃蜀芹。如今，20多年過去了，黃導演已病在醫院，老年痴呆，誰也不認識了，但是我坐在她病牀前拉着她的手，跟她講當年那個故事時，她能脱口而出：“江平”。 ^[3] 

2018年是中國電視誕生60週年，也是中國電視劇誕生60週年。電視劇作為與普通大眾關係最為緊密的一種藝術形式，在60年的時間裏，伴隨着中國社會的變遷而走過了一個從誕生到不斷繁榮發展的路線。

2018年6月11日至12日，由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牽頭指導，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攜手中國傳媒大學和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組織國內專家，歷時四年策劃編撰的《中國電視劇60年大系》叢書（1958-2018），在上海電視節“中國電視劇60年主題展”上發佈，為慶祝中國電視和中國電視劇誕生60週年、改革開放40週年獻上了一份厚禮。 ^[1] 

《中國電視劇60年大系》叢書既是對中國電視劇行業進行全面梳理的“電視劇史”，更是一部資料齊全的中國電視劇百科全書，對推動新時代中國電視劇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和啓示。

六十年奮進砥礪，一甲子春華秋實。經過60年的發展，中國電視劇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已經成為影響最大、覆蓋最廣、受眾最多的文化形態，成為文化領域最具活力的中堅產業，成為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的重要載體。60年，6卷本，600劇，600人。叢書既是一部中華千年文明的影像鉅著，又是一幅當代中國社會市井風貌的《清明上河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