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理論

Film Theory in China

這一傳統和歷史有以下3個特點：

中國是一個注重實踐的民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帶上了一種實用理性精神。實用理性精神的影響使中國的電影理論不是發展成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學，而是形成一種和批評實踐與技巧總結理論相結合的實用美學。

中國人倫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中形成了“文以載道”的思想傳統。這使中國電影理論相對注重電影功能的研究，並且不是停留於抽象的載道功能，而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以社會功能為核心的電影本體論。並具體演化為對電影和時代、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人民、電影和政治等一系列關係的研究。

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方式側重於直觀整體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國電影理論在對電影基本結構的研究上側重於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鏡頭水平的研究。劇作是中國電影理論本體論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在這一水平上，中國傳統的電影理論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戲”這一概念強調電影的戲劇本性，而把“影”看作是完成“戲”的手段。

早期中國電影理論的產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電影刊物《影戲雜誌》創刊為標誌：當時許多有影響的電影創作人員都曾在上面闡述過自己對電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戲學》（1924）和侯曜的《影戲劇本作法》（1926）是中國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專著。由於早期電影創作和文明戲的密切關係，人們在理論上也強調電影和戲劇的聯繫。周劍雲説：“影戲是不開口的戲，是有色無聲的戲，是用攝影機照下來的戲。”侯曜説：“影戲是戲劇的一種，凡戲劇所有的價值它都具備。”有的人即使承認電影藝術在形式上有獨特性，但仍認為就其本性來説它是戲劇。徐卓呆説：“影戲雖是一種獨立的興行物，然而從表現的藝術看來，無論如何總是戲劇。”

中國早期的影戲理論不強調電影對現實的紀錄和複製功能，而強調通過影片故事對作者人生態度的主觀表現和對社會的教化作用。鄭正秋的“戲劇者，社會教育之實驗場，優伶者，社會教育之良師”的主張，洪深的要求影戲“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為主旨”的聲明，在當時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戲理論注重對電影情節──劇作水平的研究。認為“電影的劇本是電影的靈魂”。人們在這一前提下，對電影劇作的選材、 結構、 衝突、高潮、語言等不同方面進行了理論探索，要求劇情曲折有趣、耐人尋味，要求保證敍事的“調和”、“流暢”。和情節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種“扶助”的成分。

在20年代的電影理論探討中，除了佔據主導地位的“影戲”理論，還有一些其他主張。例如史東山等人注重電影與美術的聯繫，強調電影的“視覺美”和“形式美”；田漢則認為電影應“以純真之態度，借膠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悶”。但這些理論的影響都不及“影戲”理論深遠。

1933年，由夏衍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他們在參加編劇創作的同時，亦着手建立新的電影理論批評工作。他們從革命的功利目的出發，要求電影成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輿論工具。他們闡述了電影與時代的關係，電影的階段性等問題，亦涉及了主題與題材、形式與內容、真實性與傾向性等廣泛的文藝理論問題。這些主張超越了抽象的“為人生”和“教化社會”，而把電影放到更廣闊、更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奠定了中國電影理論進步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的基礎。另外，對蘇聯電影理論的介紹也給中國電影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這種介紹是從 1928年洪深翻譯愛森斯坦等人關於有聲電影未來的宣言開始的1930年，劉吶鷗撰文介紹蘇聯的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眼睛派、歐洲的先鋒派等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中，最為中國影人所熟悉和樂於接受的是普多夫金的敍事蒙太奇理論。他的《電影腳本論》、《電影導演論》、《電影表演論》等先後被夏衍、鄭伯奇陳鯉庭等人譯出，影響廣泛。洪深此時則撰寫了《電影術語辭典》、《電影戲劇的編劇方法》、《電影戲劇表演術》等專著和論文，其他人亦有《電影導演論》、《電影攝影論》等相繼問世。

抗戰爆發後，理論上的活躍局面漸趨沉寂。40年代電影理論的最主要收穫，是陳鯉庭編著的《電影軌範》（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論譯介和探索基礎上出現的一部比較系統的電影藝術形式和技巧理論專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從影像和鏡頭的具體因素出發逐漸過渡到對電影的綜合把握，為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他指出，電影“在技術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徵”，而在藝術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寫真”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電影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和藝術”。他從自然對象與銀幕映像之間的差異入手，分析了電影表現的性能及運用方法。

1949年後，研究電影如何貫徹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總方針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理論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中間，曾產生過不重視藝術規律、過分強調電影直接為當時政治運動服務的偏向。對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儘管如此，中國的電影理論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進展。在電影特性和技巧理論的研究上，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史東山的《電影藝術在表現形式上的幾個特點》（1954）和張駿祥的《關於電影的特殊表現手段》（1959）兩本專著。史東山從分析小説、戲劇和電影的異同入手，一方面強調“注意電影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整場整景的結構形態，以及場與場、景與景之間的結構形態，而不被分鏡頭的形式所迷惑”，一方面把電影視像的具像性和小説描寫的相對抽象性作對比，強調電影“直感直覺”的視覺藝術性質。把電影的故事敍述和影像表達兩個層面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張駿祥針對當時電影創作中存在的不重視和不熟悉電影特性的問題，着重從藝術技巧角度對電影藝術特性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歸納和論述。他闡述了電影具有的具像形象和時空可跳躍的優點與它“一次過”及畫面視野侷限等缺點，指出正是這些優缺點相反相成，互相制約，構成了其藝術形式的特性，即“鮮明的動作性”、“結構上的簡捷鮮明”、“依賴視覺形像，依賴造型表現力”、“要求在生活邏輯之外對蒙太奇邏輯的遵循”等一系列原則。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潛的《電影編導簡論》（1949）和顧仲的《電影藝術概論》（1950）也是這一方面的專著。

電影劇作理論的研究是中國電影理論中一個很受重視而且富有成就的領域這首推夏衍在1959年發表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夏衍根據自己豐富的電影創作經驗，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電影劇作規律的認識。他特別強調電影創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電影“準確、鮮明、生動”地“訴之於觀眾的直覺和聯想”。他很重視電影創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決定了體裁結構”，認為“電影和戲劇一樣需要戲劇性和人物性格的鮮明性”。因此他特別強調戲劇或情節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對電影劇作結構和技巧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以傳統文藝中“剪頭緒”、“密針線”等許多經驗豐富自己的劇作理論另外陳荒煤的《關於電影文學劇本的特徵》（1956）、柯靈的關於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視覺形像的創造（1955）和《電影文學三講》（1958）、袁文殊的《電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節》、于敏的《本末──文學創作的共同性和電影文學的特殊性》等論文和專著也都對這一領域內的藝術規律進行了積極和富有價值的歸納和總結。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道路這一新的課題在理論上引起了重視。袁文殊、羅藝軍在《主題、真實性、傳統》（1962）一文中把“向傳統學習”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提出。他們闡述了電影藝術“具有向民族傳統學習的極其廣闊的可能性”，認為這是電影藝術“進一步提高質量的關鍵之一”。他們主張“電影藝術向民族傳統學習，主要是向傳統的姐妹藝術學習”，認為這種學習包括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藝術技巧等不同的層次。徐昌霖的《向傳統藝術探勝求寶──電影民族形式問題學習筆記》以及韓尚義的《環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論形式美》等文章，分別從敍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討了電影創作中如何對傳統的敍事藝術（特別是説唱藝術）、傳統美術和畫論的經驗進行借鑑的問題。

1963年，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編著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這是中國電影史研究的開拓性工作，它也從一個側面為電影理論研究提供了幫助。

總之，新中國的電影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也存在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出現了創作道路的狹隘、構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現象。周恩來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兩次就電影工作講了話，強調解放思想和尊重藝術規律。1962年，瞿白音發表《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提出了“去陳言”、“創一代之新”的主張。這篇文章不僅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衝破禁區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藝術思想上革新的主張。他把“陳言”歸結為主題、結構、衝突“三神”，認為它們?之“三新”。

但隨着左傾錯誤逐漸向全面發展，電影理論研究出現了停頓和倒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全盤否定了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把“三突出”的樣板戲經驗強行推行到電影中來。這些理論無視電影藝術的特性，扼殺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使得中國電影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出現了極大的倒退。

“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電影理論的建設。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電影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標誌這一時期電影理論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對電影本性的探討。

從20年代“影戲”觀念確立以來，戲劇式電影觀念和劇作理論的研究一直在中國電影理論中佔着統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發表文章《丟掉戲劇枴杖》，向傳統的戲劇電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不可否認，電影藝術在形成過程中，確實從戲劇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電影依靠戲劇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電影成長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之後，它是否還要永遠依靠戲劇這條枴杖走路呢？”作者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強調，“電影和戲劇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時間空間的形式方面”，並在文章中對此作了具體的論述。接着，張暖忻和李陀、鍾惦也先後發表文章，提出了“電影語言現代化”和“電影和戲劇離婚”等口號。這些文章發表以後，關於“戲劇性”在電影藝術中的地位問題，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邵牧君等人對以上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邵牧君在闡述了戲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後提出：“戲劇化並不等於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須要戲劇化。”針對以上兩種意見，張駿祥提出了“一夫多妻”的主張，他説：“電影文學對敍事文學、戲劇文學、抒情文學要兼收幷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關於電影戲劇性問題的論爭稍後，又爆發了另一場關於電影文學性問題的論爭。電影文學性命題的提出，既是在戲劇電影觀念面臨挑戰時，探索電影本體論的一種新的努力，也是對那一時期創作實踐中過於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評。在1980年初召開的一次導演總結會上，張駿祥提出了“文學價值”説。張駿祥説：“針對某些片面強調形式的偏向，我們要大聲疾呼：不要忽視了電影的文學價值”。“文學價值”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其次是“關於典型形像的塑造”；第三是“關於文學的表現手段”；第四是“節奏、氣氛、風格和樣式”。這些都是應由劇本所“提供”和“決定”、而由導演用電影手段來“體現”和“完成”的“文學價值”。張駿祥的發言在電影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反響，許多刊物圍繞“文學性”和“文學價值”以及和電影的關係展開了討論陳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學”，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強調了電影的文學性。和以上意見相對，鄭雪萊發表了《電影文學與電影特性問題》的文章，對“文學價值”説提出質疑。他説：“我很懷疑，‘電影文學價值’如果作為一個嚴格的文藝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這樣來界説。”“如果一定要用‘價值’這字眼的話，那麼各種藝術所要體現的可説是‘美學價值’，而未必是‘文學價值’。”“我認為，不可以脱離電影美學特性和電影特殊表現手段來談論電影的本質。”鍾惦也在《電影文學要改弦更張》一文中提出“諸種藝術均須發展其自身”的觀點。

在另一方面，一種並非以論爭面目出現的更為深入具體的電影理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那就是對於影像（包括聲音）結構特性的研究。它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影像結構的本身，即電影的具體手段出發的。倪震在《電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個被拍攝下來的戲，和一個有着戲的因素的‘電影’，這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所以，一部電影在它最初構思的時候，就應該是由視覺的（或視聽的）元素構成其骨肉之軀。”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作者在文章中結合電影創作中劇作、導演、表演、攝影、美工各個環節詳細闡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運作方式。周傳基在《電影時間結構中的聲音》一文中強調了電影的聲音對於電影的重要意義。首先，“聲音給電影帶來了更豐富的內在運動，電影增加了內在的理性思維運動──言語，和內在的感情運動──音樂。因此電影可以形成更復雜的時空結構”。其次，“出現了一個聲音空間”；並且“聲音和視覺畫框之間出現了張力”。另外，周傳基還對電影從無聲片到有聲片的歷史以及電影聲音的各種構成因素、運作方式進行了研究。對於影像結構特性的另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從有關的經典理論，即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出發的。1980年，周傳基、李陀發表《一個值得重視的電影美學學派》一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A.巴讚的長鏡頭理論，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曆來“對蒙太奇是很重視的，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今天是否可以兼採眾長，不一定再保持一邊倒？例如蒙太奇理論比起長鏡頭理論，對鏡頭的內部結構，對單個鏡頭的表現力，注意得就不夠。”鄭雪萊、俞虹則撰文對蒙太奇和長鏡頭之爭表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在強調“以辯證思維為基礎的蒙太奇理論並沒有過時”的同時，對紀錄派理論表現出更多的批評意向。之後，又有許多文章對影像理論的這兩個層次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於電影民族化問題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這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主張的具體和深入的闡述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對這一口號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堅持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其內涵作了較為系統闡述的有羅藝軍。他在1981年發表《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及其以後有關文章中提出：電影的民族風格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既表現在對社會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氣質、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民族風貌）把握上，也顯現在民族審美經驗、審美習慣的追求中。這不是對古典文學、 戲曲、 國畫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剝，而是按照電影藝術的特性吸收傳統美學的精神。不贊成提電影民族化口號並對自己觀點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異中有同”辯》及一些文章中認為：“民族化”是一個針對外來文化的口號，它要求把外來文化的影響置於民族文化傳統的管轄之下。在文化問題上鼓吹走“民族化”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隨古制，崇尚國粹，與現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時期電影理論的發展，一個共同的傾向是對傳統命題全面反思，開創了中國電影理論史上一個空前活躍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