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雕塑

大型陵墓石刻肇始於漢代墓前的石人、石獸。存世的古代陵墓石刻主要為南朝宋、齊、梁、陳及唐、北宋、明、清各代帝陵和勳臣貴戚墓的遺存。北魏、遼、金、西夏等朝代陵墓遭嚴重破壞，僅有少量石刻遺留下來。南朝和唐代的作品代表了陵墓石刻的最高成就。自唐代乾陵起，以迄北宋，石刻的內容、配置方式，逐步形成定製，併為明、清兩代所承襲。宗教雕塑主要保存於寺廟和石窟寺之內，由於寺廟毀損嚴重，石窟寺雕塑便成為宗教雕塑遺存的主要代表。石窟寺是開鑿于山崖之上的宗教寺廟。以佛教為主，也有少量道教或其他宗教內容的造像。石窟形制源自印度，約於 3世紀傳至中國。造窟風氣最盛的時期為南北朝至唐代中期，約當5～8世紀。重要石窟多以皇室或勳臣貴戚雕造的大像為中心，由眾多的窟、龕、摩崖造像等，構成龐大的石窟羣。雕造的時間常延續10多個世紀。每個窟內又以立體雕塑本尊佛造像為中心，由弟子、菩薩（以後增加天王、力士）組成羣像，四壁佈滿浮雕或壁畫，形成濃厚的宗教氛圍。由於造像和壁畫、浮雕內容、樣式的差異，而形成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藝術風格。功能

中國陶瓷雕塑(6張)

中國雕塑的出現與發展是人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向前發展的必將結果。城市作為比鄉村、城鎮更高級的聚落，更發達的所在，匯聚了尖端的科技與工業文明，前沿的信息與精神文明，中國雕塑匯聚了素質更高的人口羣體，更先進、便捷的基礎設施與生活、服務設施。

中國雕塑既可以是一個國家文化的標誌和象徵，又可作為該民族文化積累的產物。雕塑述説着民族發展的歷史，凝聚着民族的精神和傳統，代表着每一歷史時期的精神面貌，反映着自古至今，人們的無限追求與執着信仰，展現價值觀念及審美情趣。中國雕塑，城市建築等，都是一個民族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最直觀、最集中的表現。

中國雕塑不僅僅是文化的產物，同時也是一個國際不可或缺的經濟投資點。中國雕塑和其他其他國際建築等共同構成世界高雅美麗的環境，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受到優越的審美體驗，感受到文化的魅力與美的精神，中國雕塑的存在影響了中國環境，提升了文化形象，產生了視覺空間的凝聚力，這就創造了一種對於環境的投資潛能。

石窟寺分佈地區很廣，早期石窟集中於新疆地區，重要的有克孜爾石窟、庫木吐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吐峪溝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晉朝以後，在河西走廊和華北地區興建的石窟有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須彌山石窟、南北石窟寺、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鞏縣石窟、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萬佛堂石窟、廣元千佛崖、廣元皇澤寺石刻、陝北石窟等。南方地區有南京棲霞山石窟。隋唐以後新開鑿的石窟有彬縣大佛寺、駝山石窟、雲門山石窟、柳埠千佛崖石刻、峽江千佛崖、安嶽石刻、大足石窟，以及雲南南詔國開鑿的劍川石窟等，五代至元代在杭州開鑿了飛來峯石刻。在近代，石窟雕塑遺存曾受到外國人的嚴重破壞和掠奪。中國雕塑在題材內容和雕塑技法上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並在長期發展中，不斷吸收、融匯了很多外來藝術成分。其發展的高峯是秦漢、南北朝、隋唐時期，五代以後，大規模的雕造活動日益減少，而中小型雕塑則有新的發展。20世紀以後，受歐洲雕塑影響，出現一些西方雕塑樣式的紀念碑雕塑和大量架上雕塑。80年代以後，城市環境雕塑興起，中國雕塑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由於受到傳統觀念的制約，中國美術史上留下姓名的雕塑家不多，也缺少雕塑理論著作。對於中國雕塑史的研究和創作經驗的總結，主要開始於近代。

最早的雕塑

已知最早的雕塑作品是發現於河南省密縣溝的一件小型人頭陶像，屬距今7000餘年前的裴李崗文化遺物。新石器時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人和各類動物形象，神話傳説的龍等神異形象也已出現。這類作品以陶塑居多，也有少量石、玉、牙、骨等材料的雕刻。有圓雕，也有浮雕、線刻。有的是獨立的雕塑作品，有的則是附加於器物蓋或口沿、肩部的裝飾物。這些作品普遍出現於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龍山文化、紅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南北各地古文化遺址之中。人物形象主要有立體的全身像、頭像、浮雕人面，以及塑於壺、瓶、罐等容器口部的人頭像，以小型作品居多。早期作品形態粗簡、誇張，隨意捏塑的成分居多。發現於中原和西北地區的一些人頭形作品，以捏塑、貼塑和錐刺等手法制作而成，有的並加彩繪，開始了塑繪相結合的傳統。眼、口鏤空，造成深色陰影，看上去頗有神采。有些作品已注意到表現男女性別的明顯差異。如同屬仰韶文化的甘肅秦安大地灣、寺嘴等地的彩陶瓶口上的人頭像面部磨光，或披長髮，是少女的臉型；陝西寶雞北首嶺的陶人頭則是畫了鬍鬚的男子形象。遼寧喀左東山嘴所出紅山文化的小型裸體女像，相當準確地表現了孕婦的體態特徵，可能是生育神或農神。這些小型人像塑造的動機可能與巫術活動有關。

動物雕塑大都是小型作品，表現對象是當時人們所豢養的禽、畜和狩獵對象，以及神話性質的動物。在長期接觸中發展了人的觀察和表現能力。有些作品異常生動，如河姆渡文化的陶豬、湖北龍山文化的象、狗、鳥、獸等小陶塑，都能概括而傳神地表現出對象的形體特徵和活動情態。還有一些做成鳥獸形狀的容器，可能具有禮器的性質，為商周青銅禮器之濫觴。這類器物既注意實用的功能，又生動地表現了動物的不同神態，藝術性很高。如陝西華縣所出的陶鷹鼎，神態猛鷙，造型的體積感很強。山東大汶口文化的白陶並不表現為具體的動物形象，卻能引發欣賞者對於雞、鵝等動物動態的聯想。年代較晚的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遺址還出現了很多玉石雕刻的鳥、龜、虎等動物形象作品。神話動物龍的形象已多有發現，並有不同的造型特徵。紅山文化的玉龍，被認為是由豬神化而形成的。河南濮陽仰韶文化墓葬中所發現的 3組以蚌殼擺塑而成的龍虎圖案中的龍與後代龍的形象相當接近。

新石器時代

大型泥塑作品發現於紅山文化遺址。在遼寧牛河梁祭祀遺址發現有相當於真人頭大小的女神殘頭像，面敷紅彩，眼嵌青色玉片，神廟內還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塑像，從一些殘跡推知，最大的塑像約3倍於真人。體內以木架支撐，內外泥層有粗細之別。表明5000年前，已初步掌握了塑造大型泥塑的技能。除人像之外，還有形體很大的豬、龍與禽鳥等形象的塑造。

商、西周、春秋、戰國

商、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質的青銅禮器，以人和動物或神異動物形象鑄為器形。在當時的貴族生活中，這類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禮儀的意義，而不同時代又各具不同的時代特徵。商代作品大多富於神秘、威懾的色彩，表現的是神化了的人與獸。如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上的浮雕人面，虎食人卣、象尊、豕尊。等。西周以後，風格趨於寫實，現實的、理性的因素有所增長。出現刖刑奴隸守門鬲、鴨尊、駒尊等作品。春秋、戰國時期，轉向於繁縟華美，追求裝飾性，如山西渾源出土的犧尊。陝西興平出土的犀尊則表現了高超的寫實技巧。犀牛的軀體特徵、動態，以及雕塑的體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還有一些青銅作品不是禮器而是以人或動物形態製作的器物支架或底座、燈座、車馬器等，人與動物的動態得到了更為生動的表現。最成功的作品有河南洛陽金村東周墓所出的各種動態的人型器座、河北平山中山國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見彩圖虎噬鹿器座（戰國）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所出的6個鐘銅人，均作武士裝束，有彩繪，為戰國時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商周時期還有很多玉石、牙、骨等材料雕刻的小型裝飾性雕塑作品和陶塑、木雕作品。商代婦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頭雕刻共有15件，是研究商代社會生活、服飾等問題的珍貴資料。而各種禽、獸、蟲、魚的圓雕與浮雕則十分生動，富有意趣。陝西寶雞國墓出土的大批玉器是西周玉雕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的商代的陶塑奴隸形象，皆盤發戴枷。甘肅靈台出土的西周時期的玉人和一些青銅器人形器足，作裸體，也屬於奴隸形象。春秋以後以俑隨葬的風氣盛行，主要有陶俑、木俑兩類，也有以不同的金屬材料製作的。遺存最多的是南方楚國地區的漆繪木俑，以及鎮墓獸、鳥獸座屏、虎座飛鳥等，還出現了木根雕的辟邪。

商周時期的大型雕塑作品，有四川廣漢縣三星堆遺址的青銅人物立像和數十具青銅人頭像、人面像。為古代巴蜀文化的遺存，年代相當於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

秦漢時期

秦漢時代雕塑藝術空前興盛。秦統一六國以後，曾收繳天下兵器，聚於咸陽，銷燬後鑄成12個鐘金人，各重千石，最後一個存世近6個世紀，毀於前秦時期，為見於記載的最早的大型金屬雕塑。1974年在陝西臨潼秦始皇陵以東發現的兵馬俑雕塑羣，共有7000餘件，與真人、馬等大，分置於3個坑中。最大的一個坑總面積約為12600平方米，列置於其間的6000兵馬俑以戰車、步卒相間排列為長方形軍陣。秦俑雕塑羣以巨大的體量和數量、羣體的組合、氣宇軒昂的形象，造成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在人物和車馬的塑造上表現出力求模仿生活真實的傾向，髮式、服裝的很多細節表現得非常具體，軍士佩帶的兵器用的是實物。塑造的基該方法是模製與手塑相結合，入窯燒製後再加彩繪。

秦兵馬俑的格局為西漢以後所承襲，漢代的帝陵沒有發掘，已發現的有龐大兵馬俑羣的漢代大官吏、將軍墓葬有陝西咸陽楊家灣的西漢墓，隨葬有583件騎兵俑、1800多件步兵俑和100餘件舞樂雜役俑，均為模製，着彩。服飾鮮華，重羣體的氣勢，而不追求個性表現。俑身高50釐米左右，規模與氣度均不能與秦兵馬俑相比（見楊家灣陶俑）。江蘇徐州獅子山出土漢初某代楚王墓的隨葬俑羣形制與之相近而數量更多。甘肅武威雷台東漢末張君將軍夫婦墓出土近百件青銅車馬儀仗俑，其中的銅奔馬，表現一匹飛奔的駿馬，一隻後蹄踩住一個展翼翔飛的鳥，造型完美，具有豐富的藝術想象力。漢代重視馴養良馬，墓葬隨葬的馬匹雕塑造型多取揚蹄嘶鳴的動勢。廣西貴縣、河北徐水所出土的銅馬，甘肅地區出土的木車馬，陝西興平茂陵附近從葬坑出土的鎏金銅馬都是漢代馬的雕塑造型中的代表性作品。

漢代各類材料製作的俑，對於現實生活有了更進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陶俑，有農夫、工匠、廚夫、俳優、部曲等各種不同身份和活動特徵，其中擊鼓説唱俑，動作至為傳神。山東濟南無影山出土的舞樂雜伎陶俑羣，手法自由，神態生動（見無影山陶塑）。一些表現宮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莊矜持，其對內在性情的刻畫，是前此所未曾有過的。

西漢大型雕刻的代表作是霍去病墓的16件動物石刻。作為將軍生前為國立功的戰場──祁連山的象徵，墓上散置各種現實生活中的野獸和神怪的幻想動物形象，與大自然環境結為一體，充溢着生命力。這些作品雕刻手法異常簡練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態，略加雕鑿，便生動地呈現出不同動物的神態，形式博大、雄渾。其中馬踏匈奴石刻具有象徵意義和紀念碑的成分（見霍去病墓石刻）。

雲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戰國至秦漢時期，青銅器中的貯貝器蓋上，多人物的羣像雕塑和透雕扣飾，真實地表現了處於奴隸制社會階段的滇人的生活環境和宗教、戰爭、狩獵、樂舞等活動，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其表現牛、虎等動物題材的器物，描寫動物之間生死搏鬥的銅釦飾，表現的動態令人驚心動魄（見滇人青銅雕塑）。北方草原的東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銅釦飾，金、銀製品中的動物形象風格較為粗獷剽悍。這些作品成功地表現出動勢之美、力之美（見中國北方草原民族銅牌）。

三國兩晉南北朝

這一時期雕塑發展上的一個重要現象是隨着佛教的興盛而出現的大規模的營造石窟寺的活動。中國幾個最大的石窟羣如敦煌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等，均開鑿於此一時期。營造石窟風氣以北魏為最盛。北朝營造的石窟廣泛分佈於山西、河南、甘肅等地區，南朝石窟則僅存南京棲霞山一處。主要的造窟工程是以皇室或勳臣貴戚名義，動用國家資金和營建力量興造的，工程浩大、宏偉。其中雲岡石窟曇曜五窟的大佛、龍門石窟古陽洞的羣龕，都代表了北魏盛期的雕刻水平和藝術風貌。雲岡石窟第20窟高13.7米的大佛坐像，莊嚴渾樸，是古代大型石造像的傑作。5世紀末，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後，從典章制度到審美風尚均受到南朝漢族文化的影響，石窟造像也開始脱出早期所受西域印度樣式的影響，而形成褒衣博帶、秀骨清像的新風格特徵。如麥積山石窟第44窟西魏泥塑佛坐像面相雍容優美，表現出一種富於內心修養的儒雅氣質，其衣紋流暢，層疊稠密，具有很強的裝飾性。石窟寺雕刻藝術樣式風格的變化，也直接影響了同時期為寺廟供養而雕塑的單體造像和造像碑、金銅佛造像。金銅佛是小型雕塑，造型玲巧，富於變化。著名的佛教造像雕塑家有東晉時的戴逵、戴父子，他們以首創夾造像和善於權衡大型造像的比例關係而著稱。　南北朝時期另一類大型石雕是陵墓地面石刻羣。存世的作品主要是分佈於南京及其附近地區的宋、齊、梁、陳四代帝王及王侯陵墓的31處石雕羣。其組合關係為成對的石獸、石柱與石碑。置於帝陵前的石獸有角，稱天祿或麒麟；王侯墓前的石獸無角，稱辟邪。其造型自漢代墓前大型石獸脱出，而趨向於勁健、華麗。獸作行進姿態，頸部很長，頭向後仰，其影像與弓屈的背部形成一個極富於力度的S形曲線。身上有翼，並有流暢而華麗的線刻花紋（見南朝陵墓石刻）。北朝陵前石雕遭後世破壞，僅存個別文吏殘像。此外，在南、北各地墓葬中還發現有磚、石浮雕和石刻線畫，有對現實生活的描寫，也有神話人物。　墓室中隨葬俑的風氣，北朝盛於南朝，數量日增，並形成固定組合。北魏以後隨葬俑羣，主要包括鎮墓俑與鎮墓獸、出行儀仗、奴婢和伎樂等。一個墓中隨葬俑羣數量由數百以至千件以上。其造型早期粗獷，北魏太和以後趨向清瘦修長，到北朝晚期又轉向豐圓，其審美趨向的變化，大體與石窟寺造像的變化相一致。

隋唐時期

北朝晚期的東、西魏和北齊、北周晚期是雕刻藝術發展中的過渡階段，歷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迄玄宗時期（約當7世紀後期至8世紀前期），達到中國雕塑史上的鼎盛期。安史之亂後中衰，會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毀寺廟、銷銅像，佛教雕塑受到空前毀壞。此後，終唐之世不復有大規模的營造石窟活動。

唐代雕刻藝術的成就，首先表現在石窟藝術方面。一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續有大規模的開鑿。其代表性作品為雕成於高宗、武后時期的龍門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盧舍那大佛面相莊嚴、睿智,氣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強大國勢與充滿活力與自信的時代精神在雕塑藝術上的反映；弟子、菩薩、天王、力士形象各自體現着宗教藝術類型化表現的具體要求，9尊造像之間的組合關係、尺度的權衡、動靜的呼應，為適應大型雕像與膜拜者之間距離與觀賞角度而在造像身軀比例上所作的調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暢、自然，都表現出古代雕刻家斬山造像，創作大唐代雕塑家創造了一系列與時代審美風尚相一致的宗教藝術形象。陝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與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薩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薩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當時貴族婦女形象為參照，豐頤長目，體態婀娜，纓絡遍體，表現出超出了宗教氛圍的富貴氣息。性格、氣質迥異的弟子，神情威猛的天王，筋肉暴突、孔武有力的力士，作現世裝束的虔誠供養人，也都是此一時期在宗教人物形象創造上的新發展。

唐代陵墓石刻羣的主要部分集中於陝西關中地區，共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和許多陪葬墓。其中有14座陵因借山勢，以增強整體佈局的宏大氣勢，是雕刻羣與自然環境有機結合的成功範例（見唐代陵墓石刻）。石刻內容早期諸陵差異較大，乾陵（高宗、武則天合葬陵）以後，逐漸規範化。配置於神道的石刻主要由華表、飛馬、朱雀、鞍馬及馭者、石人、碑、蕃酋羣像、石獅等所組成，在雕刻手法上注重整體的單純、完整和置於山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數量上的參差、重複，體量的變化，形成節奏感，作用於謁陵者的心理，在行進過程中，不斷增強對於整個陵區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獻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駿（見昭陵石刻），順陵（見順陵石刻）、乾陵的石獅，莊、泰、建諸陵的石人等。唐代晚期諸陵規模縮小，石刻造型矯飾、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宏氣度。

唐代盛期還曾在都城建造過紀念性雕刻。如武則天在洛陽以銅鐵材料鑄造的天樞紀念柱，立體部分高達百尺，四周有石獅、麒麟環繞。

俑類作品在隋唐時期也達到新的藝術高度。製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種材料，以黃、褐、藍、綠等釉色燒製而成的三彩俑數量眾多，特別能夠代表俑類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十分熱衷於表現人物處於具體情節之中的特殊神態和動作。婦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轉向豐腴，面相圓潤，神情恬適、慵懶，長衣曳地，是唐代藝術中表現婦女理想美的典型樣式。以佛教天國形象塑造的鎮墓俑，神采飛揚，動中有靜，誇張而有分寸。對於馬與駱駝等動物形象，注重描寫具體性與生動性，多表現處於精神亢奮狀態中的動勢（見唐三彩）。此外，在隋唐時期，許多金銀器上的錘、鑲嵌浮雕紋飾、青銅鏡上的花紋，也十分豐富、生動，並常有一些現實生活內容或神話題材的描寫。有些紋飾受到波斯等國藝術的影響。隋唐雕塑藝術對周圍鄰國也有重要影響。

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楊惠之，以長於塑造具體人物達到傳神地步而著稱。

五代、宋、遼、金

五代雕塑作品保存下來的較少，比較重要的有山西平遙鎮國寺一組彩塑佛教造像（見鎮國寺彩塑），前蜀王建墓的王建像和刻有浮雕伎樂、抬棺神將的石棺（見王建墓雕刻），南唐欽、順二陵的 190件陶俑（見南唐二陵陶俑）。五代雕塑代表了由晚唐以來過渡時期的藝術風格。

世俗題材和寫實風格的發展，在宋代宗教雕塑和墓室雕刻、俑類作品中都有明顯的表現大足石窟中136窟（心神車窟， 雕於南宋紹興年間）八菩薩像莊嚴婉麗，129窟數珠手觀音丰姿綽約，同為宋代佛教造像的精品。而寶頂山的父母恩重經變相、地獄變相、牧牛道場等摩崖造像，則充滿了生動的人情世態。雕塑家熱情表現的社會生活內容常與宗教教義背道而馳。宋代寺廟金屬造像遺存比較重要的有河北正定隆興寺大悲菩薩銅像，四川峨眉山萬年寺普賢菩薩金銅像（見萬年寺普賢像），河南登封中嶽廟鎮庫鐵人等。山西太原晉祠聖母殿的侍女像（見晉祠聖母殿彩塑），江蘇直保聖寺、山東長清靈巖寺、江蘇吳縣紫金庵的羅漢像，被造成具有內心活動特徵，更接近於現實生活中真實人物的宗教形象。一些羅漢像被塑造成睿智、有異稟的哲人形象。此外，福建泉州老君石雕像，是古代重要的大型道教造像。

遼、金兩代在北方地區曾開鑿石窟，並有不少寺廟造像遺存。遼代的薊縣獨樂寺觀音像，遼寧義縣奉國寺、山西大同下華嚴寺的菩薩，猶存唐風，但又顯示了向勻稱、秀美髮展的趨向。遼代許多佛塔還有精美的浮雕。

北宋陵墓石刻的主要部分在河南鞏縣，共有8陵，現存石刻539件，加上陪葬墓石刻，共千餘件。自永昌陵以後形成定製，大體沿襲唐陵規範，而內容有較大差異。主要由望柱、象及馴象人、瑞禽、角端、鞍馬及馭者、虎、羊、蕃使、文武大臣、獅、鎮陵將軍、宮人組成。宋陵石刻在規模與藝術水平上均遜於唐代，但造型尚嚴謹。其陵區集中，石刻內容、數量更加規範的特點，對明清兩代很有影響（見北宋陵墓石刻）。

宋、遼、金時期的俑數量不多。但墓室內的雕塑、壁畫和隨葬的俑很有特點。由於宋代日常生活習俗有很大變化，墓內出現大量直接模擬現實、表現起居生活和桌、椅等日用器物的雕刻作品。河南、山西等地還出現很多宋、金、以迄元代表現雜劇演出活動的雕磚（見宋-金-元雜劇雕磚）。

元、明、清

元代以後雕塑藝術成就突出地表宮廷、皇家園林的環境雕塑方面。元大都宮殿建築已毀，從遺址出土的鳳麒麟石雕、走龍欄板等建築飾件，猶能見出元代雕刻富麗繁縟的特點。元代存世的重要作品居庸關雲台浮雕護法天王、十方佛、千佛、券門上的“六具”等石刻（見居庸關雲台雕刻），杭州飛來峯密宗石刻等也都表現了共同的時代風格。元代著名的雕塑家有生於尼泊爾的阿尼哥和他的學生劉元。元代還留下有關雕塑史料的著作型石刻的豐富經驗，也標誌着民族的宗教雕刻藝術的完全成熟。

明、清兩代建築雕刻的精華薈萃於故宮建築羣和天壇（見天壇）、北海、頤和園、圓明園等皇家壇廟、園林。故宮天安門前的華表、石獅，宮廷內主體建築三大殿白石須彌座上浮雕雲龍、雲鳳的望柱，圓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銅龜、鶴等，都對烘托宮殿建築的莊嚴、輝煌，增加局部藝術氣氛起着重要作用。作為此組建築有力結束的保和殿後長近17米、寬3米多的下層石雕御路， 浮雕着蟠龍、海水江涯與各種圖案，佈局宏偉，雕刻精謹，是明清石雕藝術的傑作。建於大同、北京故宮、北海的琉璃九龍照壁，故宮內的鎏金銅龍、鳳、麒麟、獅、象等動物雕塑，也各以不同的材、質和豐富多樣的造型點綴和調節着宮殿羣的氣氛。

明清陵墓石刻保存較完整，主要有南京明孝陵石刻、北京明十三陵石刻羣，河北遵化的清東陵、易縣清西陵多組石刻羣。其內容和配置沿襲宋陵而有所發展。清代裕陵等陵地宮內的門、壁、券頂上刻有精細的浮雕佛像和各種圖案。兩個時代的雕刻風格，明代較渾樸、有力，清代追求精巧而易流於瑣細。

宗教雕塑主要為寺廟彩塑和小型的木、石、金銅佛像。明代優秀造像有陝西藍田水陸庵塑壁，山西平遙雙林寺的天王、力士、羅漢、渡海觀音等（見平遙雙林寺彩塑）。清代小型嘛教金銅佛中也多有精品。

明朝時期玉、石、竹、木、陶瓷、金屬、牙、骨等材料製作的工藝美術品和民間建築、器用裝飾中有很多非常優秀的雕塑作品，如福建德化的瓷塑觀音等。清末天津張明山的民俗題材和肖像泥塑達到很高的寫實水平。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一批留學生赴歐洲、日本學習了西洋雕塑技法後，在國內美術院校開設雕塑科、系，中國雕塑在內容和表現方法上都出現了新的變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各地曾興建了一些孫中山紀念像和紀念民主革命家、抗日戰爭烈士的紀念碑，並出現一批知名雕塑家。傳統的宗教雕塑僅在西藏等地還有些大的興造活動，但已不能成為主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比較大的雕塑創作活動是1958年建成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上由劉開渠等雕塑家創作的10塊大型石刻浮雕，反映了中國人民百餘年來革命鬥爭的史蹟。

1959年建成的首都十大建築有很多圓雕和浮雕作品。其中融匯中、西方雕塑技法，創造新的民族雕塑樣式比較成功的作品是北京農業展覽館的兩座雕塑羣像。1965年，四川部分雕塑家在大邑創作的由114個與真人等大的泥塑組成的、具有情節性的《收租院》，是汲取民間雕塑經驗、表現真實生活內容的一次嘗試。

1982年，中國美術家協會提出《關於在全國重點城市進行雕塑建設的建議》，經國家批准後，成立了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和全國城市雕塑藝術委員會，領導着全國城市雕塑創作活動。

在此前後，全國各地興造了很多紀念碑、園林環境雕塑和名人紀念像，對美化環境、改變城市景觀、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硬質材料的架上雕塑、小型雕塑也有很大發展。此外，中國雕塑家還應外國邀請或作為國家贈禮創作了一些大型雕塑作品，矗立在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