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是能説不

★一本書原旨是為國人所作，卻引得國外傳媒的廣泛重視，在近年來當屬罕見。一種純系當代中國青年心態自然流露的政治詠歎，卻引來許多學者專家及政治人物的鄭重反饋(包括刻毒的曲解)，在近年來亦屬新聞。但是，不管這種現象是否正常，不管《中國可以説不》的發行呈多麼迅速地攀升狀態，也不管這是否有“出口轉內銷”的嫌疑，在中國改革開放18年後，在那場已被徹底否定的“文化革命”已發生了30年後，能在這不尋常的年份出現這樣不尋常的書引來這樣不尋常的結果，總會有些不尋常的道理吧？

★生活中的不幸者在回眸一生時常常這樣嘆息：我的失敗就在於不會説“不”。

生活中的幸運者在評判人生時總是如此總結：我的成功就在於隨時敢於説“不”。

不，無疑是拒絕；但這種“不”所拒絕的並不是真理。因此，正確的、沒有偏見的“不”本身就是真理，至少具有真理的成份，具有真理的軌跡。

★人類就要走完20世紀的百年之旅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以及其後的近一百多年裏，中國人都無一例外地向當時的工業化國家學習過，並在相當一段時間把它們當作自己的先生。儘管其中有那麼幾位最初是帶着鴉片箱，揮舞着軍刀，不請自來的。在求知若渴的中國人的“作業本”中，忠實地記錄下日本的富國強兵之法，美國的民主科學之理，英國的商業法律之術，法國的文學藝術之論，德國的哲學軍事之道，後來又有了俄國的工業發展之路，此外，還有比利時、奧地利、瑞典等小國的種種治世精髓。然而，這種求教的“學費”卻是高昂的。最基本的學費也是最沉重的代價，那就是國家主權的淪喪，就是降為了世界上的末等民族。那時的中國，作為最後進入世界工業化進程的大國，適逢西方的物質文明在全球擴張之際。所以，誰也不會顧及她的悠久的文化，誰也不會去關照中華民族這個古老民族的尷尬、窘迫、無奈和屈辱。然而，正是這種深重的屈辱，使得本世紀的中國人內心又有了一種不屈的自尊。這種反抗式的自尊如地火、如岩漿、如燧石，一旦噴發或撞擊，就化成了燦爛的光芒！一種絕不排斥先進又絕不菲薄自己的神聖之光！

四十年代，當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造訪延安後，曾經以女性的敏感驚訝地發現：在毛澤東和他這一代的紅軍領導人的內心有一道厚厚的門，這道門緊緊關閉着。這是一道用五千年的文明、長城、紫禁城護衞的門，也是一扇用過多的起義、變法油飾過的大門。這道門打開之際，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公元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那一刻。那一刻，它轟然洞開；那一刻它傳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聲音：占人類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在某些西方人看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期，似乎改革開放，就意味着讓西方的所有價值在這裏暢通無阻了。然而從嚴格的歷史發展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是新中國歷史的中斷，更不是中國社會制度的改弦更張。從宏觀上來看，它不過是工業化積累階段與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某種銜接；從精神上來説，這種歷史的銜接就更加緊密。托住華夏落日，復燃神州光明，振興中華文明，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在心靈上並沒有區別；如果有區別，也只是這種精神更加內在、更加務實，也更加強烈。是的，祖國的利益，永遠是我們這個國度中每個公民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永遠是這個國度的決策者們確定自己行動的初衷和遠謀。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才會説：“中國人是從什麼時候在世界上站起來的呢？是1949年。將來，等到我們實現了現代化，中國人就不僅能站起來，而且要飛起來！”我們完全可以説，當年，在探索中國走向獨立的道路時，中國人已經明白：中國解放的指揮部不在莫斯科，中國革命絕不是俄國革命的翻版。今天，我們仍可以説，在探索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時，中國人也終於明白：中國走向富強的設計院也不在華盛頓，中國的現代化也絕不是西方現代化的亞洲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鄧小平與毛澤東息息相通，今天的中國人與百年前的志士仁人也一脈相承！

★也有個別不能一脈相承的中國人、政治家和政治人物，例如袁世凱。袁世凱是本世紀初中國政壇上極有權謀的“明星”。他翻雲覆雨的政治手腕、多變的政治面孔以及位極人臣、擁兵自重的實力，大有攪八方濁浪，傾上下天河之勢。無論是外國列強、各路豪強、封建朝廷，還是流氓幫會、黑社會勢力都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中，以致於像孫中山那樣正直正派的革命黨人，也被壓、被騙、被戲弄、被凌辱。可是，就是這樣一個不可一勢的龐然大物為什麼會在一瞬間就崩塌得無影無蹤了呢？原因之一是他要稱帝；原因之二是他要賣國。由此，我們也就引出了兩條適用於現代中國任何一位政治家的立國之規。無論你抱何種主義、何種學説，在這兩條規矩面前絕不能觸犯，絕不能逾越。那就是，一必須遵從民主(雖然對民主有不同的理解)，不能公開搞專制；二不能搞國家分裂(無論是領土分裂還是民族分裂)，必須堅持統一。這兩條是鋼鐵定律或者説是烈火定律。誰敢以身試法，必然粉身碎骨，灰飛煙滅。從袁世凱到汪精衞到“四人幫”無一不是如此。相反，一個政治家即使犯了很大的錯誤，但只要堅持這兩條，都最終會得到人民的諒解和善待。同樣，這兩條也是外國人瞭解當代中國的兩把鑰匙。

任何外國人、外國政府如果在這兩個問題上試圖拂逆中國的民意，那麼無論是他、她或它，就等於立刻站到了中國和中國人的對立面，成為中國和中國人的敵人。1990年美國有關人士在與我談到西方各國對華經濟制裁時，我曾經告訴他們，你們可以制裁，這是你們的自由；但是請你們注意，西方國家所有的制裁只會產生一個後果，那就是危害中國人民，也就勢必在中國孕化出一大批民族英雄！如果説那個時候，他們根本聽不進去，認為是危言聳聽；那麼今天，當《中國可以説不》問世之後，他們應該是能夠清晰地聽到這種被激怒的中國年輕一代的聲音了。

★中國人都記得1993年9月23日，那是一個爭辦2000年奧運會的不眠之夜。結果是中國的努力失敗了。當喧囂變成了沉寂，當歡呼變成啞然，當中國人終於明白在2000年這個“龍年”到來的時候，“禮貌”的西方紳士絕不準備給中國龍祝賀“生日”的時候，與中國老百姓內心的沮喪同時掀起的是一陣狂飈、一股反思的熱浪。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階層經過對封閉與開放的比較，經過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運動，經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糟粕部分的批判和西方各類優秀文明成果的苦心研究，加上各類傳播媒介的傳導，中國人對西方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經濟管理已經有了一個較系統的瞭解，甚至對現代工業社會的價值體系和價值標準也有了一個總體的認同。中國人以他們的豁達向世界坦露着胸襟，也有點幼稚地希望那些產生過偉大的歐美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藝術家的故鄉人，也能像他們傑出的前輩那樣，去善待中國。

然而，錯了。這種願望至少是部分地錯了。冷戰是結束了，但冷戰的意識並沒有消失。加上近些年來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西方國家出於自我的考慮和對下個世紀世界自然資源繼續加以控制的私利，它們並不準備放棄偏狹的政治觀點，也不準備放棄對全球經濟貿易和資源的壟斷。於是，他們所謂的對貧困的憂慮，對貧困者的同情一下子就被遮蓋在西方人獨有的傲慢與偏見之中。與本世紀初、本世紀中的情況相似，當時是西方國家自己用刺刀和皮靴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之夢；今天，他們自己又在用對別國主權的粗暴干涉，對別國事務的指手劃腳，對別國民族感情的踐踏，打破着中國新一代人的西方夢。正像美國當代最著名的學者之一、已逝的費正清所云：“中國自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可想象，現代中國這一人類最大而又最古老的人羣，可以納入外國強國的軌道。”費先生的話明明白白，但説得最透徹的莫過於鄧小平。他在會見尼克松時曾經這樣講：“沒有民族的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半個世紀前，有一篇著名文章《別了，司徒雷登》；半個世紀之後，美國是否又在迫使我們告別什麼呢？可以肯定地説，中國不會重新關上已經開放的大門；但是，中國人肯定會在傲慢者面前鄭重地思索。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在學習西方這個問題上又經歷了一場新的“輪迴”。

★新的“輪迴”的未來結果會是什麼呢？在目前尚難預料，不過有一點卻可以肯定，那就是未來的中國在經濟發展、社會消費、分配方式、福利保障、資源配置以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對外準則等各個方面都會遵循自己的原則，都會充分考慮自己的國情。同樣，也都會考慮到怎樣才算真正地、終極地有利於全體人類。今天美國人口只佔世界總人口的1/20，但它消耗的世界自然資源已近1/3；同樣，整個西方國家人口總和僅為世界的1/7，但它消耗的世界自然資源已達3/4。這就是説，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最終是以消耗、掠奪、獨佔及毀滅地球資源為前提的。如果中國，如果印度，如果下一個世紀可以達到上億人口的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坦桑尼亞等十幾個國家都按照美國揮舞的政治與經濟指揮棒，相繼模仿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那麼這個世界就會走向失控，這個資源有限的地球就會被私慾膨脹的人類所徹底摧毀。因此，如果不能從現在起就終止這種發展模式，那麼，終有一天，紙醉金迷的西方模式將把我們這些後現代化國家引向板結的土地、無水的河牀。到那時，中國的每一個冬天，都會是瘟疫蔓延的暖冬；每一個夏天都面臨狂傲無羈的洪峯，以及油污潑灑的江河湖海、成羣結隊“自殺”的魚類和鳥羣……

因此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説，拒絕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其實還帶有關照全人類命運的世界主義的色彩。

★應該説，我們中國人在歷史上並沒有多少民族主義的遺傳基因！如果一定要勉強説有，那也是幾千年前的春秋五霸、戰國七雄。自秦統一之後，特別是到了強漢盛唐之後，中國所尊崇的就是“世界主義”。由於地域因素與當時認識水平的低下，華夏祖先還不足以認識到有一個比中國大得多的世界，因此也就自然地把統一的國家看作一統天下。古代中國人看待中國的發展，是作為一個世界來看待，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因而，歷史上的中國從來就無須正式的國名，更沒有國旗和國歌，而只有一個以坐江山的皇族為中心的政權。

至於説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出現，民族主義運動的崛起及其這種運動的領導人物頗具英雄色彩的活動，那是因為在奉行“強權”、“實力”原則的西方逼迫下，湧現出的一股救亡、自保、圖存的運動與熱潮。所以，我們可以很負責地説，中國近代以來所出現的民族主義是防禦性的而不是擴張性的；是自身解放型的而不是壓迫型的；是追求在世界的平等地位的合理，而不是要稱王世界的無理。一句話，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原始根源，是西方民族主義觀的傳人以及西方殖民者堅船利炮的侵略。很顯然，隨着中國近百年救亡任務的完成，隨着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我相信，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還將復位。復到何處？就是全球主義原則，就是“天下為公”。

★最後我不得不就東西方文化的優與劣談談看法。因為正是這種掩蓋極深的文化視野上的歧見，才使美國人亨廷頓做出了未來的大文化將發生衝突的結論；也才使我們自己的某些同胞曾經大呼中國文化氣數已盡，必以黃色文明去擁抱藍色文明方能得救云云。

但是，不管是某些西方人的傲慢，還是少數國人的自貶，中國文化仍舊存在，而且在一天天光大弘揚。這是因為中國文化是中國土地的碩果，是長江黃河澆潤的珍珠。我們經過洪荒的時代，就有了制伏洪水、疏通河道的大禹；我們有過專制的王冠，我們就有踏着蒺藜搗碎王冠的豪傑；我們誤食過鴉片，就有燒盡鴉片的氣壯山河的火焰；我們的家鄉擺過吃人的筵席，就有了推翻筵席的鬥士。歷盡瀟瀟秋雨、漫漫風雪，經過千古興亡多少事，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消隱了，而古代中國文化至今仍得以保存。這一明顯的事實不正説明它的頑強活力、不屈的再生能力嗎？凡是不存偏見、眼界開闊、見解通達的人士，誰又能不對這種獨特的文化發展現象刮目相視呢？即便是還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即便是在那個傳統文化受到嚴重損壞、人均生活消費還處在極其匱乏的時候，西方一個地位十分顯赫的大學者——湯因比仍明確指出：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管理經驗將會造福全人類。這種説法與今天某種淺薄的來自“自由世界”的攻擊，又何止是天壤之別？

説了這麼多，其實只是要表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並不存在着優劣、文野之別，創造它們的先人都分別從不同的地域環境、不同人文歷史的侷限中，認識了自然界的一個側面、一個部分。這就像人類的兩條腿那樣缺一不可。今天，對於生活在20世紀末的中國人來説，他們已深深懂得，很有必要在這兩種文化之間架起一座互相理解的橋樑。這一點，對生活在高度信息化社會的美國人、日本人來説難道還會有什麼困難嗎？如果有，也是精神上的阻隔與偏執。

★一百多年前，英國駐印度總督寇松勳爵曾經説過，中國好似是一所大學，人們在這裏永遠拿不到學位。其實，寇松只説對了一半。對於那些願意到東方文化的寶庫中尋奇探寶的人，對於那些懂得中國必將強大也一定會強大的人，對於那些深知必須學會與中國人和平地生活在同一星球的人來説，中國將主動揭去自己的面紗，並以泱泱大國的禮儀授與他們崇高的“學位”。但是，對於那些在無知的基礎上，叫嚷着“黃禍”並且不斷向中國潑濺着髒水的人，中國這所大學，不但永遠不會給予他們什麼“學位”，而且還會大聲地説“不”，與全世界所有被欺辱的發展中國家一道説——“不”！

這就是我的斷想。這就是我這個中年人在年輕人勃發的精神感召下，依偎着長城、依偎着天安門、依偎着母親河發出的斷想。

一九九六年於北京 ^[1] 

宋強，1964年生於大連，長於重慶，有一張恍若隔世的面容，有探究老年月生活細節的癖好。轟動海內外的《中國可以説不》一書的作者之一。現擔任紀錄片《電視往事》、《北京記憶》總撰稿人、寫專欄、寫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