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文化史

2012年10月，《中國近代文化史》出版。 ^[2] 

作為專史，作為高校歷史系中國近代文化史課程的教材，本書以1826—1956年間的文化為研究對象，結合近代史上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把中國近代文化史劃分為六個階段，分為九章，重點論述了近代新文化生長和嬗變的軌跡：

1826—1894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新文化的準備期； 1895—1912年，新文化的草創期；1912—1927年，新文化的奠基期；1927—1937年，新文化的建設期；1931—1945年，中國文化困厄更生，民族精神空前煥發，新文化的民族性得到加強；1946—1956年，新民主主義由小到大形成了完整的社會文化形態，是為近代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 ^[1] 

從整體上看，該書承接民國以來的中國文化史研究傳統，重視思想文化、學術文化的闡述。如第一章重點考察了19世紀中期傳統學術自身的調整，包括儒學內部的變化（如漢學的延續與衰落、程朱理學趨於活躍、今文經學的復興）、經世致用思潮的興起等；第二章涉及到理學的復興、傳統文化秩序的重建與“中體西用論”；第三章則包括了康有為與今文經學的關係、戊戌維新思潮的高漲等。其它各章思想方面的內容也佔據了較大的篇幅。

作為中觀文化的重要體現，文化制度、文化政策、文化運動的歷史在該書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茲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文化建設與文化運動”一章為例。近三十年來，學界對於新文化運動前後的文化史研究日趨成熟，不管是宏觀的脈絡格局，還是微觀細節的復原，均已達到較高的水準。而國民政府前十年間的文化史研究，則是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的學術點。該章所列教育制度、科學事業、左翼文化運動、中國社會性質與社會史論戰、新生活運動以及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等六節，顯示出文化制度和文化運動等中觀層面的文化的重要性。

在寫作策略上，該書選擇通史性的敍述體例，而沒有采用專題組合式的概論體。作者鑑於近代文化“歷史短，變化快，沒有形成穩定、統一的形態”的實際，採取以動態、歷史地展示為主，突出不同時段文化的變化與特色。依筆者所見，近代文化內容豐富、多樣、駁雜，用歷史性敍述來表現文化史的整體性，這既有新意，也增加了難度。

採取歷史敍述方式，該書主要考察1826年至1956年間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以傳統文化的蜕變為基礎，着力表現現代性新文化的發生、發展歷史。全書根據近代文化發展的歷史特點，結合重大歷史事件，將1825年至1956年間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以1826—1895年為中國近代新文化的準備期；以1895—1927年為近代新文化的奠基期；以1927—1956年為近代新文化的建設期。

該書對中國近代文化歷史斷限的選擇有一定特色。作者嘗試突破近代文化史在分期問題上追隨政治史的做法，從文化史的角度分界。該書把道光初年作為中國文化遞嬗的一大節點。作者既承認鴉片戰爭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象徵性和影響力，同時又指出，早在戰爭爆發前，傳統學術自身已經開始出現較大調整，傳統思想內部已經激盪起一股經世致用、尋求變革的思潮，這股思潮對此後中西文化的交流、近代新文化的生成具有密切的關聯。綜合考慮，具體以經世思潮興起的標誌——1826年《皇朝經世文編》的問世作為中國近代文化史的起點。至於下限，作者把新民主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文化形態和制度來處理，以 1956年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取代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界點。 ^[3] 

作為目前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近代文化發展演變的著作，或有其不完善之處，但對於當下的中國文化史學科建設來説，確有其獨到的學術價值和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鄭大華評） ^[3] 

張昭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2010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人才支持計劃。現致力於20世紀思想文化史研究。

孫燕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博士。研究領域主要集中於晚清社會與文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