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球十問

馬德興1997年寫的

提高水平或是拼命撈錢，中國足球改革目的何在？

國奧隊再次兵敗，仍是技不如人嗎？

兵敗之後，主教練該不該下台？

吉隆坡失利，主管部門要負何責？

當事人都説“我負有責任”，為何到如今不了了之？

中國足球主管部門為何熱衷商業比賽？

主管部門把商業比賽掙得的大把金錢用於何處？

中國足球水平不高，主管部門有沒有大力去抓？

足球管理官員日常在幹什麼？

中國足球究竟何去何從？ ^[1] 

新中國足球十問③：為什麼不能脱離奧運戰略？

●中國足球僅僅在管理體系與模式上調整、變革是遠遠不夠的，更需在國家體育戰略體系上進行結構調整。

●中國足球當與“奧運戰略”脱鈎，奧運男足只是一年齡段賽事。足球項目自身的特殊性決定了必須區別對待。

●“奧運戰略”與“舉國體制”是中國體育兩大成功法寶，但不等於“職業化”在中國體育界沒有生存空間。

●僅強調一種制度的“利”而不談其“弊”，或比較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時，用一方的“利”去比較另一方的“弊”，只能使認識上出現嚴重偏差，更將導致實踐中進一步偏離正確的軌道。

●“舉國體制”曾讓中國女足輝煌過，中國女足尚不具備職業化條件，現實決定了女足當堅持“舉國體制”③。

08奧運很快就要在北京開幕，這不僅僅是當前中國體育界的頭等大事，更是全中國人民的大事。但奧運後，中國足球肯定還要繼續搞下去，問題在於怎麼搞。痛下決心前，我們首先要有長遠的戰略目標與規劃，更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

一、讓中國足球與奧運戰略脱鈎

前一問中提出了“放權”中國足球的話題，即在管理體系與模式上進行變革，但僅僅管理上變革是遠遠不夠的，更需要在整個國家體育戰略體系上進行結構調整。中國體育有今日之輝煌，與“奧運戰略”密不可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一戰略。必須承認，“奧運戰略”和“舉國體制”是中國體育事業取得巨大成功的法寶。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是：在“舉國體制”下，究竟要不要推行“職業化”？在“舉國體制”為主體的中國體育界，“職業化”究竟有無生存的空間、又該如何去生存？

中國社會當前正處轉軌期，中國體育界也在所難免地出現了“舉國體制”與“職業化”的雙軌制。恰恰是由於我們不願意直面這一問題，採用“一刀切”的辦法才導致中國足球如今問題重重。面對矛盾，我們能否換一種思維方式，即讓中國足球從“奧運戰略”中脱離出來。這固然與中國足球根本就沒有實力在奧運會上為國增光有關，更重要的還在於奧運男足項目的特殊性。

第一，男足是奧運會上唯一有年齡限制的項目，其他項目沒有這樣的限制。換而言之，奧運男足只是所有世界性足球大賽中一個年齡段的賽事。U17世少賽、U20世青賽、U23奧運會與世界盃——四大賽構成世界足壇的競賽槓桿。無論水平還是規模，奧運男足都無法與世界盃相提並論，奧運男足僅16支參賽隊，為世界盃的一半，且參賽名額的分配也不同，作為世界足壇中心的歐洲有14至15隊征戰世界盃，但奧運會卻只有4隊。

對照奧運男足與世界盃的成績，巴西是世界公認的強國，五獲世界盃，但奧運會上從未奪金。歐洲公認水平最高的英格蘭隊、意大利隊、德國隊在過去16屆世界盃累計8次奪冠，奧運會上卻從未染金，拋開英格蘭因資格問題不談，意大利隊和德國隊在奧運會上最好成績僅為第三名。自1992年奧運會實施年齡限制以來，巴西、德國、意大利、法國等隊甚至連最後冠亞軍決賽都未進入過，倒是非洲的尼日利亞隊和喀麥隆隊兩次奪金，但世界盃賽上，非洲的最好成績也就是喀麥隆隊、塞內加爾隊的八強。這就是説，奧運會其他項目的水平都是世界最頂尖的，唯獨男足是例外，它只是全球U23歲以下最高水平的足球賽事，與世界盃有着本質差異。

至於參加北京奧運會的巴西隊派出了小羅、羅比尼奧等球星壓陣，必須看到巴西隊從未奧運奪金的事實，另一方面，鄧加因在最近三場世界盃預選賽中未有勝績，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一旦無法完成奪金任務，很可能就此“下課”。當年的盧森堡格就是因未能奧運奪金而“下課”。而阿根廷隊奪取雅典奧運金牌，與2002年世界盃賽上慘敗不無關係，此番又希望衞冕，因而將裏克爾梅、梅西(適齡)等球星召入。但無論巴西隊、阿根廷隊派出再強的陣容，也無法改變奧運會只是U23青年賽事的本質。

第二，男足項目的奧運會與世界盃亞洲區預賽同年進行。球類項目影響力最大的“三大球”中，男、女籃和男、女排等都是每四年一個週期，以世界盃賽、世錦賽、奧運會等三大賽事為一個循環，在不同年份進行。像游泳、田徑等其他項目也有世界盃、世錦賽和奧運會三大賽事，也在不同年份進行。因而，其他各個項目備戰奧運時完全可以把世界盃、世錦賽當作是練兵場，以奧運為終極目標。但男足項目卻不同，FIFA為防止奧運會喧賓奪主、使世界盃失去“世界第一賽事”的地位和影響力，作出了奧運年齡限制的決定，使男足只有世界盃這一個頂級賽事。雖然世界盃也是四年一個週期，但時間跨度卻是3年，像2010年世界盃從2007年9月就在全球展開了預選賽，直至2010年7月才結束。世界盃足球賽的時間跨度之長是其他項目所不可比擬的，而且世界盃預選賽開始之年恰恰就是“奧運會年”，這也是有別於其他項目之處。

第三，世界盃預賽在奧運會之前展開。不少運動項目像曲棍球等，每年都舉辦一次世界盃或世錦賽，但如果在“奧運年”舉行，一般都安排在奧運會結束後。但男足不同。FIFA提前10年列出每年賽事的具體賽程，其他項目卻做不到。而且，根據FIFA列出的未來10年賽程，亞足聯在2003年7月15日的吉隆坡會議上，決定與FIFA實施統一的競賽時間表，已推出了亞洲範圍內到2012年的競賽時間表，對世界盃亞洲區預賽的賽程、賽制也都進行了大調整。以往，世界盃亞洲區預賽一般都在“世界盃年”前一年展開，像法國、韓日世界盃分別在1998、2002年進行，亞洲區預賽在1997、2001年展開。但2006年德國世界盃亞洲區預賽在2004年2月就全面展開、2010年世界盃在2007年9月就展開。中國隊連續無緣小組出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亞足聯的新賽制、新賽程所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估計不足，搖擺於奧運會和世界盃之間，導致應對與準備不足，最終只吞苦果，嚴重挫傷了中國足球界的積極性。

正是有上述特點，中國體育在實施“奧運戰略”時，就必須充分考慮男足項目自身的特殊性，按足球所有的自身規律辦事，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

二、“舉國體制”與“職業化”互補

我們在總結“奧運戰略”取得成功的原因時，首先就應歸功於舉國體制。但已步入市場的中國足球每況愈下，並與其他運動項目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形成鮮明的反差。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説法，都是在中國，“為什麼女排可以一天集訓七小時，一年可以集訓半年以上，男足就不行？”“為什麼籃球可以搞南北分區，中超就不行？”“為什麼女網可以短時間內取得突破，男足就不行？”等等。

世間萬物都沒有絕對的利與弊，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利，更有其弊。如果僅僅強調一種制度的“利”而不談其“弊”，或在比較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時，用一方的“利”去與另一方的“弊”進行比較，都將導致我們在認識上出現嚴重的偏差，更將導致行動中進一步偏離正確的軌道。面對中國體育界的現狀，無論是“舉國體制”還是“職業化”，其實都有很好的生存空間，甚至可以起到“互補”的效果，但問題在於我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混淆了兩者的利弊關係。

中國足球步入職業化之初，我們只談職業化之“利”和過去專業體制下的“弊”，對於專業體制的“利”和職業化的“弊”卻避而不談，加上對職業化本身的“弊”缺少足夠認識，也就導致了中國足球如今的“畸形”。一旦受挫，便開始懷疑“職業化”，又開始懷念起“舉國體制”的“好”來。

最典型的就是現在中國踢球的人越來越少，一個長期以來為外界所忽略的現實是，自1994年走向職業化後，專業時代的業餘體校制度不復存在。但在舊有體系被“廢”後，職業化10多年了，中國足球始終沒有建立起來新的人材培養制度，特別是充分結合現有的學校體育系統來為足球培養後備人材。加上足球在中國的形象越來越差，踢球的人越來越少也就不稀奇。於是，我們就重新想起了“舉國體制”下的業餘體校制度。可是，足球如果真正走向職業化，它最強調的恰恰就是後備人才的培養，面對踢球的孩子越來越少的現實，我們不是首先去反思我們在推行職業化過程中出現了哪些偏差，而且想其他辦法，結果依然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再譬如，每每談及中國足球，我們總是喜歡拿女排説事。問題在於，世界足壇職業化程度多高、世界女排的職業化程度又如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世界體壇職業化程度越高的項目如足球、籃球、田徑、游泳等等，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就越大，更不用説像F1等那些非奧運項目了。相反，中國屢屢在奧運會上奪金的多數項目，恰恰是世界體壇職業化程度不高、或是無法走向市場的項目。在這種情況下，將非職業化程度很高項目的成功經驗照搬到高度職業化的項目上，顯然是行不通的。中國足球這些年的實踐一再證明這一點。

“職業化”的核心是競賽，通過比賽這根“槓桿”把運動員與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女網這些年突飛猛進，不斷參加高水平比賽可以説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如果不是主動“走出去”，而是天天在國內搞封訓，能取得突破嗎？類似的還有劉翔。對照男足國家隊、國奧隊，儘管這些球員一年到頭都在參加各種比賽，但更多的是國內低水平的比賽，真正集中起來一年參加的有質量的國際A級比賽有幾場？這些年，國外足壇行家一談中國足球，提及最多的就是“經驗缺乏”，這恰恰就是高水平比賽過少所致。85國青隊在荷蘭世青賽上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現，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在於：備戰期間在一個半月裏打了11場高水平的國際比賽，是所有參賽的24隊中是熱身場次最多的，排第二位的有4隊，均只有5場。這一正一反的例子，恰恰驗證了女網崛起的成功經驗之一——多參加高水平國際比賽。

在中國體育界現行的“雙軌制”下，各個不同項目備戰奧運會，就應該區別對待。世界職業化程度不高的、無法在市場上找到生存空間的運動項目，就應該旗幟鮮明地推行“舉國體制”，有關方面就應該全力以赴地在財力、物力等各方面予以支持。但像足球等已步入市場的項目，首先應該是尊重職業化的原則和市場規律，任何違反原則與規律的行為，都將受到市場的懲罰。中國足球走到這一步，無論競技水平還是市場開發持續滑坡，就是因為有關管理部門不願意放棄手中的權力和利益，以運動成績和國家利益為“藉口”來延緩改革甚至要開倒車所導致的必然惡果！

從某種意義上説，舉國體制和職業化不僅僅在當今的中國體育界能夠共存，更可以在足球項目中互補。例如，這些年來，當俱樂部隊參加亞冠聯賽時，足協經常“開綠燈”，調整個別聯賽場次。這恰恰就是在“職業化”後揚長避短，利用了“舉國體制”之“利”——國內練兵、一致對外。但這種情況在日、韓卻很難做到。所以，不是中國足球“職業化之路”走錯了，而是在走的過程中，具體的操作、運營與管理上出現了偏差。

三、女足當繼續堅持舉國體制

奧運足球項目中除了男足之外，還有女足。對於中國女足的發展，我們同樣需要區別對待，照搬男足方式顯然不行，可以也應該繼續堅持“舉國體制”，這是女足自身的市場性質所決定的。

女足曾是中國足球的“遮羞布”，如今也開始淪落了。但女足之所以能輝煌，靠的是什麼？固然，女足稱雄的那個年代，世界女足運動剛剛起步，我們是“專業”打“業餘”。隨着世界女子足壇藉助男足職業化而迅速崛起，中國女足便不再有優勢。但問題在於，我們不是在總結成功的經驗上繼續發揚優勢，而是照搬中國男足之道。中國男足職業化之路尚且是“四不像”，用男足方式搞女足，只能是“死路”一條。

早在2005年1月，我在清遠採訪如今重新擔任中國女足主帥的商瑞華，他分析女足滑坡的原因，當時就明確提出：“中國女足能兩奪世界亞軍，就是充分發揮了舉國體制的優勢，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在競爭中取得了一定的優勢。但女足成績下滑並不是因為國外搞起了職業化，而是我們沒有發揮出我們在舉國體制方面的優勢。以美國為例，為什麼職業女足大聯盟最終‘流產’了？説明女足走向職業化的條件還不成熟。而我們在那個期間也學習男足要走職業化。我覺得女足不同於男足，現在中國女足的職業化條件還不具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如果能夠充分發揮我們在舉國體制上的優勢，也許女足不至於下跌那麼快。所以，專業化還是職業化的問題不是中國女足復興過程中的最主要問題，沒有必要去爭論這個問題。”

事實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每每談及女足，我們總是談論女足球員報酬過少，並質疑為什麼還不如男足。這其實就是在偷換概念。真正的問題在於，男足並不是靠撥款，而是市場行為。中超聯賽再怎麼被外界“擠兑”，平均每場上座率可以保持在一萬人次以上，這是女足根本無法做到的。這從一個側面也佐證了商導的説法，即中國女足的職業化條件還不具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強行將女足推向市場，效果自然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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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務都有矛盾的普遍性，更有其特殊性，各個體育運動項目也一樣。在中國體育發展過程中，如果一味只強調運動項目的“普遍性”，而不顧男足項目的“特殊性”、違反運動項目本身的規律，搞“一刀切”，等待中國足球的只能是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這幾年來，中國足球所受到的懲罰已夠多了，但我們就是不吸取血的教訓。北京奧運會結束後，該是區別對待、將男足從“奧運戰略”中脱離出來的時候了！

還記得去年我在抽籤結束後那句“不用洗，直接睡”麼，這麼多天來在“愛國者”們的壓力下我還敢堅持去年的斷言，是因為我知道，如果你堅持要洗，那就是浪費水資源。

還記得黃健翔在賽前寫的那篇《把醜話寫在前頭》麼，因為他早看到比話還要醜的結果，想用一家之言拯救最後的崩潰。

不是我倆有多麼神明，我們只是兩個忍不住説了真話的孩子，去年底我和健翔在《天天運動會》裏預測到了三連平，一週前我們又從各路愛國者搗蛋賽前的報道里預感到一股邪火般的“一片看好”，三天前我們都從不同渠道隱隱瞭解到“國足英雄”不可告人的骯髒和懦弱，於是健翔寫了“醜話”，我寫了“愛國者”，很多天來，很多月來，很多年來，我們重複着這樣的批評並因此成為“陰暗”“殘暴”“不愛國”的代表，太多很想把我們踏上一隻腳讓我們永不翻身的足球領導和主流評論家了，他們高呼着愛國、愛中國足球的口號高舉着偽專家式的建設性意見——還是我在臭名昭著的“11.17”後説的：又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可婊子當上了，牌坊卻沒立起來。

還説自己“堅決不靠裁判出線”麼，還想拿“埃莫森”説事兒麼，中國人的醜陋體現在中國足球上時，就可以無以復加了，那個這一個月來忍不住跳出來自封了一個“國足英雄”的老師，你用了多少國家的打印紙，用了多少國家的差旅費，用了多少保密通信手段才調查出那些現在看來極端無聊的埃莫森證據，而中國足協的謝主席拍着你肩膀説出“卿言正合孤意”時，你們又耽擱了中國足球隊多少正經時間去正經備戰。

我説過，一個事情真正成為鬧劇時，絕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鬧劇後面必然有無數的小人和佞臣。求你了，不要説我和某主席某老師某領隊有私仇了，你們還不配我花費這麼多文字來批駁，我真正要批駁的是徹底廢掉中國足球武功的混賬機制。只不過，你們正好是這種混賬邏輯的代言人。

哦，那些在年初高喊着“三連勝”的愛國者啊，你們真是愛國者，搗蛋，真的很像北洋水師裏的高級將領和幫閒文人啊，炮彈裏裝的不是火藥而全部是沙子你們知道嗎，御賜黃馬褂下面是無恥和私慾你們知道嗎，世界上從來沒有悲劇，只有重複的鬧劇。

無聊，無恥，無語……當抽籤結束後，中國足協和那些主流媒體精英們不去抓住最後的時機備戰，卻在那句現在流行得很的“至上”口號下兵分兩路，當我們用盡身體內最後一絲力氣和善意指出中國足球中國足協的問題時，卻被你們斥責為“不愛國，不愛中國足球”，難道我的建設性還少麼，我們的批評就是最好的建設，因為我每次批評你們的都是你們的死穴，如果你們改掉其中哪怕一二，也不至於到了現在這種洗了也睡不了的地步。

我現在甚至想大笑，仰天長笑，不是因為開心地看到中國足球隊又一次被淘汰，而是因為我覺得現在只有笑，才可以表達最完整的憤怒，你儘可以説我陰暗，儘可以説我幸災樂禍，儘可以説我吃着足球飯還砸足球碗，我告訴你——不吃這碗飯讓我可以更加身心健康，我可以寫小説，可以和健翔一起解説歐洲足球，可以回災區當希望小學校長，現在，老子隨時可以不幹了。

水滴球場，哈哈，你們還真以為進了“水滴球場”就可以洗了麼，就可以魚躍大海麼，告訴你們這些中國足球的敗類們，就是給你們一片太平洋，你們也只能進太平間。

黃健翔在賽前寫了真話，説得無比專業，我在賽前説了真話，就差把五臟六腑掏出來，卻被你們肝腰合炒了，你們罵我們陰暗、殘暴、小人，這裏，我還代表我倆通知各位偽君子了：我們就是真小人。中國足球就缺我們這種真小人。

所以這裏我只有模仿愛國者搗蛋們寫一篇中國足球十問：

一、為什麼杜伊首發不用孫繼海、周海濱、杜震宇、韓鵬？作為長時間力頂杜伊的我倆，最近對他有所質疑（這個質疑不是馬後炮，而是從今年初開始最近幾個月來就開始了），我請傻逼們不要説我們是挺杜還是倒杜了，我懷疑你的腦子裏是不是真的養了兩條魚了，因為在中國足球環境下，即使不是中國教練，最後也會在各種利益驅使下變成了徹頭徹尾的中國式教練，這五個月來，我們悲涼地眼看着杜伊正成為“行政足球”的一份子，而無能為力。其實我們根本不想去責怪杜伊，因為中國隊的首發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説了算的，是一羣人，當那天杜伊和謝亞龍拍肩膀互相力挺時，當他見着倒謝派的李承鵬眼神閃爍時，我就知道這個東歐人很中國了，那些圍繞在杜伊身邊的蒼蠅，我看不起你們，健翔賽前直指要害，預測到比賽的不祥，中國式足球啊，你在改造人性方面實在太偉大了。

二、孫繼海真是體力不濟才沒有上場的麼？比賽開始時我們才聽説是因為孫繼海心中不爽，換誰誰也會不爽，所以當他最後無原無故申請場外紅牌後，我猜測他是否根本無心戀戰了。而中國隊不止一個孫繼海，中國隊內部根本不像主流們説的那麼興高采烈，團結一致，眾志成城。

三、為什麼要用黃博文這樣連國際A級比賽經驗都沒有的球員？因某種難以啓齒的原因把杜震宇長期壓制在板凳上，等給他可憐的四十五分鐘上場後，連球是啥感覺都忘了，而且還讓一個進攻型選手兼顧左後衞，杜震宇想出國踢球，但懂行的人都知道，出國踢球很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需要擁有足夠的國家隊比賽次數，可是杜震宇太不懂事了，也太不會來事了……也許，有人根本就不想贏球。

四、為什麼“進國家隊還要權錢交易”的傳説不絕於耳，但有關部門卻從未調查出個子曰，而且那些狗屁不通的領隊們連續兵敗怨聲載道卻能夠長期佔據要職？你們心中沒有人民，但有人民幣。

五、為什麼中國足協最近很熱心於調查“埃莫森事件”，因為可以在失敗後找退路吧，我是小人，所以想得很陰暗。可惜我真的聽説過有領導拍着記者的肩膀説，這次，你真的給我們足協立了大功。請注意，不是為“中國足球”立了大功，是“為我們足協”。

六、為什麼在去年《足球之夜》極其正常的民意打分調查後（嘉賓們很默契地打了良好、及格，我問能不能不打分，但沒有被准許，就只能打“不及格”），謝亞龍可以干涉正常新聞工作，甚至連國足一個普通工作人員也可以用坊間最髒的話辱罵國家級大台主持人，如果連這樣普通的民意調查都不能進行，那你們是不是在違反**關於尊重民意的精神。

七、為什麼謝亞龍在去年底今年初遲遲不把備戰世界盃當成頭號工作，為什麼謝亞龍找到了其實對中國足球最有監督力量的央視，央視某領導就可以不顧中國足球真相，雙方一拍而達成封殺一切不利於中國足協聲音的默契，哪怕只是純足球事務評判的一小點聲音。後來我們明白了，因為有人要採訪資源，而謝亞龍要爭取時間，失掉世界盃參賽資格不會影響他的烏紗帽，而延誤“至上”的就不同了，所以建議謝主席不要再念“恨不抗日死”的詩了，不要再去找主流媒體同行領導了。有些聲音是封不住的，特別像李承鵬和黃健翔這種人的聲音。

八、在謝亞龍和南勇權力敏感微妙分割後，究竟是誰定下“客場取一分，主場全取六分”的指標，這個指標有沒有經過隊內和專家們仔細考究，前天晚上謝主席南主席一起去找杜伊密談的究竟是什麼事情？能説給我們聽一聽麼，你們一直宣稱“不做裁判，我們不會為錢低頭”，可這種婊子式的大義凜然和偽崇高，在聯手一些無良記者的炒作下，最後真的把曾經在2004年亞洲盃上大大地幫過中國隊一把的西亞裁判給推到對立面去了，你們以為自己有一座牌坊，其實現在是你們的墓誌銘。

九、中國國家隊更衣室裏究竟有多少秘密，為什麼有人會説“現在隊內陰陽怪氣”的，這和你們在報上宣傳的完全不一樣，足球其實是個娛樂，就是搞好了給老百姓一個樂子，不關國計民生，不關千秋大業，可你們中某些人就是把人民的娛樂事業當成個人的創收事業。

十、最後，為什麼中國足協不能夠按照**有關精神重組？堅持黨和**的領導下難道就不能做好“行業自治”麼？這也是**的精神，是不是因為這樣做傷及了某些行業具體人員的利益，圈內人可是知道，您的太太，您的小舅子，您的遠親和近鄰們，都活得挺油光水滑的。下課的不僅是杜伊，他是最輕的罪，下課的也不僅是謝亞龍，所有所有的能決定中國足球命運的東西，你們才是最大的罪過。

現在想來，卡塔爾客場那一分得不得都無所謂了，它，真的很像中國足球隊那場欲蓋彌彰的“宮外孕”事件，最後還是在“水滴”流產了。

我看不起你們，我鄙視你們，因為你們即使想學壞，也成不了大流氓，你們只是失敗的小混混而已。

最後，請中國足球推倒重來吧，你可以當玩過一把“推倒和”，中國足球只有死去以後從頭再來。

注：本文用三十分鐘迅速敲出來，過於激動而邏輯不清，有請愛國者來挑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