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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考古學

(學術名詞)

鎖定
中國考古學,是在中國領土和領海範困內,以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遺存為研究對象,通過實施考古調查、發掘,以及運用各種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探究中華民族的歷史及其文化內涵和社會發展脈絡的科學。 [7]  它起源於中國的金石學傳統,又受到西方考古學的影響,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碰撞的結果,也是中國傳統的金石學與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學相結合的產物。 [2] 
中文名
中國考古學
適用領域
考古學 [7] 
所屬學科
考古學 [7] 
創立時間
1928年10月 [3] 

中國考古學定義

中國考古學,是在中國領土和領海範困內,以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遺存為研究對象,通過實施考古調查、發掘,以及運用各種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探究中華民族的歷史及其文化內涵和社會發展脈絡的科學。 [7] 

中國考古學建立背景

中國在北宋以來就形成了對古代遺物進行蒐集整理和研究的金石學傳統,它對於中國考古學,就象西方古物學對於近代考古學一樣,是一個積澱豐厚的歷史的基礎,也是一個源源不斷的知識與智慧的源泉。但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出現,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碰撞的結果,也是中國傳統的金石學與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學相結合的產物。 [2] 

中國考古學歷史基礎

金石錄 金石錄
公元前4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經朦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價值,甚至在當時東周京都洛陽建起了一個類似現代博物館的“守藏室”。至公元10世紀的宋代,中國金石學研究頗為發達,有志者開始編纂專注出版。例如:北宋元祐七年呂大臨編纂的《考古圖》,既繪有器形圖,還記錄了每器的尺寸、名聞和出土地點。它比起1842年丹麥青年考古學家沃爾索(worssae)所著的《丹麥早期古物》(The Prime Ual Anfig uifes of Denmark)一書足足早了11個世紀。
此後,又有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圖》、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歐陽修的《集古圖》、趙明誠的《金石錄》等等,不勝枚舉。清代一來,分門別類的著作如雨後春筍,除繼北宋以來的金石著作外,又增添了錢幣、玉器、陶瓷器、碑刻......等等,其中古文字研究成果尤為突出。因此,可以毫不誇張的説,中國是世界上建立博物館最早、出版古物研究專著最早、萌發考古思想最早的國家。不過令人惋惜的是,這一切努力並不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考古學,至多隻能説為近代考古學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考古學近代轉變

20世紀初期,自北宋以來形成的金石學開始向古器物學發生轉變,中國考古學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開始萌芽。促使中國考古學萌芽的因素主要有個三方面。 [3] 
甲骨文 甲骨文
第一個方面,是中國近代實證史學的創立。實證史學是以新發現的文字資料結合古代文獻記載以研究、證實古代的史實。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西域漢晉簡牘的出土等,為史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1917年王國維同時撞開甲骨學和商史大門,宣告中國實證史學的創立。 [3] 
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第二個方面,是西方考古學思想的傳入。西方考古學思想傳入中國有三種形式。一是中國學者介紹西方考古學。如1990年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中首次介紹西方考古學家進行史前時期研究的情況,1901年梁啓超在《中國史敍論》中介紹19世紀中葉以來歐洲考古學家將史前時期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期。 [3]  二是西方各種形式的探險家、學者潛入中國西北、東北等地的考察並掠奪珍貴文物。西方探險考察隊掠奪大量珍貴文物的行徑,引發中國學者的強烈不滿與憤慨,激發他們積極吸取西方考古學思想。後來梁啓超更是要求其次子梁思永遠赴美國學習考古學。 [3]  三是西方學者或是獨立、或是代表中國有關機構在中國內地開展考古工作,使得西方考古學思想在中國得已傳播。 [3] 
第三個方面,是以1919年五四文化運動爆發為標誌的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學術發展予以極大的推進。其中提倡“科學”的新文化運動,不僅是介紹和發展各門科學的具體內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結合實踐的科學方法。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得到傳播,野外考察的地質學得到快速發展,後在歷史學中還產生了批判舊史學的古史辯學派,掃除了建立“科學的中國上古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物,催發考古學的興起。 [3] 

中國考古學發展歷史

中國考古學起步與形成

安特生在仰韶村遺址第一次發掘時的合影 安特生在仰韶村遺址第一次發掘時的合影
1921年,在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支持下,聘請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對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和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的發掘,以及對奉天錦西沙鍋屯洞穴遺址的調查發掘,標誌着中國考古學的起步。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傅斯年組建考古學組,開始進行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標誌着中國考古學的初創而開始形成。 [3] 
西陰村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圖 西陰村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圖
這一時期,中國研究機構與有關學者開展的考古工作及其收穫,最為重要的以下四項:安特生對對以仰韶遺址羅漢堂遺址朱家寨遺址等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探索,北京人的發現和北京人遺址的最初大規模的發掘,中國學者主持的探索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來源及其與歷史時期中國文化的關係而進行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中國瑞典西北聯合考察團在內蒙古、甘肅和新疆地區進行包括考古學在內的多學科綜合考察時的重大發現。其中,1926年李濟袁復禮對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發掘,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考古發掘,並運用探溝、探方發掘與縱、橫、深三點記錄出土物的方法。 [3] 

中國考古學初步發展期

殷墟發掘 殷墟發掘
中國考古學的初步發展期,以1929年曆史語言研究所由李濟主持考古學組開始正規考古發掘殷墟並創辦《安陽發掘報告》、以及中國地質調查所組建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中國第一個從事新生代地質、古生物和人類學研究的專門機構為開始的標誌。又以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3] 
裴文中手捧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裴文中手捧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1929~1937年,先後成立或組建了眾多考古或與考古有關的工作機構與組織,如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中國營造學社山東古蹟研究會河南古蹟研究會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陝西考古會等。取得的重要考古成果包括:安陽殷墟的連續發掘,裴文中負責的周口店遺址發掘工作,城子崖遺址兩城鎮遺址的發掘和龍山文化的確立,河南浚縣淇縣、汲縣、輝縣等地的周代考古,寶雞鬥雞台遺址等關中地區周秦遺址的調查與發掘,杭州灣良渚遺址的發掘。 [3] 
1937~1949年,中國考古學工作重點主要在雲南、四川、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重要成果包括:雲南大理及洱海一帶考古調查和發掘,川康考古調查和發掘、王建墓發掘、甘肅地區史前至隋唐時期的遺址考察與發掘。 [3] 
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的基本隊伍形成,探索對象十分清晰,研究方法逐步改進並不斷完善,並創辦了學科刊物《田野考古報告》(後改名《中國考古學報》)和《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專刊,公佈研究成果。 [3] 

中國考古學全面發展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考古學得到全面發展。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設立了國家文物局,並頒發了保護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復了周口店、殷墟兩項中斷多年的考古發掘;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學設置考古專業;各省區市也相繼成立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當地的文物保護和清理發掘工作。在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實踐中,各地考古隊伍日益健全起來。 [1] 
輝縣琉璃閣戰國車馬坑 輝縣琉璃閣戰國車馬坑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範圍不斷擴大,發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黃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對史前時期的半坡北首嶺廟底溝屈家嶺北陰陽營等遺址和大汶口墓地,對商周時期的二里頭、鄭州、豐鎬等遺址和洛陽東周城、侯馬晉城、漢唐兩京城址、元大都遺址及其他重要遺址進行了規模較大的發掘。在輝縣琉璃閣的發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剝出一座完整的車馬坑,受到西方考古學家的讚譽。 [1] 
這期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四期考古訓練班,培養了一大批田野考古專業人才,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又相繼設立考古專業,開始招收全日制大學本科生。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三大雜誌”的《考古學報》、《考古》和《文物》都是在這一時期創刊的。 [1] 

中國考古學繁榮發展期

“南海一號”水下考古 “南海一號”水下考古
改革開放後,中國考古學走向繁榮。1979年4月成立了中國考古學會,其後一些省區市也相繼成立了地方考古學會及相關的研究會;考古學得到迅速發展,加強對外交流,引進科技手段,開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攝影考古領域;大遺址考古發掘得到加強,黃河流域所作重點發掘尤多,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也有多處遺址發掘,西南邊疆、北方大漠也都發掘過史前遺址,數量之多,分佈之廣,規模之大,前所未見。 [1]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進入全新的發展時期。國家對考古學的支持與投入,社會公眾對考古學的關注與參與,多學科參與的現代考古發掘研究的深入,文化遺產保護的加強,公眾考古的開展,國家級概論編遺址公園和遺址博物館的興建,尤其是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手段不斷豐奮,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正在迎來黃金時代。 [7] 
北宋東京城州橋及汴河遺址考古發掘 北宋東京城州橋及汴河遺址考古發掘
田野考古達到較高的科學水平。原始聚落遺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發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況,復原當時社會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瞭解整體規劃,確定城垣範圍和城門位置,探尋主幹大道和重要建築遺蹟;對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則充分利用文獻資料,根據現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舊街道等遺蹟,結合以重點鑽探、發掘,較好地復原古城的平面佈局;清理大型墓葬時,妥善處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絲織品、帛書、帛畫,使之得到較好保存;對於散亂的玉衣、鎧甲、簡牘,在清理過程中,特別注意各個零件的位置和相互關係,仔細觀察和做好記錄,以復原它們的整體。考古發掘還擴大到古代礦場、作坊、窯址、工場和沉船、橋樑等。 [1] 
半坡遺址 半坡遺址
中國考古工作者積極探尋人類的起源和進化過程,為全世界舊石器時代考古作出重要貢獻。他們對中國境內的古人類文化遺址進行了系統的發掘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二百萬年以來直立人、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在中國境內的進化過程及其生存活動情況;對中國農業起源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充分的證據證明距今1萬年以上;理清了廣闊地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序列,建立了史前文化的系列和編年框架,提出了區、系類型的考古學理論;隨着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史前村落的揭露,對聚落形態的研究有了新進展;對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等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獲得重大成果,引起了世界考古學界對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關注;在豫西及晉南地區對夏文化進行了連續、深入的探索,找到了夏人活動的中心區域。在鄭州地區發現了二里崗文化遺存,從而確認了早商文化;對中國古代城市和其他重要遺址、墓葬的發掘也獲得世人矚目的成就。甲骨、簡牘、帛書等文獻又有許多新的發現,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史料。 [1] 

中國考古學學術出發點

中國考古的出發點是更好地認識中華文明,一方面是認識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以考古成果來證實中國歷史之為信史,祛除中國歷史在近代受到的全面懷疑。另一方面是認識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博大精深意味着中華文明的深刻的文明原理,即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可大可久之道”,從而堅定文化自信。這一自信完全是建立在歷史認識基礎上的自信,是理性認識尤其是歷史理性認識之後的自信。這是一種高度理性的自信,而這一來自歷史的自信不同於西方的宗教。中國歷史書寫所具有的豐富性、完整性與通貫性,與中國考古發現的豐富性,可謂交相輝映。 [6] 

中國考古學學術風格

考古學目的是為了認識歷史,補歷史文獻之不足,但考古學作為一門學問,有其獨有的學問方式,其地下考古形成的地下實物的新材料、新證據與歷史書寫形成的紙上的證據形成了王國維所説的古史研究的二重證據法。中國一百年來的地下考古的豐厚經驗累積正形成考古學中國學派。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1981年提出建立考古學的中國學派的問題,他的弟子俞偉超當時總結考古學中國學派有三個特徵:“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區系類型理論;再就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國學派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它搞清楚。”三個特徵的第一個特徵是中國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指導思想,第二個特徵則是中國考古學學科自身獨有的理論與方法,中國學派的任務與使命則是中國學派的第三個特徵,即搞清楚中國文化源遠流長。 [6] 

中國考古學代表刊物

文物》:1950年創辦《文物參考資料》,1959年更名。 [4] 
考古》:1955年創辦《考古通訊》,1959年更名。 [4] 
考古學報》:1953年由原《中國考古學報》更名。 [4]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979年創辦《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9年更名更名為《中國歷史文物》,2011年,更名《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4]  [5] 
人類學學報》:1982年創辦。 [4] 
文物春秋》:1989年創辦。 [4] 
《文物季刊》:1989年創辦。 [4] 
《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創辦。 [4] 
北方文物》:1981年創辦。 [4] 
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1989年創辦。 [4] 
福建文博》:1979年創辦。 [4] 
《江西曆史文物》:1979年擴編。 [4] 
農業考古》:1981年創辦。 [4] 
華夏考古》:1987年創辦。 [4] 
中原文物》:1981年公開發行。 [4] 
江漢考古》:1980年創辦。 [4] 
四川文物》:1984年創辦。 [4] 
考古與文物》:1980年創辦。 [4] 
文博》:1984年創辦。 [4] 
敦煌研究》:1981年創辦。 [4] 
考古學集刊》:1981年創辦。 [4] 
《北京文物與考古》:1983年創辦。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1981年創辦。 [4] 
湖南考古輯刊》:1982年創辦。 [4] 
《史前研究》:1983年創辦。 [4] 
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創辦。 [4] 

中國考古學意義和地位

中國考古學是世界考古學的覺要組成部分。中國是文明古國,歷史悠久,古代文明輝煌燦爛,中華民族先民們的許多發明創造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中國考古學,正以其世界矚目的學術成就,在世界考古學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7] 
參考資料
  • 1.    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與發展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01-06[引用日期2023-09-02]
  • 2.    曹兵武.中國考古學的百年曆程[J].四川文物,2003(05):11
  • 3.    朱乃誠.中國考古學百年曆程[J].南方文物,2021(01):43-48.
  • 4.    朱乃誠.中國考古學百年曆程[J].南方文物,2021(01):49, 51.
  • 5.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中國知網[引用日期2023-09-02]
  • 6.    謝茂松.中國考古學的使命、特色與風格[J].人民論壇,2021(10):92-95.
  • 7.    王巍. 中國考古學大辭典[M].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4: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