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地理學

中國的歷史地理的研究內容曾長期侷限於研究歷史人文地理和沿革地理。這是由於古代有資源收集資料的人主要是官府和封建制度下的支持者或由封建政府所派出的官員或專業人士。再者，縱觀各個朝代的歷史地理學家，始終不能擺脱傳統士大夫的“痛心於一個朝代的滅亡或衰落，而立志研究經世致用的學問”的一種情結。所以他們比較重視各個朝代各地區的城池，山川，道路，渡口，人口，軍隊，士兵，商業和農業等對封建君主有用的資料。

自東漢班固於公元1世紀撰寫《漢書·地理志》起，以至《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和《大清一統志》都屬於官修的沿革地理。至於私修的有公元3世紀裴秀的《禹貢地域圖》，北魏時酈道元的《水經注》和唐朝時洪亮吉的《東晉疆域志》和《十六國疆域志》。自宋朝起沿革地理已形成一項獨立的研究，始後又有宋朝王應麟的《通鑑地理通釋》，明末清初時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和清末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一些其他書籍也有地理資料，包括明朝徐弘祖的《徐霞客遊記》。

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地域範圍就是中國的地域範圍，但是不限於現在的中國，它所研究的是歷史時期的中國。現在一般將清朝完成統一之後，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前的版圖作為研究範圍，也就是1750年代到18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版圖。具體的地域範圍是：

東北到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葱嶺和帕米爾高原，其他則與中國現在的國界基本一致。曾經在這個範圍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曾經在這個範圍內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

以上的這些劃分並不是絕對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這個範圍之外的一些地區也曾經隸屬於中國政權，例如朝鮮半島的北部，越南的北部。這些地區也應該算是中國歷史地理學所研究的範圍。

雖然早在1913年中國地學界就提出了“歷史地理”這一學科名稱，1934年創辦的《禹貢》半月刊也採用了“中國歷史地理”這一外文譯名，但受傳統學術思想的影響，本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規定的大學歷史系選修課目中，還列為“中國沿革地理”。曾留學英國的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設》1950年第11期上發表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國內對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以及後來發表的《關於歷史地理學的若干問題》（注：　載1961年12月14日《文匯報》。）和《歷史地理學芻議》（注：載《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諸文中，侯仁之教授最早闡明瞭歷史地理學與沿革地理學之間的本質區別，指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沿革地理’僅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終的目的。還有若干歷史地理的專題研究，並不藉助沿革地理的知識而依然順利進行。”（注：《歷史地理學芻議》。）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論文，系統闡述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現實意義，儘管在當時學術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觀點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這種認識上的飛躍，將中國歷史地理學帶進了現代發展階段。

在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理論逐漸成熟的同時，歷史地理的科研機構組織也相繼誕生。1956年，中國科學院地理所設置了歷史地理組（後來易名為歷史地理研究室），繼之上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杭州大學、武漢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西南師範大學等單位也成立了歷史地理研究院所、研究中心或研究室。1979年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宣告成立，1986年西安歷史地理學會也告成立。在學科建設方面，許多院校和科研單位都開始招收歷史地理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其中上海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陝西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還是培養歷史地理專業博士生的重要基地。1981年以後《歷史地理》（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陝西師範大學主辦）和《環境變遷研究》（北京大學主辦）等歷史地理專業學術期刊的相繼誕生，更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深化與普及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正因如此，當代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不僅早已擺脱了作為歷史學附庸而長期存在的尷尬局面，而且學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為當世的一門顯學。

（1）歷史自然地理研究

側重於歷史時期自然地理要素（氣候、地貌、土壤、水文、動植物）和自然災害的研究。代表性的論著有中國科學院《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所編的《中國自然理·歷史自然地理》分冊（科學出版社，1982年），史念海、曹爾琴、朱士光著的《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曾昭璇的《歷史地貌學淺論》（科學出版社，1985年），文煥然、文榕生等著的《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科學出版社，1996年）等。

（2）歷史經濟地理研究

側重於歷史時期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地理的研究。代表性的論著有郭聲波的《四川歷史農業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韓茂莉的《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吳宏岐的《元代農業地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7年）、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等和辛德勇的《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等。

（3）歷史政區地理和歷史人口地理研究

這兩個方面的論著很多，但最具代表性的還是周振鶴的《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葛劍雄的《西漢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

（4）歷史文化地理研究

歷史文化地理是近十年來新興發展起來的歷史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代表作有盧雲的《漢晉文化地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張步天的《中國歷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張偉然的《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藍勇的《西南歷史文化地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等。

（5）區域歷史地理研究

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最大特點是選擇一個特定的區域進行歷史地理的綜合研究，這是歷史地理研究的一個全新領域，目前尚薄弱，代表性的論著為鄒逸麟主編的《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年）。

（6）歷史地圖編制

這方面比較重大的成果有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冊（地圖出版社，1982—1987年）、侯仁之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史念海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

（7）歷史地理文獻研究

這方面比較重要的成果有陳橋驛的《水經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靳生禾的《中國歷史地理文獻概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何清谷的《三輔黃圖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李健超的《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等。

（8）歷史地理學理論和通論歷史地理研究

歷史地理學理論方面最主要的成果為侯仁之的《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書。另外，張步天的《歷史地理學概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和侯甬堅的《區域歷史地理的空間發展過程》（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二書也頗有創建。近幾年通論性質的中國歷史地理專著已出版了十餘部，學術質量參差不齊，較具學術深度的有史念海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王育民的《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等。

近二十年，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隨着現代地理學的蓬勃發展，以及國際間學術合作與聯繫的逐步加強，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這些新的特點不僅引起了歷史地理工作者的廣泛關注，而且也預示着中國歷史地理學未來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可持續發展問題受到普遍關注

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上就已提出了“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國際環境發展大會，通過了《二十一世紀議程》，向各國提出了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1994年中國舉行了《中國21世紀議程》高級國際圓桌會議，響應聯合國的號召，也規劃了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宏偉方案。在此政治背景下，可持續發展問題受到中國各界的普遍重視，歷史地理學者也開始從本學科角度探討這一焦點問題。1996年7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上，就將可持續發展問題作為專題研討的內容列為議題之一給予高度重視。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章生道在《北京走向國際性文化都城過程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言中指出：“從生態學觀點或地理學包括歷史地理學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的持續性，參加到世界學術的主流中去，與世界學術接軌，是我們應該關心的一個問題。”黃以柱《〈21世紀議程〉與歷史地理學》的報告認為，“歷史地理學在探討環境與發展的問題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應為實施《21世紀議程》作出貢獻”（注：韓光輝：《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綜述》〔J〕，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4輯。）。另外，有的學者提出“歷史地理工作者，要為政府當好參謀，通過歷史上的地理變遷對人類造成的正面、負面影響，以理服人，為政府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第一手資料。”（注：徐衞民：《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歷史地理學透視》〔J〕，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3輯。）可見，歷史的發展為歷史地理學這門年輕的學科提供了一個新的機遇，歷史地理學者如何把握這一有利時機，加快學科建設的步伐，是一個亟待解決而又將長期存在的問題。

（2）綜合研究和區域研究逐漸得到重視

在中國歷史地理的理論體系中，向有自然和人文之分，又有更具體的部門之別。這樣的學科劃分，曾推動了歷史地理研究的深入和繁榮。不過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之間有區別但亦有聯繫，現代地理學已出現統一地理的學術思潮，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更不存在“純自然”或“純人文”的情況。歷史時期的自然環境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人為活動的干預，而且這種干預隨時間的發展，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因此，研究歷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環境變遷問題，就不能不考慮人類自身對環境的作用。當然，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從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須充分考慮自然環境條件的制約作用。所以，開展綜合研究已是必然的趨勢。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界開始的較晚，但隨着新時期國土整治和規劃及地區經濟建設的客觀要求，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學術成果。“適應現實需要的區域歷史地理甚為重要，應該繼續加強，力爭有更多的區域歷史地理綜合成果面世。”（注：韓光輝：《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綜述》〔J〕，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4輯。）這一點，在1996年北京召開的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究會上，與會學者也已達成共識。1998年8月瀋陽召開的中國歷史地理年會上，以區域歷史地理為核心議題，就充分反映了這種發展趨勢。

（3）歷史地理學科理論體系的重大變化

關於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自本世紀50年代以來，歷史地理工作者普遍接受了這門學科屬於廣義的現代地理學一個分支的觀點。但實際上，作為在地理學和歷史學這兩大綜合性學科交叉處誕生的一門新興現代學科，雖然從它主要研究地理問題這一點來説應該歸入地理學的範疇，但這學科明顯具有邊緣學科的特色。歷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對象，正如侯仁之先生《歷史地理學芻議》所定義的那樣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然而“人類歷史時期”一詞本身已揭示“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已是一種歷史現象，亦應該是素以“究天人之際”為己任的歷史學家應該研究的內容。“空間”和“時間”分別是地理學和歷史學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正是“空間”問題與“時間”問題的結合，所以對人類歷史時期自然與人文現象的空間發展過程的研究實是歷史地理學的本質所在。1940年美國著名地理學家邵爾（CarlO.Sauer）在其《歷史地理學引論》　（　ForewordtoHistoricalGeography）一文中所提出的地理學研究必須着重地理現象的來源，歷史地理學是人類文化史的一部分的主張（注：〔美〕CarlO.Sauer著、姜道章譯：《歷史地理學引論》〔J〕，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4輯。），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是有其道理的。正因如此，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科學方法不是簡單地採用“時間斷面堆積法”對歷史上的空間問題進行研究，而應採用“逐時變化”的“時空連續型”方法論（注：參〔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譯：《歷史地理學的敍述理論》〔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2輯。）。由此可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不僅是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共同關心的，而且其研究方法更是對地理學和歷史學最基本研究方法的綜合。

近些年來，隨着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學科的相互交叉、滲透已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學術發展趨勢。歷史地理學長期賴以依存的兩個母體學科地理學和歷史學在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過程中均誕生了許多新興的邊緣性分支學科，如行為地理學、社會地理學、歷史生態學、區域歷史學等，這為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土壤。從多個學科之間產生的新興的歷史地理學分支學科，如歷史教育地理學、歷史醫學地理學、歷史災害地理學等所具有的跨學科特色，説明“並不存在唯一的歷史地理學的信條”（注：〔加〕寇·哈瑞斯著、唐曉峯譯：《對西方歷史地理學的幾點看法》〔J〕，《歷史地理》第4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並預示傳統的關於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理論體系將發生重大的變化。

《山海經》

裴秀 -《禹貢地域圖》

酈道元 -《水經注》

洪亮吉 -《東晉疆域志》

洪亮吉 -《十六國疆域志》

王應麟 -《通鑑地理通釋》

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

《大清一統志》

楊守敬 - 《歷代輿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