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

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偉大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重疊。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藴，不會跟着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會沿着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勢頭已不可阻擋，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座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

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徵，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這些特徵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獨特性和路徑依賴，意味着治理這樣的大國需要考慮諸多的複雜因素，需要一個比較強勢、有為的政權機構，它要能夠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要能夠應對人口和疆土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有為、比較包容的政權聯繫在一起。政權不有為，國家就走向衰敗，乃至解體（如宋朝後期的狀況）。政權不包容，國家就無法對各種複雜的利益進行協調，最終整個國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紛爭而停滯不前甚至癱瘓內亂。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其能夠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這種制度安排較好地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機融合，也構成了中國與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別，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證。 ^[1] 

一是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

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發揮領導和協調的作用。中國迅速崛起已成了不爭的事實，但不少人還是認為“中國模式”的最大弱點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特別是政黨體制，因為“一黨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制度將無法應對中國社會日益多樣化和中產階層壯大帶來的挑戰。其實，中國成功的關鍵原因就是包括中國政黨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這個安排還可以繼續改進，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強盛，因為背後是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傳承，同時也汲取了紅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許多營養。

二是協商民主

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的最大特點是協商民主。這種協商民主的廣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無法比擬的。在西方國家，民主幾乎被鎖定在政治領域內，鎖定在國家定期舉行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在中國，協商民主不僅是政治層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經濟和社會層面的制度安排。中國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意味着中國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裏，一個決定哪怕是10%的人反對，那也是1.3億人反對，所以總體上中國不宜採用簡單票決制中51%對49%、贏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過廣泛協商，達成人民內部的最大共識。

三是選賢任能

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是“選賢任能”。鄧小平同志把中國最高執政團隊的選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講過，“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四是混合經濟

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經濟”，它力求通過市場經濟來優化資源配置，通過社會主義來保證宏觀穩定和社會公平正義。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計劃與市場的混合；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這種制度安排是對西方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的超越。

總體上看，我們既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高效，又要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我們的“混合經濟”不是機械地模仿西方市場經濟，而是學習了它的長處，瞭解並儘可能地克服它的短處，並結合自身的條件不斷探索體制創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一整套宏觀調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組合拳，顯出了強大的生命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