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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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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劇文化是孫崇濤所發表的一篇文章。
中文名
中國戲劇文化史上的豐碑
外文名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history monument
作    者
孫崇濤
中國戲劇文化史上的豐碑——談高則誠對南戲發展的貢獻 作者:孫崇濤
編者按:本文為南戲專家孫崇濤先生在浙江瑞安舉辦的“南戲鼻祖”高則誠誕辰七百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池浚記錄整理。
尊敬的温州市、瑞安市領導,尊敬的來賓:
首先,祝賀高則誠的家鄉瑞安市在此隆重舉辦高則誠誕辰七百週年紀念大會。
我的發言僅從中國戲劇發展歷史角度,補充評價高則誠的崇高地位,説明他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是值得我們後人紀念:
第一,高則誠的《琵琶記》是我國南戲史上第一部由“名公”文人作者參與創作的戲文,代表了中國南戲的最高成就,是宋元戲文的終結、明清傳奇的先聲,把中國戲劇創作引向新的階段,開創了中國戲劇繁榮的新時代。成熟的中國戲曲形成於宋金時期,由於南北對峙與隔絕,曾分為南北兩大陣營,北方是以元大都(今北京)為中心的北曲雜劇即金元雜劇作為代表;南方是以在温州起源的南曲戲文即宋元南戲作為代表。南戲誕生於民間,原是初級而粗糙的戲曲藝術,如明代戲劇家徐渭《南詞敍錄》所説:“‘永嘉雜劇'興,則又即村坊小曲而為之”,“其曲,則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葉宮調,故士夫罕有留意者。”高則誠是位有高度文化素養的文人,由於他的最先參與創作,大大提升了南戲創作的文化品位,把南戲推進到雅俗共賞的新境界。因此可以説,在中國戲劇史上,《琵琶記》是一座里程碑,高則誠是一位劃時代的先驅人物。
第二,《琵琶記》的創作,標誌着中國戲劇創作功能發生了質的變化。古代戲劇藝人叫“弟子”,編劇者叫“書會才人”,他們靠演戲、編劇謀生。高則誠參與戲劇創作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寄託思想精神。《琵琶記》處處打上了高則誠本人的人生體驗與思想烙印,表達了他對社會現實的深刻理解。劇中描寫的男主人公蔡伯喈的矛盾和彷徨,體現了功名利祿和家庭幸福的衝突和對立;他的苦悶和窘境,是元朝知識分子進退維谷命運的寫照;他的懦弱和屈從,是封建正統教化和嚴酷現實威逼的投影。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客觀上起着揭露封建社會現實黑暗、封建教化桎梏人心和封建科舉制度製造人生悲劇的意義。於是,戲劇創作不僅是梨園勾當,同時又是作者抒情、言志、評騭的工具,與詩詞、散文、小説並列,躋身於中國文學創作四大板塊行列。明代中葉以來出現大批有地位、有文化的文人投身戲劇創作,他們都把戲劇作品當作嘔心瀝血的“千古文章”來做,這種局面的開創者就是高則誠。
第三,高則誠的《琵琶記》代表了南戲的最高成就。從藝術形式看,《琵琶記》無論在結構佈局、人物描寫、心理刻畫、曲文、格律運用等等方面,都樹立了中國戲劇創作的成功樣板,成為幾百年來後繼者紛紛仿效的典範。明代戲曲音樂家魏良輔《曲律》稱《琵琶記》為“諸詞之綱領”,戲曲批評家呂天成《曲品》稱高則誠“功同倉頡之造字”,“才如後夔之典音”,都誠非虛評。從思想內容看,《琵琶記》對蔡、趙故事的主題、人物關係、情節結構等,都作了重大的實質性的改造,它將古本戲文《趙貞女蔡二郎》中“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的蔡二郎,改成時刻懷念雙親和不忘髮妻的孝義雙全的蔡伯喈;把蔡伯喈對父母“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逆天罪大”和重婚牛府的負心行為,用他辭試父親不從,辭官皇帝不從,辭婚牛相不從的"三不從"來開脱,意在表現蔡伯喈的所作所為,是由於客觀現實環境的逼迫結果。從而把由一個被鞭撻、批判的蔡二郎人物,改造成一個值得人們同情的蔡伯喈形象;把古本戲文對蔡二郎個人道德行為的批判,深化為對封建現實弊端的針砭;把古本戲文側重道德的評判,提升為歷史的評判。道德評判是個人是非問題,歷史評判是關係社會機制問題;歷史評判的境界,遠高於道德評判。故而《琵琶記》為蔡伯喈“翻案”,不是對民間文藝創作的反動,而是擴大了蔡、趙故事題材的思想意義,是民間文學精神的昇華,是南戲創作思想質的飛躍。
第四,《琵琶記》產生巨大而深遠的歷史影響,作品誕生以來,一直是國內、國外、歷史、現實人們關注的對象。相關事實不必多敍,只看以下幾個數字:初步統計,《琵琶記》國外的譯本有:英文11種,法文8種,德文3種,日文4種,拉丁文1種,此外還有俄文、波蘭文、韓文等轉譯本多種,合計數十種。《琵琶記》國內古代版本,存者42種,佚失4種,近現代校注本不計其數。《琵琶記》古代選本29種,最早選本《風月錦囊》刊於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琵琶記》被列為首卷,所選篇幅最大。此書於明隆慶六年(1572年)由葡萄牙傳教士帶往西班牙,入藏皇家圖書館,時間比1735年法國人據中國元雜劇《趙氏孤兒》改譯的《中國孤兒》在巴黎出版還早160多年。明代中葉,曾掀起一場有關《琵琶記》與《拜月亭》孰是中國最優秀南戲劇作的大討論,將當時所有戲劇理論家捲入其中,時間延續50多年。上世紀50年代討論《琵琶記》,是解放後至今圍繞着一部戲劇作品所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討論。1956年中國戲劇家協會邀集全國160多位戲劇專家、文藝工作者、歷史學家和新聞媒體等對《琵琶記》開展了歷時近一個月的連續性討論。
今天,我們紀念高則誠恰逢其時,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瑞安市要加快文化大市建設,就要經營自己的歷史文化品牌。我們的紀念會應該作為一個良好的開端,成為弘揚高則誠精神,發揮戲劇歷史文化現實功能的動員大會。希望各位與會專家獻計獻策,希望瑞安市領導虛心聽取各方建議,認真商討,落到實處,使紀念高則誠活動成為加快瑞安市文化大市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