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最高黨務機關。其主要職權是：對外代表國民黨；執行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組織並指揮各地黨部；組織黨的中央各部會；支配黨的經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的執行機構，對黨務、政治、軍事行使最終議決權，其會議記錄反映了該黨對黨務、政治、外交、軍事等各方面重大問題決策的情況，對研究國民黨史及民國史有極重要的參考價值。 ^[1]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8張)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由此誕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宣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杜珂總理繼其內閣成員除司法部長徐謙，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外，還有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王法勤、唐生智、張發奎、鄧演達、詹大悲、董必武、於樹德等。由徐謙任主席，葉楚傖仍任秘書長，鮑羅廷仍任顧問。

這時，已有相當數量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到達武漢，而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各部門已停止辦公，結果造成"各種重要問題因無中央機關皆不能辦"。由於考慮到"如武漢亦不能辦事，則中央政府勢將中斷，不但辦事困難而且恐發生危險"，為了不使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權力中斷，到達武漢的各委員召開緊急會議商定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臨時聯席會議，代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職權，聯席會議的成員"以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及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席、漢口特別市黨部、湖北省黨部代表各一人為限"。

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遷來武漢之前，武漢臨時中央黨政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備，聯席會議宣佈從1927年1月1日起正式在武漢辦公。

聯席會議的成立，標誌着國民政府已遷來武漢，國民政府從廣州時期進入了武漢時期。聯席會議成立後在武漢的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等人當即表示服從聯席會議。蔣介石聞訊後也在南昌表示贊成由聯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 ^[2]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武漢成立。蔣介石任團長，陳誠任書記長。中央團部下社支團部、區團部、分團部、區隊、分隊等組織，並借社會服務之名，建有青年服務隊等外圍組織。

成立之初﹐正值抗日戰爭激烈進行之際﹐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興起。許多知識青年 在抗日愛國的激情鼓舞下﹐參加了三青團。三青團為籠絡青年﹐在抗日救國的名義下﹐開展了一些活動﹐如在各地建立青年館﹑招待所﹐安置流亡青年和學生﹔舉辦夏令營﹑運動會和文娛康樂活動﹔建立戰地服務隊﹑宣傳隊慰問前方將士﹑傷病員和軍人家屬﹐開設青年服務社﹐舉辦一些生活福利事業等﹐通過多種活動控制青年運動。

在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逐漸奉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三青團的許多組織在特務分子控制下﹐成了國民黨反共的工具。

一個領袖”和對蔣介石的愚忠﹐進行“精神訓練”﹑“生活訓練”等。有些地方的三青團﹐被復興社分子操縱﹐墮落成了特務組織﹐與軍統 ﹑中統沆瀣一氣 ﹐設立青年勞動營﹐關押﹑迫害愛國進步青年。三青團內有些人曾要求改組政府﹑澄清吏治﹐但受到蔣介石的壓制。

1947年9月，經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決定，“黨團合併統一”將該團併入國民黨，規定三青團員一律登記為國民黨黨員，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設青年部。 ^[3] 

4月1日，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辦的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在廣州成主。通訊社設在廣州市越秀南路53號中央黨部內，梅恕曾任社長。1926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後，通訊社派出隨軍記者，報道國民革命軍勝利進軍的消息。

1927年夏遷往武漢，社長為朱一鶚，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顧孟餘主持。同年8月1日收稿。寧漢合流後，於9月10日停止活動。

1928年遷往南京，1932年9月改組，形式上脱離國民黨中央黨部。蕭同茲任社長。先後在上海、北平、日本東京等海內外城市設立分社。

1935年起發佈英文稿件，成為國民黨通訊事業網的中心，控制國內新聞，後又與各國大通訊社訂立購買和交換新聞稿合同，壟斷了國內的國際新聞。

1949年遷往台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資料中保存了自1926年4月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起， 至1948年12月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百七十四次會議資料， 內容包括會議日程及其附件、會議記錄（紀要）及其附件。 這部分史料翔實記錄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簡稱國民黨中常會）前後600餘次例會和臨時會議的召集情況及會議經過。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為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1927年3月 10日至17日，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是中國 現代歷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