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回教救國協會

抗日戰爆發以後，1937年冬，由王靜齋、時子周等人在河南聯合部分回族準備發起成立“中國回民救國協會”，當時擔任國民政府司令部副總參謀長兼軍訓部長的白崇禧受到啓發，認為在國難當頭之際，為適應抗日戰爭的實際需要，應建立全國性回族抗日救亡組織。鑑於當時日本扶植回族馬良為山東省偽省長，同時在天津組建回教會的實際，白崇禧將自己的想法電告蔣介石，得到蔣介石的支持，隨後邀請唐柯三、達浦生、哈德成、馬松亭以及孫繩武、王靜齋等回族知名人士來南京開會交換意見，在白崇禧的倡議下，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中國回民救國協會”。經過幾個月的籌備，1938年5月下旬，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在漢口馬漢三經營的宏昌皮貨局召開成立大會。據記載“是以客歲十月間，淞滬戰役正酣之際，白副總長秉承蔣委員長團結全國回民，共禦外侮之意，與孫繩武先生會商組織全國回民抗敵後援會事宜。卒因淞滬我軍轉移陣地，首都繼以淪陷，白副總長在前線指揮愈忙，孫先生亦奉委員長命前往西北，抗敵後援會之組織以故未果實現。本年（1938年）初，時子周在鄭、陝間服務救亡，亦鑑於回民團結之刻不容緩，爰發起組織中國回民救國協會，並刊行本通告。惟當時因會址未定，經費待籌，工作尚未展開。四五月間，白副總長駐節武漢，孫先生亦由西北前來，教中俊彥羣集是間，會商回民救亡工作問題，決就時子周先生所發起之協會組織加以擴大，使成全國回民之中心團體。於是修正中國回民救國協會章程，並公推理事三十五人，監事九人，共策進行，理事會首次開會結果，互選白理事長暨時子周、唐柯三、孫繩武、馬亮、艾沙、劉鐵菴、馬漢三、李廷弼等九人為常務理事，常務理事會又公推白副總長為理事長，唐柯三、時子周兩先生副之。七月初，黨政各機關駐漢辦事處均按原計劃移渝，本會經常務理事會決定遷此（重慶駐馬店105號）。會址與經費即經確定，工作悉上軌道”。 ^[1] 

1939年2月1日，白崇禧主持召開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參加者有王夢揚、唐柯三、白澤民、張劍白、張兆理、馬天英、馬宗融、楊敬之、王曾善、孫繩武、張觀羣等18人，在這次會議上白崇禧報告改組中國回民救國協會的經過及重要意義，並討論各分、支會的組織規程及指導方案，促使回族聚居區的甘寧青分會早日成立，同時討論新疆分會組織方案，並強調本會是“秉承領袖意志而成立”，“原為救國救教而組織，成立一年以來，工作成績未能充分表現，殊為遺憾，今後更應加倍努力，喚醒回胞，組織回胞，訓練回胞，都是本會的責任，要救教必須救國，如果國都亡了，宗教也同歸於盡，務必使全國回胞組織起來，成為鐵一般的陣容，貢獻國家，所以希望工作人員務必特別努力工作”。這次會議上馬天英理事提交南洋訪問團計劃，得到白崇禧理事長批准，唐柯三副理事長建議聯合教內外學者、文化界人士組建“回教文化研究會”，得到大多數參會人員贊成。也有人提出建議國民政府參議員規定回族名額，確保回族參政議政落到實處。中國回民救國協會的宗旨為救國興教，組織動員全國回教同胞參加抗日戰爭，其次為發展回族教育、恢復生產，進行全國回族調查，協助各省、市縣、鄉鎮成立分、支、區會，各地受難回族之救濟、被日軍炸燬清真寺之修復也列入救國協會工作範疇。同時中國回民救國協會也將清真寺納入全國統一管理，制定《清真寺管理辦法》，籌劃《古蘭經》翻譯，加強同世界穆斯林組織之間聯繫。 ^[1] 

1939年7月26日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召開第一屆全體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白崇禧為理事長，時子周、唐柯三為副理事長。在這次會議上，更名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其宗旨為“維護國民政府，服膺三民主義，發揚回教，團結教胞，協力抗日戰爭建國”。蔣介石應邀參加了大會，並發表講話，此次講話由薛文波先生記錄整理，發表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第一次全體會員代表大會特刊》。蔣介石重點講了兩個問題。一方面回顧了歷史上回族對國家的貢獻，指出：“抗日戰爭期間，很多的回教同胞發揮其抗日戰爭精神，在華北各地頗有回教同胞之民眾武力，予敵人以重大打擊，如此的發揮力量與精神，甚為欣慰，因如此方能達到抗日戰爭勝利之目的。回教的精神對於國家特別忠誠，在任何地方都發揮其大無畏之精神，假使這種精神擴大，這種力量那還了得。所以回教知識界同志要特別發揮這種使命。”另一方面，蔣介石對當時社會各界爭論的熱點問題，即回族、回民、回教之爭發表自己觀點，認為中國的回民是漢族信仰回教，他説“宗教傳佈的目的在於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的資格，未免將本身資格變為狹小，不是宗教的本義，若回教即回族，難道非回教人便不能信教麼？過去我曾和馬雲亭先生談過這個問題，他很明白這個道理，他以為中國的回教多半是漢族信仰回教。”蔣介石在這裏特別提到的馬雲亭，即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馬福祥先生，1940年蔣介石在《告戰區回教同胞書》再次提到馬福祥，他説“北伐以來，回教先進馬雲亭先生以其忠貞為國之熱忱，促成統一，功在黨國”。在大會開幕式上，白崇禧作了《中國回教今後的展望》，白崇禧講話包括召開本會的意義、一年多來工作回顧、今後的展望三個方面。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明確提出以“興教建國”為宗旨，宣稱以提高中國穆斯林知識水準，增強中國穆斯林的經濟能力為己任。會議結束以後，蔣介石特地安排舉行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各省代表茶話會，蔣介石發表簡短講話，“現在大會要閉幕了，諸位要回到各地區，關於大會的決議案，要切切實實的辦理，相信一定收到較好的效果”。“關於回教本身方面的，這一點似乎我在開幕典禮時已然説過了”。“不過希望諸位仍要負起一種責任來，就是能使一般的回教同胞，明瞭回教本身是何物，回教教義能徹底瞭解了，便可推動社會和本身的進展。回教優點甚多，唯一的缺點，便是回教本身沒有使社會充分的認識，而使回教走入狹隘之路，尤其是因為習俗不同，教外人不易接近，完美的回教，便失其擴充的力量。一切宗教都有其共同之點，就是救人和救世，他們差不多都拿宇宙作對象，往範圍小處説，便是以世界與人為對象，説起都是很普遍的。回教是完美的宗教，是救人救世的宗教，他們的使命，回教人自然是要救，非回教人也要救，這樣才顯出回教博大的精神，希望諸位要努力於這項工作，切實的和非回教人聯絡，表現出精誠團結之精神，如此方合乎宗教本身的道理，方不失為一宗教信徒。今天藉這機會説很簡單的幾句話，貢獻給諸位，在諸位工作的時候，做一些參考。” ^[1]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改組後得到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逐漸發展為抗日戰爭時期全國規模最大、組織程度最高、覆蓋面最廣的回族社團組織。白崇禧擔任理事長以後，以其在國民政府及軍事界的威望對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的發展及地位提升起到重要作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向主管部門的一些報告也能得到重視，特別對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內部各種意見的協調統一起到重要作用，使這個社團組織得到長期發展。 ^[1] 

白崇禧先後發表多篇文章，談抗日戰爭期間團結組織全國回民的重要性，1939年他在《動員回教精神》一文中講到：一方面要加強回教組織。回教本有一種天然的組織，不過這種組織可以維繫回胞彼此之間之宗教感情，可以關聯彼此之間經濟與文化力量，在承平無事之時，這種天然組織，很夠用了，但在抗日戰爭建國時期已嫌其力量之脆弱，現在更需要一種趨向有積極性的救國救教的強固組織。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便是在全國回胞一致需要下產生的，我們應當去擁護他；另一方面我們回教人是國家的一份子，我們的身家性命是寄託於國家，我們的宗教仍需要國家來保護、扶植和發展，假如國家沒有保障，宗教也就無從立足了。白崇禧在《反侵略與回教文化》一文中提出利用中國穆斯林與近東國家在宗教文化上的天然聯繫，以研究回教文化的方式，對內促進回胞與漢族間的團結與信賴，對外促進與世界回教國家間的聯繫，建立國際反侵略力量。在《敬告全國回教同胞》一文中，白崇禧講道“回教同胞，是中華民族構成的一環，在全民族慘罹空前浩劫的今日，他也和全國同胞遭受同一的命運。”“現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既然是全國教胞的中堅分子所組成，當然負有統一回民組織的責任，希望各地限於局部性質的回民團體，即行整理，以歸納於本會，同時希望各省、縣、市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分支會，迅速着手組織，以期剋日成立，和本會分工合作，以收指臂之效。”同一時期蔣介石也發表《告全國回民書》指出：“我們的國家，即使由各民族各宗教組織而成，那麼一切權利當然要共同享受，可是一切責任也要共同擔負，尤其在這抗日戰爭期間，更要無分民族，無分信仰，大家竭盡精誠的團結起來，萬眾一心，共禦外侮。”1940年蔣介石又發表《告戰區回教同胞書》，對華北游擊區回族抗日武裝力量給予慰問。 ^[1] 

閃克行在《白崇禧與回協》一文中回憶説，白崇禧擔任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理事長以後，與回族知識分子及宗教界人士接觸日漸增多，瞭解漸深，對回協工作積極支持，出面為回族辦了一些有益的實事，對回民生活習慣也開始重視起來，如倡議開辦“百齡餐廳”，聘用成達師範一位青年楊金魁到他公館主持飲食、教規。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是羣眾團體，不同於軍政機關，他在作風上平易謙和，逐漸有了感情，關懷大家生活，每逢年節，他總給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年老者和負責人贈送節金。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二屆代表大會時，他給每位代表一塊特別的手錶，到西北考察贈送知名阿洪懷錶。唐柯三患中風病時，他特協同一位院長前往搶救。唐柯三在鄉間養病時，他不辭三十里鄉間小道，坐着滑竿前往探視。他認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是宗教團體，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內部從來諱言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情況。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負責人中，也有不同的經歷和人事背景，他都大而化之，一視同仁，他不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內部培植個人勢力。 ^[1] 

白崇禧作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理事長，對協會的建設情況非常關心，儘管他事務繁忙，但還是抽出一些時間用在協會工作上，例如他利用到全國各地視察軍事佈防情況，每到一地，與該地回教協會分、支會聯繫，指導協會各地分、支會工作，或發表演講，受到當地回民熱情歡迎。白崇禧作為國民黨高級將領，曾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他曾對人説，自己一生中擔任的職務比較多，最中意的還是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理事長一職。1940年4月白崇禧在重慶宴請救國協會理監事時，在談到救國協會今後工作時指出：“今後本會應做之事很多，我們的責任很大，今天趁此機會，我把個人的意見説出來：第一，要注意組織與調查工作，組織與調查為本會之中心工作，全國回胞總數若干，必須確實加以調查，知道其總數及其分佈情形，然後可以制訂我們的工作計劃。第二，要發展回胞教育，處此科學時代，教育為生存之要緊，現代固然有軍事戰、政治戰、經濟戰以及宣傳戰，而同時也要有學戰，尤其回胞知識較一般為低，更應普及回胞教育，這也是本會重要工作之一。第三，一般回胞生活多很清苦，以致人口日漸減少，我們亟應在經濟上給其想辦法。西北荒地很多，而又為回胞聚居之地，如能努力開發，多建畜牧場、毛織廠、製革廠等，定能救濟多數回胞。各位在社會上皆為有地位者，這責任我們應該負起來，本人因戰時關係，不能常駐會負推進會務之責，甚為抱歉。”為提高各地教胞振興宗教、愛護國家的觀念，白崇禧特意書寫“興教建國”匾額，並石印1000份，分發全國各地清真寺及回民學校懸掛，各地回民也紛紛致函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索要。1940年到青海等地視察，1942年曾到陝、甘、寧、青、豫、川、鄂七省視察，順便對各省支會、回民教育進行考察，在寧夏、青海發表《中國回教與世界回教》演講，他認為，就教務方面而言，各地分會皆較往年有進步，相比較而言會務最優良者當推寧夏，因馬鴻逵主席之地位關係推動會務功效很好，教胞的派別雖有而無明顯之表露，這種情形當歸功於馬主席之努力有以致之。其次以推青海，青海雖與寧夏情形不同，但以時間來説青海會務在短短几年中其本身進步很大，這也是領導有方的結果。會議本席二十九年曾到過青海，彼時教胞對宗教與政治之意識不分，而現在思想上改進了，馬主席子香兄算已做到政教漸分的方面去，例如青海馬詳臣阿洪往時不主張讀書，現在他則主張讀書。論青海子弟之教育，則情形尚好，中學很多，不過涼州之中學內回胞子弟不及10名，佔全校人數僅千分之十。該校雖為回教將領所辦，但回教學生太少，雖然本席對於教育力主有教無類，不過對回胞教育因為落後，所以要極力提倡。 ^[1] 

1939年白崇禧曾以回教救國協會理事長身份致函社會部，提出幾點要求：一是各地原有的回民社團組織改組為回教救國協會分、支、區會，並通令全國各地，積極籌建分、支、區會。二是撤銷馬良中華回教公會之組織許可證，如各地發現該組織，即予取締。三是勸導中國回教俱進會自動取消或改組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分會或支會，如不聽從，即予取締。 ^[1]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成立後，將組織建設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定期召開理事會，討論協會工作，1940年起先後制定“會員代表大會推舉辦法”“宣傳工作實施辦法”“補助各地回民小學辦法”“分、支會戰時服務隊簡章”“分、支、區會組織通則”，成立“編譯委員會”，編印《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報》，出版《回教大眾》等等。1940年通過的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組織要點，要求各省積極籌建分會，縣市成立支會，鄉鎮成立區會，1942年又通過《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組織通則》，明確規定“本會於各省設立分會，各縣市設立支會，各鄉鎮設立區會”。截至1945年12月，安徽、青海、湖南、重慶、四川、河南、江西、湖北、貴州、廣西、甘肅、廣東、寧夏、西康、陝西、山西、綏遠、浙江、雲南、福建、河北等21個省市建立分會，並組建分會381所，區會317所，各地分、支、區會下附設戰時服務隊，編組回族青年協助正規軍作戰，辦理救護、情報、宣傳、警衞等工作。 ^[1] 

1942年3月30—31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第二屆全體會員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發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第二屆全體會員代表大會宣言》，回顧救國協會成立5年以來主要工作，白崇禧理事長致開會詞。這次會議還發布修訂“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章程”，共分七條，規定了理事長、副理事長、監事的產生辦法、職責、任期年限，規定每兩年召開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強調對各分會、支會、區會管理等。 ^[1] 

1948年5月2日，中國回教協會第三次全體會員代表大會在南京國民大會禮堂召開，發表“大會宣言”，白崇禧理事長致開幕詞，蔣介石派代表出席，並發表訓詞，國民政府法院院長戴季陶、社會部部長谷正剛出席大會開幕式，並發表講話，大會選舉理事、監事，決議修改章程。出席開幕式的還有李宗仁、郭□潔、吳鼎昌、易司馬儀、歐思曼、馬麒、馬紹武、李鳳藻、新疆全體國大代表、各省市分會代表等500餘人。蔣介石代表“吳文官長”發表簡要講話。這次會議選舉白崇禧為理事長，常務理事為白崇禧、馬步芳、馬亮、李廷弼、馬策、馬煥文、安舜、趙明遠、仝道雲（女）。對章程進行修改，發表《中國回教協會第三屆全體會員代表大會宣言》。 ^[1]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成立以後，除積極組織動員回族全民抗日戰爭外，還特別重視回族伊斯蘭文化研究。1939年2月經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副理事長唐柯三與復旦大學馬宗融教授倡議，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組織成立回教文化研究會，並發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回教文化研究會成立宣言》，指出：“我們覺得現在中國發動研究回教文化的這件工作，絕不是毫無意義的事。由於回教教義的闡明和回教文化的發揚，對內可以消除回胞與非回胞間的隔膜，對外可以聯合全世界三萬萬五千萬的回教同胞為反侵略而共同奮鬥，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建國的大業，必將會有極大的幫助。回教文化研究會便在這旨趣下宣告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會是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指導下成立的近代回族社會僅有的一個對國內外開放的社團組織，吸收了一批漢族或其他民族文化名流如郭沫若、老舍、宋之的、賀綠汀、胡愈之、陽翰笙、千家駒、陶行知、顧頡剛等教授、作家、劇作家數十人為研究會會員。1939年下半年，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回教文化研究會在重慶成立，在1940年發表《宣言》中指出：“我們的成員不分國籍或教籍，我們要以客觀的精神、科學的方法、熱烈的態度來尋繹回教文化的真相，以期對於抗日戰爭建國和人類進化上有所裨益，歡迎關心回教文化或對回教問題有興趣的同志們熱烈的參與。”回教文化研究會定期舉行座談會，商討回族文化諸問題，與《抗日戰爭文藝》《新新聞旬刊》及各地報刊建立合作關係，出版回教文化特刊或發表文章。 ^[1] 

著名作家老舍抗日戰爭期間曾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日戰爭協會的工作，他於1940年初應中國回教救國協會邀請，創作了四幕話劇《國家至上》，在全國各地巡迴演出，以文藝的形式教育啓發回族穆斯林共赴國難，引起強烈反響，效果極佳。老舍先生在《國家至上》後記中介紹該劇創作的時代背景時説：“為促進回漢的團結，為引起國人對於回民生活以及回教文化的注意，回教協會請之的與我編個劇本，以是宣傳。我們答應下來，就着我們自幼在北方所見過的回胞的生活習慣，摻以抗日戰爭中的實事與想象，商量了半天，即由我動手寫故事。故事編好，交由之的去分場，場分好，我寫一二幕，他寫三四兩幕。” ^[1] 

該劇描述抗日戰爭初期河北清水鎮回漢民族克服矛盾、共同抗日的故事。有學者認為，《國家至上》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應該被忽視的一部劇作，它對抗日戰爭時空下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民族矛盾和民族心理的深入描繪，為解讀抗日戰爭時期的民族國家敍事問題提供了豐富的闡釋空間。《國家至上》所表現的馮鐵柱與胡大勇的比試和糾葛，是回漢民族從隔閡、衝突走向團結抗日戰爭故事的一個剪影，面對敵人入侵和民族國家危機，國家認同超越了文化身份認同。 ^[1] 

老舍先生作為一名滿族著名作家，與漢族知識界的友人合作，創作描寫回漢團結的抗日劇本，該劇公演以後，在回漢羣眾中引起強烈反響，《突厥》刊發一位觀眾對該劇觀後感，他在對劇情作了簡單介紹後説：“希望我們中國的穆民，甚至全國的同胞們，都能本着這個劇中的指示，去促成穆斯林與漢族的大團結，集中全國所有力量，鞏固抗日的陣線，爭取最好的勝利…………願全國同胞本着‘為國難，忘卻私仇，團結第一；舍性命，爭取正義，國家至上’的這種精神，才是我們勝利成功的保障。”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5月27日《國家至上》話劇在北碚重慶公演時，正值日軍敵機轟炸，當時復旦大學專修科回族學生王文炳同學擔任佈置劇場工作，不及躲避，不幸身亡，《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刊》1940年第2卷3期專門刊發王文炳同學遺著《目前中國回民教育的商榷》，在編者按中特別強調“王君為《國家至上》而死，實有無限之光榮”。 ^[1] 

1939年10月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創辦《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刊》正式發行，自1940年第3卷第1期改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報》，1942年12月第二屆全體會員代表大會之後，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更名為中國回教協會，從1943年第5卷第一期開始，改為《中國回教協會會報》，由白崇禧題寫刊名。“以提高教胞國家與民族意識，集中抗日戰爭建國力量。闡揚教義，推行教務為宗旨。”設有“古蘭經訓”“學術論著”“文藝”“譯述介紹”“會務消息”“分支會活動情形”“國內短訊”“國外短訊”“回教名人介紹”等專欄。除本會會員撰寫稿件外，向社會公開徵稿，在國外埃及、阿拉伯地區聘請通訊員9人，按期供給稿件。規定每半月出刊一期，每期印2000冊，有時由於稿件或其他原因，不能按時出刊，於是將三或五期合集出版。內容偏重本會及所屬各地分、支、區會會務活動情況的報道、全國各地回民抗日戰爭動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報》屬於辦刊時間較長的一份刊物，所刊發文章有一定權威性，對研究20世紀三四十年代回族社會及抗日戰爭動態有很高史料價值。 ^[1] 

1941年10月1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創辦的《回教文化》第一卷創刊號出版，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副理事長唐柯三在“發刊詞”中指出：“研究回教文化，聯絡世界回教民族，以圖相互扶助，共謀各自之解放與獨立，實為目前當務之急。此不特是回教同人所應勉力去做的，也是舉國同仁同胞，不論有否回教信仰，均應勉力去做的。是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不以向所出版之《會刊》為滿足，除改《會刊》為《會報》以報告協會的活動外，特另出一綜合的、公開的《回教文化》期刊，以舉教內外人士共同研究回教文化，介紹回教學術、文學等。”《回教文化》辦刊宗旨為“與教內外人士共同研究回教文化，介紹回教學術、文學等，務期教內人士日堅其信仰，教外人士愈益理解回教教義及其真正精神所在，以泯滅向來一切因不理解回教而產生之弊害，使我整個民族契合無間。” ^[1]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對當時發行的回族刊物進行指導或給予經費補助。抗日戰爭前後國內回族學校、社團或個人創辦的報刊為數甚多，均有明確的辦刊宗旨與辦刊方向，一些報刊在社會很有影響力。由於戰亂，這些報刊隨辦刊人到處漂泊，或因經費困難，面臨停刊的困境。據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刊》記載，1940年《回教青年月報》社社長石覺民函請救國協會予以長期資助，“茲本會業經核准，本年三月份按月補助國幣六十元，以示扶持。”“上海出版之刊物《綠旗》，為戰時上海唯一之回教刊物，在敵偽緊密包圍監視之下，猶能努力闡揚教義，宣傳抗日戰爭，其精神殊甚嘉獎，自該刊出版後本會即至為開懷，茲聞該刊社經費甚感困難，特核定自三月份起按月補助六十元，以示鼓勵，而利宣傳。”“雲南回教，人文昌盛，教務發達，前曾有《清真鐸報》之刊行，闡揚教義卓著成績，嗣因故停刊。本會雲南省分會成立後對於宣傳教義極為注意，特議決恢復該刊…………特核准自十一月份起按月補助該刊經費一百五十元，以示扶植，而利宣傳雲。”救國協會經過調查，對一些影響較大、經費困難的報刊給予補貼，對辦刊方向也給與及時指導。受到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資助的期刊有《月華》（桂林成達師範）、《伊光》（重慶）、《清真鐸報》（昆明）、《突崛》（重慶）、《回教大眾》（重慶）、《回教青年月報》（蘭州）、《綠旗》（上海）、《伊斯蘭青年》（重慶）、《正源半月刊》（福建）、《回聲》（老河口）等共10種。其補助經費不算多，但在抗日戰爭非常時期，對回族大眾來説是一種極大的精神鼓勵。 ^[1]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還對全國回族人口進行普查。白崇禧1939年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第一次全體會員代表大會開幕式講話時指出：“本會成立以來，首先着手調查教胞的人口與分佈情況，因為我們不知道有教胞多少，就無法知道教內的力量，過去有些人説過，回教的教胞人數五千萬，其實此數確實與否，誰也不敢肯定，中國對於人口多寡，向來就籠籠統統的，不僅我們回教教胞人數沒有經過縝密的統計，就以全國的人口而論，雖然大家都説四萬萬五千萬，可是也沒有經過縝密的統計，處處都表現我們的國家，組織鬆懈。所以本會成立之初，就感到調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着手製就人口調查表，由各分支會督率各清真寺，詳為調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將通知發至各省分會，廣西分會最先行動起來。此時成達師範已經南遷至桂林，於是組織成達師範高年級學生利用暑假至廣西各縣進行調查，並制定調查表格。 ^[1] 

披閲民國時期回族報刊關於當時中國穆斯林人口具體數字，可以説是眾説紛紜，莫衷一是，而且互相之間懸殊很大，矛盾百出，有9000萬、4000萬、5000萬之説，其中以李謙9000萬之説高居榜首，但影響最大的是5000萬之説，其依據為國民政府統計編印的《中國人口分析》與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年鑑》，兩書統計全國穆斯林人口為48604240人。 ^[1] 

1940年前後，隨着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組織的逐步健全，各省分會、支會的建立，組織了一次全國性回族人口調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認為“我國國民，號稱四萬萬，然究竟有無此數，政府從無確切之調查，諒以下層政府機構，尚未臻健全，及調查工作進行諸多困難之故。我回胞每稱五千萬或四千五百萬，也從未經過確切之調查，本會成立以後，即擬於短期內將全國回胞户口調查清楚。”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制定統一調查表格及調查統計工作辦法，將大量表格分發各地分、支會及相關部門。據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當時全國回族為126．6萬人，3000餘所清真寺。這個調查數據很不全面，一方面新疆沒有分會，調查數據無法取得，另外日本侵佔區的東三省、北京、冀、魯、上海沒有調查，另外一些省調查很不全面，例如山西省只有恆曲、陵川兩個縣回族人口數據，綏遠省也只有五原、臨河兩縣數據，厚和（日偽時期對呼和浩特的稱謂）、包頭等回族較多市區沒有數據。 ^[1] 

1938年3月，中國回民救國協會青年服務團成立，其主要工作：宣傳動員全體回族積極投入抗日；慰勞抗日軍人及家屬；救護及救濟回族難民及難童等等。回教青年服務團成立後即開赴前線，在漢口設立“回教難民招待所”，收容流亡教胞。召集回民青年，講述抗日戰爭建國的意義，揭露日軍殘殺回族、炸燬清真寺的罪行。1940年3月經國民政府社會部批准，在救國協會所屬各分、支、區會之下，成立戰時服務隊，主要任務為救護、偵察、情報、警衞、宣傳、防空、運輸、慰勞、掩埋等項工作，制定服務隊簡章及服務規則，各分、支、區會接到通知以後，從事發動組織，各地回民青年踴躍報名，一年多時間，成立戰時服務隊28處，隊員達3000餘人，例如敵寇侵入河南南陽之際，戰時服務隊協助正規軍與敵人肉搏戰，殺死敵寇7名，隊員陣亡2名，其他各隊多做情報、偵察等工作，其成績得到戰區正規軍肯定。 ^[1]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積極開展國民外交活動，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僅僅限於與日本侵略者在戰場上的武力對決，而且是兼於政治、外交等各個方面，特別是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援助，對於抗日戰爭勝利有着重要意義。民國時期回族也積極參與到國民外交活動中，特別是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本着“以民族團體之立場，作國民外交之活動”原則。抗日戰爭剛剛爆發，國際社會對於中日之間的戰爭不是很明瞭，有些人認為中、日同文同種，中國不應該對日作戰；還有一些國際人士認為，中、日軍事力量懸殊，中國不可能取得抗日戰爭勝利。據留學埃及的回族學生來函報告，日本人經常在近東進行一些顛倒黑白、混淆國際視聽的宣傳活動，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立即制定前往穆斯林比較多的近東、南洋各國，宣傳抗日戰爭的意義與揭露敵人侵略之種種暴行的計劃，就回民參加抗日戰爭之最大決心向國際社會傳達，並揭露敵人近年來在近東一帶之政治陰謀與其離間分化我整個中華民族之伎倆。 ^[1] 

上海淪陷以後，1937年12月達浦生阿洪由上海乘船前往埃及，1938年1月到達埃及以後，正趕上埃及國王法魯克一世舉行盛大結婚典禮，達浦生特備賀禮，參加婚禮，並受到國王召見。達浦生阿洪向國王講述了日軍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並表示中國人民上下一致抗日戰爭到底的決心。1938年2月，達浦生由埃及前往麥加朝覲，此時正值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也同期到達麥加，經過互相交流，他們發現，世界各地許多穆斯林“被敵人的虛偽宣傳貽誤不淺，殊覺駁不甚駁”，感覺到口頭宣傳效力有限，“應以文字宣傳輔之”，於是達浦生朝覲結束以後重返埃及，在開羅鄉間居住，潛心著述，最後以阿拉伯文寫成《告世界回教同胞書》一冊，詳述近60年來日本侵華事實。在該書尚未出版之時，埃及各報廣為宣傳，成書以後，贈送近東各國政府及新聞機構。二次離開埃及後，首赴印度，印度使用英語，達浦生邀請精通英語的埃及愛資哈爾大學中國留學生部部長沙儒誠一同前往，抵達印度以後，曾與印度穆斯林運動領導人納真會晤，納真擬將達浦生所著《告世界回教同胞書》譯成烏爾都文在印度發行。 ^[1]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系中國回民救國協會派遣，由王曾善、馬天英、薛文波、張兆理、王世明5位成員組成（王世明是在埃及就近參加），王曾善任團長，於1938年1月出國，時值世界穆斯林朝覲在即，訪問團於2月7日到達麥加，積極與世界各國前來朝覲穆斯林接觸，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該團曾兩次謁見沙特阿拉伯國王伊品薩德，國王對於抗日戰爭情形極表關注，並謂：“愛國禦侮，實為回教人民的天職。”訪問團還與沙特軍政界高層廣泛接觸，沙特外事部門表示歡迎中國在沙特阿拉伯設領事館。之後訪問團又轉往敍利亞、伊拉克、伊朗等國進行抗日戰爭宣傳，並闡明國民政府抗日戰爭建國的方針。7月又抵達印度孟買，印度穆斯林領袖納真對我國抗日戰爭極表同情，7月7日印度國會黨舉行中國抗日戰爭週年紀念，訪問團被邀請參加。之後又前往土耳其進行宣傳活動。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正式訪問了8個近東國家，曾與穆斯林世界文化名流、國王、大臣60餘人進行交談，出席歡迎大會19次，宴會與茶會23次，訪問各國重要人民團體11個、大學18所，公開演講40次，參加各國清真寺聚禮並作演講16次，與近東各國新聞媒介進行廣泛交流並建立聯繫，以阿拉伯語、土耳其語、英語3種文字印刷《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告世界回民書》，並大量分贈新聞媒體與各國政要。同時揭露日本在東京修建清真寺、欺騙世界穆斯林的伎倆。 ^[1] 

1938年秋，中國回民救國協會派遣艾沙、馬賦良兩位穆斯林青年代表中國國際聯盟，前往近東各國進行聯絡，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理事長白崇禧撰寫的《告世界回教同胞書》及蔣介石《告世界人士書》譯成英文，在印度各地廣為散發，並引起印度新聞媒體關注，各大報刊爭相轉載。艾、馬2人在印度逗留70餘日，始前往麥加朝覲，朝覲結束以後，即前往埃及、土耳其進行宣傳，又將上述宣傳品譯成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進行發放。 ^[1] 

中華民國朝覲團是由中國留埃學生所組成，該團的一項重要使命便是監視日偽組織“中國回教總聯合會總部”下設的“華北迴教總聯合會”所派朝覲團的一切活動。1939年初，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接到密報，華北迴教總聯合會決定派遣唐易塵等五人赴麥加朝覲，當時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致電駐開羅領事館並轉留埃學生，要求他們組織“中華民國回教朝覲團”，就近前往麥加，進行宣傳活動。當時埃及尚有28名中國回族留學生，接到密電以後立即行動，以龐士謙、馬堅為領隊，並擬定宣傳要點，與艾沙、馬賦良及西北迴教同胞朝覲團匯合，共同行動。他們將日偽回教朝覲團引來與他們同住，以便於監視其行動，偽回教朝覲團承認他們受日方指使。謁見沙特國王時，中華民國朝覲團要求唐易塵等一同前往，但一切行動必須聽從中華民國朝覲團的安排，擬贈送沙特國王的禮物也必須以國民政府名義呈獻。最後偽回教朝覲團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1] 

1939年底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在重慶組織赴南洋訪問團，馬天英任團長，他們到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宣傳中國人民抗日鬥爭，博得中外人士的極大支持與同情，特別得到華僑大量無私捐助，共募集到捐款35．2萬元，其中吉隆坡僑胞陳永先生捐助國幣12．45萬元，同時還募捐到大批醫藥用品。救國協會決定用該款在重慶創辦一所醫院，命名為永濟醫院，於1940年9月開始籌備，兩個月以後門診部先行開業，為難民及抗日戰爭家屬服務。1941年8月7日，永濟醫院董事會成立，白崇禧任董事長，唐柯三為副董事長，陳永先生為名譽董事長，聘請馬天英、孫繩武、王曾善、馬宗融等14人為董事，聘請沈成章為院長。 ^[1]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還加強與國內國際社會組織的聯繫。當時重慶有許多國際性社團組織，如世界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中英文化協會、中美文化協會、中蘇文化協會等，救國協會與這些社團建立經常性聯絡，共同招待外賓。與留埃學生取得聯繫，定期給他們提供宣傳材料，向不同國籍教師、留學生宣傳中國抗日戰爭意義。向外交部建議，在沙特阿拉伯吉達設立領事館，為中國穆斯林朝覲團服務，被外交部採納以後，1940年春領事館成立，派成達師範學校留學埃及畢業生王世明為領事。 ^[1]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提出“興教救國”的口號，糾正過去爭教不爭國的錯誤觀念，認為國家主權不能獨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如何振興宗教，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也制定了詳細計劃，一方面通過發展普通教育，培養經、漢兼通的人才，白崇禧在不同場合演講中提到此問題，“我們今日復興回教，第一就要振興教育”，“我們僅僅能識迴文，決不夠用，一定要讀漢文。”“我們目前應多多設立學校，把所有的青年男女都送到學校裏去讀書。”“我們固然要念經，但讀書也是必要的。教胞通常有一種毛病，就是認定讀漢書是一種不急之務，因而只有唸經而不讀書，這種固步自封不求進步的態度是自取滅亡的毒劑。” ^[1] 

另一方面對全國各地清真寺進行統一管理。清真寺為穆斯林宗教活動中心，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認為，“欲謀教務之發展，必先從事整頓各地清真寺，使其組織健全，設備完善，然後方可以談振興教務。”1940年底先後制定《清真寺董事會組織通則》《清真寺管理辦法》，分發各地分支會執行，至1942年2月，全國130餘所清真寺進行改組，實行董事會制，廢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清真寺教權世襲制，促進了全國清真寺民主化管理。 ^[1] 

籌辦阿洪講習會，修葺十八梯清真寺，在重慶十八梯清真寺開辦清真女學，為“海里凡”請免兵役，辦理多起侮教事件。印刷清真寺禁止駐兵佈告。抗日戰爭軍興以來，軍隊調動頻繁，有軍隊佔住清真寺之事時常發生，各地紛紛來函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設法協調，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認為“清真寺為吾教胞聚禮之所，最重清潔，若為軍隊佔駐，殊為不宜。乃據情呈請軍委會賜給禁止駐兵佈告，張貼寺首備用，辛蒙軍委會批准，先印刷五百張由本會分發各地，旋即分發完畢，聞各地貼後頗生效力”。同時為回族官兵及寄宿制學校回族學員請準伙食便利。“吾教胞在國軍各部隊服役者，所在皆是，惟因飲食不便，生活不安，致減低殺敵熱心。本會鑑於此，特呈請軍事委員會，准將全國各部隊，以師為單位，每師中之回教官兵，另撥為一連或一排，並於新兵入伍時，即注意此點，凡信仰回教者，均撥編一處，以便利其飲食。”並請行政院通令全國各學校及各種訓練班，凡有回族學生5人以上者，准予自立伙食，其不足5人者，也須給予伙食上的便利。在西南重慶、北培、內江、遵義、貴陽、吉安等地公路站設立委託清真食堂，遴選合適回族同胞承辦，以解決沿途逃難或旅行回族飲食不便問題。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向承辦人撥付無息貸金，並制定詳細規約，承辦人獲利以後，很快將貸款按規約歸還。1949年以後，協會遷往台灣，至今中國回教協會在我國台灣及香港還繼續存在，在發展當地穆斯林文化教育事業、加強兩岸三地經濟文化交往方面仍在發揮作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