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

“哲學”一詞源於古希臘文，由“愛”和“智慧”兩個單詞組成。由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首先使用。後來，哲學一詞在世界各國得到廣泛的認同和使用。

“哲學”是研究人類的思想和對社會、萬物、宇宙的認知的社會意識形態。注重啓迪智慧，引起人思維上的昇華。

西方注重求知，因此產生了近代物理學，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國注重實踐，因此產生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哲學。

古代中國主要有儒家、法家、墨家等為主要的哲學流派。近代引入並發展了西方哲學，也造成了很大影響，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被定為官方意識形態；以新儒家為代表的學者，則力圖讓中國傳統哲學得以創新和發展。

中國人的宇宙觀方面以易經為代表﹐倫理社會觀是以孔孟之説為代表，為歷代統治者與儒客尊崇。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為源頭，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源遠流長，對中國人的普遍倫理道德，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和價值優先觀念都有着深刻的影響。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潛意識。儒家的價值觀影響古代中國大多數公開場合是以儒家的價值觀作為優先的標準。因此可以説儒家的價值取向在總體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優先觀。

儒家注重自身修養並講求倫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義”，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人際關係以五倫為依歸，有一定的規範。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對待；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對於其他人博愛。對待上司要忠誠；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人要有抱負而有毅力。重視追求知識，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推己及人的思想。關於生活工作的人生，小孩子的時候，就傾愛父母；年輕的時候有了女友（戀人），就傾愛戀人；婚後有了妻兒（配偶愛人和兒女），就傾愛愛人和兒女；當官員、公務員（廣義地説是職員），就傾愛君主（及或上司）。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説，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仁政易行”則提倡分清“不能”與“不為”之間的區別，即“不去做”與“做不到”之間的差異。而其“無恆產，因無恆心”也體現了民本思想。儒家的教育目的，在於以發揚人性、完成人格為起點，直至達到建立仁治之國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為通才，或者多才多藝而不僅僅是一才一藝，或者在一才一藝基礎上能觸類旁通，也即專才和通才的結合。大同社會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説，儒家思想的經濟學，是為了人類理想社會而服務。儒家重義輕利，以義為本，以義導利。尊重利用自然市場經濟規律，反對違背破壞市場規律，同時反對操縱市場，但認可“待價而沽”。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視科技及在物質上的實用，提出了“用力少，見功多”的原則，並發展出了實學，但同時注重全面的人格發展，反對把人變成物質的工具。儒家形而上學在以後的理學、心學中進行了展開。儒家相當重視編修歷史的悠久傳統。

北宋諸儒以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寧三年以後，王安石變法引發黨爭，二程分別退居洛陽，理學在此後七年或十年達到成熟。

宋朝南渡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峯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直承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全祖望評價:“宋幹、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北宋中葉以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並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元明之際，朱學進居正統之位，為中國君主社會後期的官方思想。惠棟在評《毛詩註疏》時説：“宋儒之禍，甚於秦灰。”

明朝中葉，王陽明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蕺山呼應胡五峯而盛言以心着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説：“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坻，束書而從事於遊談。”王是真説： “今之學者，偶有所偷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説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甚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問。”

理學在清初以後走入空談，嚴重脱離實際，變成以學術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讀了崔蔚林的文章，説“岸然自負為儒者”實在“可鄙”。又説： “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亦不甚好”。康熙説“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他曾説：“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便如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頒佈詔令，規定朱熹成為孔廟十哲之一，標誌着程朱理學成為了官方學術。

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程朱理學派及陸王心學派。

中國近代哲學的基本趨向是中西哲學的融合。這種融合不是外在的比附，而是內在的會通。其實質是“理智的瞭解”與“情感的滿足”的統一，邏輯與直覺的統一，意義與意味的統一。其表現形式是西方形式邏輯的興起與中國傳統哲學直覺的弘揚。這一趨向由譚嗣同、嚴復、章太炎開其路，而由熊十力、馮友蘭、金嶽霖繼其成。 ^[2] 

現代哲學主要指“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

中國近代自己的哲學，正處於進階的一代。

"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是反覆研習傳統哲學的一脈，以傳統哲學為本，賦予新的現實意義。

“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主要指馬克思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