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訓

劉大治，男，一九四五年生，神州市人。現為福建省圖書館副研究館員。曾擔任《出版辭典》、《中國古籍提要·叢部》主要撰稿人。出版有《劉克莊年譜》、《沈葆楨事蹟編年》，並主編《福建長樂七姓史記》等書。另有古籍論文十餘篇發表。

傳統使你成為地道的中國人。傳統在哪裏？在古代聖賢的訓海中。集子中十七種童蒙讀物，薈萃聖者語錄、賢人軼事，是品行的佐助、後人的良師。

為了提供研究我國古代文化思想的資料，幫助廣大讀者和青少年正確理解古代啓蒙教育讀物的內容和實質，以便以史為鑑，應出版社的要求，由劉大治同志選擇了常見的入種讀物，編了《中國古訓》一書。在每種讀物之前均加了一篇簡介，評介該書或出書的情況、內容特點時代侷限以及版本源流，每篇在二千字至五六千字左右。此外，又對原文加以註釋、意譯全文或句意，一般都作典故註釋。校注者所做的這些工作，是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的。 ^[2] 

序

我國古代早有啓蒙或發矇教育，所謂發矇，意即開發矇昧。《風俗通·皇霸》上説：“亦足以怯蔽啓蒙矣。”指開始教導處於矇昧狀態的兒童識字讀書，灌輸最早的思想教育內容，使初學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門的知識。廣義地説，啓蒙亦指通過宣傳教育，使後進的人們接受新事物而得到進步。

古代啓蒙教育的任務，主要由遍及城鄉的蒙館承擔，蒙館有落魄文人自設的，有地主、商人家設的，也有用祠堂、廟宇地租收入、地方公益進項或私人捐款開辦的。

蒙館教學用的課本稱為蒙學書。社會的發展使普及文化變成了社會的需要，貴族士大夫有條件學習儒家經典，而平民百姓在“闢土殖穀”、“作巧成器”、“通財鬻貨”之餘，為略識之無，粗通文字，而不至於受人欺騙的思想指導下，便不得不另求捷徑，於是，像《百家姓》、《日用雜字》等所謂“村學”便應運而生。

蒙書歷史由來已久。秦李斯《倉頡篇》、西漢史游《急就章》等便是最早的蒙學書，《漢書·藝文志》收有小學十家，所謂的“小學”，也就是蒙學。

但這些《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也並非只為村夫牧子的誦讀而設。封建統治階級為鞏固統治地位，也極為重視在少年兒童中灌輸那一套綱常倫理的封建道德規範，所以古代士農工商各個階層，對少年兒童的啓蒙教育，便同樣採用了像《三字經》、《千字文》等蒙學書。在這些品類繁多的蒙書中，為適應兒童多記性、少悟性的特點，多采用韻文形式，並竭力做到言簡意賅，合轍押韻，易學易記，於朗朗上口之餘，學到有關道德、倫理、天文、歷史、地理、文學、社會、民俗等多種學科的知識，這也正是蒙書之所以能夠長期流行、為社會長期接受的原因。這種獨特的長處和優勢，遂比士子在通儒碩學的經論中所學的要多得多。這種獨特的優長，是不能也不應一筆抹殺的。僅在這一點上，即有其在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價值。

無庸置疑，產生和流傳於封建社會的蒙學書，同樣屬於封建文化的範疇。它們頌揚了忠孝仁愛、四大五常的封建道德，明顯帶有時代侷限性和落後性，但如果經過科學的分析批判和適當的釋文解字，出版這些過去曾經是家户曉、而現在已經逐漸生疏，甚至不知不曉的傳統蒙學

書，還是一件有益於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事情。

我認為，每個社會、每個時代、每個階級，都很重視對少年兒童的啓蒙教育，只不過是內容、手段和方式不同罷了。今天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在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歷史進程中，努力建設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對少年兒童進行智力開發，灌輸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思想，這是培養無產階級可靠接班人的重要內容。

為了提供研究我國古代文化思想的資料，幫助廣大讀者和青少年正確理解古代啓蒙教育讀物的內容和實質，以便以史為鑑，應出版社的要求，由劉大治同志選擇了常見的八種讀物，編了《中國古訓》一書。在每種讀物之前，均加了一篇簡介，評介該書或出書的情況、內容特點、時代侷限以及版本源流，每篇在二千字至五六千字左右。此外，又對原文加以註釋、意譯全文或句意，一般都作典故註釋。校注者所做的這些工作，是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的。

校注者和我素不相識，看了他的簡歷，得知他曾經走過一段坎坷的道路，靠他的勤奮和嚴謹的自學精神，專心於學習和研究，發表過論文《閩刻版畫叢談》、《劉克莊年譜》等，編撰有《閩人年譜知見錄》、《柯蔡淵源考略》和《陳元光開漳史事系年》等，我被他刻苦自學和專心研究的精神所感動，為他撰此小序，帶有獎掖新秀之意。

1991．10．17於榕城

出版説明

序/許懷中

千字文

百家姓

神童詩

三字經

名賢集

小兒語續小兒語

重訂增廣賢文

幼學故事瓊林

家誡要言

朱子家訓

女兒經改良女兒經女小兒語

龍文鞭影

弟子規

聲律啓蒙

二版後記

三版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