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軍事思想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中國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時期，各階級、集團及其軍事家和軍事論著者對於戰爭與軍隊問題的理性認識。它隨着社會的前進、戰爭的發展而不斷深化。

公元前21世紀（一説公元前22世紀），中國建立了奴隸制的夏王朝，從此戰爭成為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此時，儘管人們對於戰爭的認識處於低級階段，還是產生了以靠天命觀指導戰爭為中心內容的軍事思想。奴隸主對外族發動掠奪戰爭，或用武力鎮壓本族奴隸的反抗，都是以征討“違天命者”、“弔民伐罪”、“敬天保民”相號召，並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嚴刑厚賞驅使士卒作戰。作戰方式是集團列陣正面衝殺。到商代以後，作戰逐漸以車兵為主。對軍隊指揮，要求行動統一，嚴厲管理。這種思想，指導着夏、商、西周幾個王朝的軍事鬥爭。通過這一時期的戰爭實踐，人們已初步認識到審勢而動，量力而行，眾可以勝寡，強可以勝弱，反映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念。傳在西周時期，已出現《軍志》、《軍政》等軍事著作，雖早失傳，但在後來問世的《左傳》、《孫子兵法》等書中，還保留着一些片斷的引文。

約從公元前 8世紀初至前 3世紀末，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逐漸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制度的變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變化和兵器的改進，軍事制度和作戰方式也隨之變化。為適應這些新情況的需要，產生了統率軍隊的專職將帥，湧現了許多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軍事家和兵書著作。著名的《孫子兵法》，標誌着封建統治階級軍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而全面的軍事理論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導戰爭的規律，並奠定了中國軍事思想的基礎，指導着後代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的研究，在國際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孫子兵法》提出，軍事鬥爭必須巧妙地運用權謀，即“上兵伐謀”，“必以全爭於天下”，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軍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戰爭結局。它打破了奴隸社會的天命觀，以樸素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思想，指出戰爭獲勝不取決於鬼神，只要能夠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戰不殆”。它提出了“以正合，以奇勝”和“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作戰思想。《孫子兵法》還指出，戰爭勝負是由政治、經濟、天時、地利、人事等因素所決定的，所以封建統治階級要修明政治，順應民心。這些思想，也為《孫子兵法》同時代的其他兵書和論及軍事的著作所重視。戰國時期，人們對戰爭的認識又進了一步。例如，傳為軍事家吳起所著的《吳子》，就探索了戰爭的實質，論及戰爭發生的根源，並把戰爭分成幾種類型，賦予定義，提出對付各類戰爭的方略。軍事家孫臏所著《孫臏兵法》，更主張拋棄“責仁義，式禮樂”的思想，要求用戰爭手段解決社會混亂局面；其作戰思想則特別強調“貴勢”和以奇制勝。這些主張，都是對《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從公元前 3世紀末至公元13世紀，中國經歷了秦、漢、晉、隋、唐、宋、元等幾個大的王朝的統治和更迭。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先秦的軍事思想對軍事鬥爭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由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及戰爭的發展，軍事思想也進一步得到豐富和提高。就戰爭種類而言，有建立封建王朝的統一疆域的戰爭，有多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民族起義的戰爭，又有國內諸民族貴族為了爭奪中央統治權而進行的戰爭。就軍隊發展而言，兵種和兵器裝備有了較大的變化。不但有了獨立的騎兵，而且舟師水軍參戰的數量也更多了。這就要求作戰指揮必須加強步、騎、水軍等的配合作戰，使得戰略戰術運用和指揮藝術都得到高度發展。在這一時期，通過戰爭實踐，造就了許多著名的軍事家和將領，出現了許多總結軍事鬥爭經驗的兵書。秦始皇的大規模築長城、修馳（直）道、重兵戍邊等軍事措施，對後世建設邊防的戰略思想，有重大影響。在著名的楚漢戰爭中，張良為劉邦決策，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同盟，孤立項羽，取得了戰爭勝利。西漢王朝在對北方匈奴貴族的反擊作戰中，由名將衞青、霍去病率獨立的騎兵集團主動出擊，快速機動，遠程奔襲，以及正面衝擊，翼側迂迴等作戰行動，創造性地發展了大規模使用騎兵的戰略戰術。兵書《六韜》，針對頻繁的戰爭，提出了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思想，並對作戰指揮機構以及步兵、騎兵的協同作戰等作了論述。兵書《三略》，進一步闡述了“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的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並指出最高統治者必須廣攬人才，重視民眾與士卒的作用。從漢到隋曾多次發生過從黃河流域向江南進軍的大規模戰爭，大都是步、騎兵和水軍多路並進的多兵種大集團的配合作戰。其中，東漢末年的赤壁之戰，晉滅吳之戰，東晉苻秦的淝水之戰，以及隋滅陳之戰最為著名。在這些戰爭中，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的結合，謀略與決策，以及作戰指揮藝術，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李衞公問對》一書，聯繫唐代初期的戰爭經驗，對以往兵書進行了探討，對《孫子兵法》提出的虛實、奇正、攻守等原則及其內在聯繫，作了比較辯證的論述。李筌的《太白陰經》認為，戰爭的取勝決定於國家政治的優劣、力量的強弱以及謀略的運用。到了遼、宋、西夏和後來的宋與金、蒙古等幾個民族政權並立的統治時期，互相長期處於對立狀態，戰爭頻繁。這時期，隨着生產發展和戰爭的需要，出現了火器和複雜的裝備器材，對作戰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宋王朝，由於政治腐敗，軍權由皇帝絕對控制，軍隊作戰能力低下，造成屢戰失利。統治者為了教習文臣武將熟悉軍事，命曾公亮等編纂《武經總要》，總結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並頒佈《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尉繚子》、《三略》和《李衞公問對》為《武經七書》，官定為武學教材。這時，許洞的《虎鈐經》和何去非的《何博士備論》，均對皇帝絕對控制軍隊指揮權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議。南宋名將岳飛提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軍”突破皇帝“欽定”的作戰旨意，採取步、騎配合的靈活戰法，擊敗了金軍強大的騎兵。陳規在《守城錄》中，記錄了軍隊開始使用火器和改進城防工事進行防禦作戰的方法，主張“守中有攻”，對城市防禦戰法有所創新。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遼、西夏、金等政權，均以騎兵見長，特別是後來興起的蒙古族，建立了兵牧合一的制度，充分發揮其騎兵優勢，以高度的機動靈活制敵，並善於學習和利用敵方先進技術，不斷改進其軍隊的裝備。蒙古貴族和後來建立的元王朝戰勝南宋時，採取遠距離的戰略迂迴和步、騎、水軍聯合多路進軍，實施大集團軍隊的戰略進攻。以上的實踐經驗和兵書內容，進一步發展和豐富了古代的軍事思想。

大約從14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約從明朝至清朝後期，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走向沒落的境地，不但有連綿不斷的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民族起義戰爭和統治者的平叛戰爭等，而且外國也開始入侵中國。這一時期，由於火器的改進和從外國引進部分先進兵器，出現了獨立的水師、炮兵、工兵及其他技術兵種，加以作戰對象發生了變化，因而在建軍和作戰指揮等方面都發生相應的變化。這時，一方面出現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單純防守作戰的思想；另一方面，從實踐中總結出的帶有強烈革新內容的軍事思想，也在不少兵書中出現。明代傑出抗倭將領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就是這種革新思想的代表作。他根據沿海複雜的地形條件和倭寇火器裝備的特點，對陣法作了重大改革。他制定了以 12人為單位的“鴛鴦陣”，把它作為戰鬥隊形的基礎。何良臣的《陣紀》一書，對於軍隊組訓和戰法的論述，也具有革新的內容。孫承宗主編的《車營扣答合編》，反映了在大量火器裝備部隊後，編制和戰法的改革。茅元儀編纂的《武備志》，則試圖從軍事理論、建軍作戰、兵器製造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諸方面，提出實行軍事改革的依據，以求振興明王朝的武備。清王朝建立以前，後金（清王朝前身）與明軍發生薩爾滸之戰，清太祖努爾哈赤以“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夏允彝《倖存錄》）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充分發揮其步騎協同作戰的長處，對明軍的多路進攻實行各個擊破，反映了軍事指揮上的新思想。乾隆以後，統治者侷限於騎射為滿洲之根本的思想，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在軍事上逐漸趨於保守落後。但是，也有不少人針對這種狀態，提出了某些革新思想。例如，惠麓酒民的《洴偽百金方》，主張團結民心，實行兵民聯防；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提出京城要建立多層次設防的思想；年羹堯的《治平勝算全書》，強調平時對軍隊嚴格訓練，戰時才能取勝等，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中國古代千百次王朝戰爭和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的經驗總結。它的豐富內容，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軍事遺產，也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中國近代的直至現代的軍事思想，都從中批判地繼承和吸取了許多有價值的內容。

這一思想大約形成在奴隸社會的初期，到奴隸社會的末期基本成熟。以仁為本的戰爭觀，主要包括兩層含義：

⒈戰爭支柱——以仁為本。《司馬法·仁本第一》開宗明義：“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為正。正不獲意則權。”仁者使人親，義者使人悦。此二者，才是戰鬥力的凝聚核，才是贏得戰爭勝利的基礎。

⒉戰爭準則——師出有名。《禮記·檀弓下》主張“師必有名”，認為師出無名，必將遭到眾人的反對，定成敗局。

⒈重戰思想。《孫子兵法》開宗明義、大聲疾呼：“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認為戰爭是關係到國家民眾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不能不認真研究和對待。

⒉慎戰思想。即慎重對待戰爭，不輕易言戰。《孫子兵法》中這樣寫道：“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

⒊備戰思想。其意就是未雨綢繆。孫子受當時形勢的影響和思想的薰陶，提出了必須重視備戰的思想，並告誡人們思想上時刻不要忘記戰備，做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⒋善戰思想。就是要會用兵打仗。

一是注重以“道”為首要因素的多因素制勝論。“道”就是政治，是“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也。”當然，在注重道的同時，其他四個“天、地、將、法”因素也不可忽視。

二是廟算制勝論。廟算，是古代開戰前在廟堂舉行軍事會議，商討與謀劃戰爭的一種方式。《孫子兵法》主張戰前要算，要對戰爭全局進行計劃和籌劃，定出可行的戰略方針。

三是“詭道”制勝論。《孫子兵法》裏講道：“兵者，詭道也”。因此，他提出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的詭道之法，進而達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目的。

《孫子兵法·謀攻篇》中寫道：“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不僅僅對戰爭有指導意義，而且對政治、外交、經濟乃至工作生活都有一定幫助。

自古以來，戰爭的直接目的就在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最高和最理想的目標就是以“全”爭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謀攻篇》中指出：“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其主要表現在：“致人而不致於人”，奪取主動權。強調的就是要根據戰場的具體情況，靈活且有針對性的採取制勝方法。

他説：“凡戰者，以正合（合力攻擊），以奇勝（奇兵制勝）”。奇正是中國古代一對重要的軍事矛盾，歷代兵家多有闡述和運用。奇正的含義廣泛，一般説來，常法為正，變法為奇。分而言之：在兵力使用上，守備、鉗制的為正兵，機動突擊的為奇兵；在作戰方式上，正面進攻、明攻的為正兵，迂迴、側擊、偷襲的為奇兵；在作戰方法上，按一般原則作戰的為正兵，採取特殊戰法的為奇兵。奇正充分體現了用兵的機動靈活性，出奇制勝的高妙之處，在於攻擊敵人無備與虛弱之處。

選賢任能，不僅是古人的用人之方，也是用將之道。

⒈重將思想。《投筆膚談·軍勢第七》指出：“三軍之勢，莫重於將”。並且認為，“大將，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我們現代所説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⒉選將思想。在古代，選將標準有五，《孫子兵法·計篇》中明確提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⒊用將思想。古人認為，將帥使用的原則，就是信任和放手。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