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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碑刻

（在地面立石的永久性紀念物或標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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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碑刻，在地面立石作為永久性紀念物或標記者，多稱為碑；其上鐫刻文字者，稱為碑刻。一般還認為圜首且上小下大的是碣，豎長方形的是碑；但有些橫長方形的刻石如開成石經等，或直接刻在山崖上的摩崖刻石等，也常歸入碑刻一類。中國最早的碑刻為戰國時代的秦石鼓及中山國監囿守丘刻石等。清及前代的石刻皆可列入中國古代碑刻的範圍。 [1] 
中國古代碑刻歷經2000餘年的發展變化，分佈地域遼闊，形式多樣，數量巨大，內容涉及哲學、宗教、歷史、地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藝術、教育、科學、技術、民族等許多方面。因此，有人認為它可與中國古代《廿四史》相媲美。 　　
中文名
中國古代碑刻
所屬國家
中國

目錄

  1. 1 碑的形制
  2. 2 歷代碑刻

中國古代碑刻碑的形制

由三部分組成：上部為碑首，首中有額，主要用以書寫碑名或裝飾，又有圭首、圓首、暈首、螭首、方首之別。中部為碑身，主要刻碑文或題名。正面為碑陽，背面稱碑陰，左右為碑側，早期碑身上部與碑首之間還有碑穿。下部為碑座，主要為承重和裝飾，其形制依其性質和時代有方座、長方座、龜跌座 (又稱贔座 )等。 　　
石經　
指將經典刻之於石以保存流傳者。
形制有碑式、板式、經幢和摩崖等。
內容包括儒家石經和佛教、道教石經。
儒家石經始於東漢的熹平石經，繼為魏之《正始》、唐之《開成》、蜀之《廣政》、北宋之《嘉祐》、南宋之《二體》、清之《乾隆》石經，共7種。
佛教刻經始於北魏末年，繼於北齊、北周，盛於唐和遼金。山東泰山、河北響堂山有北朝名品，北京房山雲居寺現存大量唐、遼和金刻經。
道教刻經始於唐中期，盛於宋、元，刻得最多的為《道德經》，另外還有《陰符經》、《常清靜經》等。 　
摩崖　
石刻的一種，指刻在天然崖壁上的石刻文字，秦代已啓其端，以漢唐時期為盛。 　　
墓誌　
指置於墓中，專為記述死者姓名、籍貫、生卒年月和事蹟的石刻。
它起源於秦、西漢，經東漢與魏晉，成熟於南北朝，盛行於隋、唐。初期既無固定的形制，也無一致的稱謂，到成熟期後才形成統一的格式。形制多呈方形，蓋多盝頂，志、蓋各一，謂之一合，蓋刻名稱，身刻志文。多數是首敍姓名籍貫、家譜世系，次敍生平事蹟、官職履歷並頌揚其政績德行，再記卒葬年月和塋地位置，最後為韻銘。
南北朝和隋代墓誌均不署撰書人姓名。
唐代以後始有標撰書人名和官銜者，自撰墓誌者則屬個別。代表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如東漢延平元年 (106)賈武仲妻馬姜墓誌，最早自稱“墓誌銘”的如劉宋大明八年 (464)《劉懷民墓誌銘》，自撰志銘的如明彭澤墓誌等。釋氏塔銘也屬此類。 　　

中國古代碑刻歷代碑刻

中國古代碑刻的內容，在歷代更是異彩紛呈，各具特色。 　　
先秦　
中國碑刻的萌芽期，數量不多，文字短少，內容簡單，形制不定。“石鼓文”、“監囿守丘刻石”為其代表。石鼓文形制似鼓，共10件，戰國秦獻公時作。內容反映了周天子使臣至秦與獻公一起出遊，在吳陽射鹿捕魚，高原行獵，偙地大獮，後經汧水而歸的情況。形式為韻文，十首為一組，格調似“詩經”，可視為詩經續篇之一。唐時出土，現存故宮博物院。 　　
秦和西漢　
處於品種單一、文字短少階段。秦刻石共有7種，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五次出巡省視河北、山東、浙江等地時所刻，名為“嶧山”、“泰山”、“琅玡”、“之罘”、“東觀”、“碣石”、“會稽”刻石。內容皆是頌秦德，但各有其側重點。原石現存者有泰山、琅玡2種，還有唐李陽冰重寫後翻刻的《嶧山刻石》冊(明拓長安本)，其餘均佚。西漢石刻，已知的約10餘種，均文字短少、內容單調。魯孝王刻石只有“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13字。萊子侯刻石字最多，也只有35字。 　　
東漢　
種類增多，文字加長，內容更加豐富多彩。在種類上已發展為刻石、摩崖、碑、石經等多類並存；其數量至少有300種以上；在字數上，上千字的豐碑巨碣屢見不鮮，一部“熹平石經”達萬言以上；內容上更是異彩紛呈，如
《裴岑紀功碑》刻於東漢順帝永和二年(137)，記述敦煌太守裴岑戰勝匈奴呼衍王的事蹟；
《曹全碑》刻於東漢中平二年 (185)，記述郃陽令曹全的家世和事蹟，碑陰還刻立碑故吏等姓名及資助錢數；
《張遷碑》刻於東漢中平三年 (186)，記述張遷祖先及張遷任轂城長時的政績，碑陰亦刻立碑官吏姓名及出資錢數；
《乙瑛碑》刻於東漢永興元年 (153)，記述漢魯國相乙瑛請求於孔廟置百石卒史執掌祭祀的往返公文以及對乙瑛的讚詞；
《鮮于璜碑》刻於東漢延熹八年(165)，陽文記雁門太守鮮于璜生平簡歷，碑陰述其家族世系；
《漢侍廷裏父老 買田約束石券》，記述建初二年(公元77年)侍廷裏父老 25人集錢買田事；
《熹平石經》始刻於東漢靈帝熹平四年 (175)，共刻46碑，立於洛陽太學東側。
魏晉南北朝　
此時，屢頒禁碑之令，刻碑受到限制，數量鋭減，但仍形成了獨特風格，“魏碑”是其典型代表。
《谷朗碑》，孫吳鳳凰元年 (272)之後刻於湖南耒陽縣，內容記谷府君生平及後刻的谷氏族人題名。
《上尊號碑》刻於曹魏黃初元年 (220)，內容是華歆等人效忠曹丕，一致擁護曹受禪位，上尊號為天子的奏表，石在河南臨潁。
《禪國山碑》，孫吳天璽元年 (276) 刻，記述孫皓天璽元年封禪國山事，石在江蘇宜興，其碑形狀怪異，俗稱“囤碑”。
《孫夫人碑》，刻於西晉泰始八年 (273)，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江鳳彝于山東新泰縣新甫山下訪得，現存泰山岱廟，是中國石刻史上較早記載婦人身世之碑。
晉《辟雍》碑，刻於西晉咸寧四年(278) ，記述晉武帝司馬炎和皇太子司馬衷親臨辟雍視察等事，是中國現存晉碑中最大最完好的一通。
《好太王碑》是高句麗長壽王於414年為其父琰立的墓碑，記述好大王身世、政績及守陵人的有關情況與制度。
《爨寶子碑》，刻於東晉安帝大亨四年 (405)，記述爨寶子的家世及其治績。
《爨龍顏碑》，立於劉宋孝武帝太明二年(458)，記爨氏家世及本人生平事績，碑陰職官題名，反映了當時邊疆地區政治、軍事機構的詳細情況。
《蕭憺碑》，刻於南朝梁普通三年(522)，石在江蘇江寧(南京) 堯化門東花林寺。碑石巨大，開南朝碑版刻書者姓名之先河，內容述蕭憺生平及政績。
《皇帝東巡碑》，刻於北魏太延三年 (437)，1920年出土，是北魏刻的第一方碑，記述道武帝拓跋燾東巡比賽射箭時，羣臣頌功立石，石在河北易縣。
《張猛龍碑》，刻於北魏正光二年(522)，記述張猛龍興學事宜，書法與《賈思伯碑》酷似，是臨池魏碑典範，為北魏名碑之一。
《嵩高靈廟碑》，刻於北魏太延年間(435～440)，與華岳廟碑同，均記述寇謙修祀中嶽廟並宣揚道教事。其書法透露了隸變楷的信息，石在河南登封嵩山。
《西門豹祠堂碑》，刻於北齊天保五年 (554)，敍述西門豹治鄴，齊獻武、文襄時祠宇興廢及清河王嶽立碑始末等事，石在河南安陽。
《正始石經》，刻於曹魏正始二年 (241)。用古文、篆、隸3種書體寫就，內容為《尚書》、《春秋》2種。馬衡據出土殘石推斷，該經有28碑。 　　
隋唐　
這一時期石刻形制高大，內容廣泛，分佈地區遼闊，種類齊全，文種大增，尤其講究碑刻的書法藝術，撰人、書丹者皆具其名，呈現出石刻碑版的百花盛開局面。
《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十二月 (587)五日刻於河北正定隆興寺。記述恆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情況，向稱隋碑第一。
《等慈寺碑》，唐貞觀年間刻於河南滎陽縣，記述唐太宗敗王世充、竇建德後，在當時交戰地建寺以為陣亡將士薦福事，反映了當時農民起義的情況，史料價值很高。
《九成宮碑》，唐貞觀六年 (632)刻於陝西麟遊縣，為書家歐陽詢力作，楷書典範，對後世影響極大。
《晉祠銘》，唐貞觀廿年(646)刻於山西太原晉祠，唐高祖李淵起兵反隋曾禱祝於此，唐立國後李世民至此，撰文書丹以報神祐之恩，書體行草，開中國行書制碑之先河。
《三藏聖教序》碑，唐咸亨三年 (670)刻於陝西西安宏福寺。為僧懷仁集王羲之書而成，序文為李世民應三藏之請而作。碑首創“集王”一格，再現王書風貌，極為士林所重，現存西安碑林。
《李砞碑》，唐儀鳳二年 (677)刻於陝西禮泉縣，為昭陵陪葬碑之一，也是昭陵碑羣中完整保存至今的少數幾通之一，唐高宗李治撰文並書丹，是繼《晉祠銘》後，以行草體書碑的又一傑作，現存昭陵博物館。
《大智禪師碑》，刻於唐開元廿四年 (736)，史惟則隸書並篆額，清人推為開元第一碑。
《多寶塔碑》，刻於唐天寶十一年(752)，書體為顏真卿中年力作，極為世人所重。
《玄秘塔碑》冊(宋拓本)，刻於唐會昌元年(841)，書體為柳公權雅練之作，是歷來影響最大的柳體楷書範本。
《神策軍碑》，刻於唐會昌三年 (843)，立於當時宮廷，已佚。今存唐末或北宋初所拓孤本，刻拓精良，可一睹柳公權晚年書法真跡。
《述聖記》，唐文明元年 (684)刻，主要記述唐高宗李治“聖德”，石在陝西乾縣乾陵。
《南詔德化碑》，刻立於閣羅鳳贊普鍾十四、五年(765～766)間，內容是讚揚唐代南詔國王閣羅鳳業績及南詔與唐朝關係之事。碑陰職官題名數十行，在今雲南省大理市太和村西南。
《唐蕃會盟碑》，刻於唐穆宗長慶三年 (823)，漢藏文合璧。記述唐穆宗與吐蕃贊普赤祖德贊結立舅甥之誼，訂立友好盟約等事。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刻於唐建中二年(781)，明天啓五年(1625)出土於西安，記述景教在中國傳播流行的情況，石存西安碑林。
《開成石經》，始刻於唐文宗大和七年 (833)，畢於開成二年(837)。刻《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等儒家經書12種，共計114石、650252字。原碑立於唐長安城務本坊國子監，現存西安碑林。
《房山石經》，是指藏在北京市房山區雲居寺的一批從隋代至明末刻造的佛教大藏經，總計刻佛經1025種、3000多卷、15061石。 　　
宋元　
碑刻數量比之隋唐時雖有減少，但某些方面還有突出表現，如刻帖的興起，集中國書法藝術之大成。有助於這種藝術的繼承與發展，題名、題記顯著增加，反映了當時文人墨客遊山玩水、消閒度日的思想情感。“針炙圖經刻石”，刻於北宋天聖五至八年 (1027～1038)。1971年在北京發現殘石，現存北京石刻博物館。
《段氏與三十七部會盟碑》，立於大理國五代王段素順明政三年，即宋開寶四年(971)，記述白蠻(今白族祖先)段氏政權與屬於烏蠻(今雲南彝族祖先)部族的東方卅七部會盟情況。
《元祐黨籍碑》兩刻，一為宋慶元四年(1198)饒祖堯刻，一為宋嘉定四年(1211)刻，記錄了丞相蔡京兩次迫害其反對派“黨人”的名單，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平江圖碑》，刻於南宋理宗紹定二年(1229)，為郡守李壽朋重整坊市後刻就的平江府城平面圖，是現存最古的蘇州城圖，也是流傳至今的宋代城市圖中最詳盡的一幅，現存蘇州市文廟。
《天文圖》，刻於南宋淳祐七年(1247)，記錄星1400多顆，是世界現存較早的大型石刻科學星圖，石存蘇州文廟。
《泉州宗教石刻》，包括用漢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敍利亞文等刻成的碑和題記，時間均在宋、元時期。 　　
明清　
此時碑刻雖然品種數量都不少，形制也很壯觀，內容也有時代氣息，如出現了一些反映資本主義萌芽情況的碑刻等，但無突出的、新的創造。 　　
整理與研究　
秦“刻石”出現後，《史記》曾加以著錄。漢“石經”刻就後，《後漢書》、《洛陽伽藍記》等曾予記載。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引用漢、魏石刻資料達120塊。
南朝梁時更有集錄碑文之《碑英》120卷問世，現雖不傳，實開石刻專著之先河。
唐代先秦石鼓文出土，記述與研究風氣大盛。
宋代則形成專門學問“金石學”，《集古錄》、《金石錄》等大部著作不斷問世。據不完全統計，宋之金石學家至少達61人，金石學著作增至89種。
元明時期整理研究工作雖未間斷，但成就平平。
清時則有長足的發展，出現金石學研究的高潮，目錄、通纂、研究概論之書，均有佳作。吳式芬《攈古錄》收夏、商、週三代至元的碑目18000餘種，成書20卷，是有目錄以來最豐富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考訂精卓，超越前賢，是當時金石著作中之最佳者。王昶《金石萃編》，收三代至金之金石1500餘種，集目錄、銘文、跋尾之長，通纂於一書，可謂集金石著錄之大成。葉昌熾《語石》，是當時概論之代表作。
近現代
近現代以來，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收錄資料的有《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等書；鑑定拓本的有《增補校碑隨筆》等書；介紹石刻的有《石刻敍錄》、《西安碑林書法藝術》等書。對一地或一個方面進行研究者則有《雲南古代石刻叢考》、《石門摩崖刻石研究》等。至於碑林博物館、石刻藝術館等機構的建立，則正方興未艾。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