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力量

謝和平校長的《中國的力量》一書，是四川大學人關於我國災害應急管理理性思考的結晶，是對中華民族精神核心要素的系統反思和總結。它不但集合了四川大學政治、管理、歷史、文學、外語、新聞、藝術、經濟和法學等不同學科頂尖學者智慧，而且最大限度發揮了四川大學作為研究型綜合大學的學科優勢、科研優勢、人才優勢和區位優勢，具有視角新、方法新、材料新、形式新、結論新、立意新、標準高、強度高、效率高、質量高等諸多突出特點。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本書字裏行間，在濃郁的學術意味之中，不時透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悲天憫人、服務蒼生的崇高人文情懷。正如謝和平校長在序言中所説，“儘管世界各國國度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但人們對事物的感受是相同的，對快樂與痛苦、愛與恨的感悟是一致的，那麼，面對同一物理量級的地震災難，兩國人民承受的痛苦、創傷，兩國人民的依靠感、安全感為何有天壤之別？這種差別，不能不使我去深刻體會中國製度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力量。”

恩格斯説，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中國力量》一書的最大亮點在於，通過比較汶川和海地地震後兩國政府和人民作出的不同反應，為中國的成敗與得失找到了一面警醒、惕勵自己的鏡子，使我們透過日常生活中的牢騷，在比較中學會發現和珍視我們自身制度與文化中那些寶貴的東西，也即是中國力量的源泉——執政為民的黨和政府、繁榮穩定的經濟力量和秉承數千年文化底藴、富有愛心而又勇於奉獻的全國人民。

上篇：力量的彰顯

1.震後20天：政府應急管理能力的比較

1.1 建立基於本國憲政體制的應急管理領導核心

1.1.1 消極等待外援：海地政府未及時承擔應急領導責任

1.1.2 積極組織救援：中國政府是人民抗震救災的中流砥柱

1.2 建立專門機構和常設機構聯動的應急管理指揮體系

1.2.1 政府機構癱瘓：海地地震救援處於無政府狀態

1.2.2 政府機構聯動：汶川地震救援高效有力

1.3 建立基於災情信息報道的透明高效應急管理疏導機制

1.3.1 集體沉默：海地政府較長時間處於失語狀態

1.3.2 公開透明：中國政府推動汶川地震災情信息的及時報道

1.4 建立統一安排和主動擔當相結合的區域問應急管理互助機制

1.4.1 自救無方：海地災區民眾深陷困境

1.4.2 對口幫扶：“汶川”有難，八方支援

1.5 建立以自願奉獻和社會動員互補為基礎的應急管理參與機制

1.5.1 政府無力：海地民眾自發的仁愛行為難成燎原之勢

1.5.2 一呼百應：中華民族的慷慨善舉使世界為之動容

1.6 建立以應急操作和及時疏緩相銜接的應急管理工作機制

1.6.1 雜亂無章：海地救援缺乏應急管理環節的有序展開

1.6.2 有條不紊：汶川救援實現了應急操作和及時疏緩的有效銜接

結語

2.震後20天：國民經濟動員能力的比較

2.1 中國和海地在地震後國民經濟動員能力的展現

2.1.1 動員速度比較

2.1.2 動員規模比較

2.1.3 動員水平比較

2.2 中國和海地國民經濟動員管理體系比較

2.2.1 中國的國民經濟動員管理體系

2.2.2 海地的國民經濟動員管理體系

2.3 中國和海地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比較

2.3.1 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衡量指標

2.3.2 政府動員能力比較

2.3.3 經濟發展水平比較

2.3.4 公共應急體系比較

結語

3.震後20天：國家災難危機傳播管理能力的比較

3.1 兩次地震災難危機傳播中的媒體呈現比較

3.1.1 震後12小時的媒體聚焦：全國聚焦與信息孤島

3.1.2 震後24小時的媒體關注：直播現場與呼籲援助

3.1.3 震後72小時的媒體重心：捕捉感動與呈現陰暗

3.1.4 震後一星期的媒體熱點：同一聲音與眾聲喧雜

3.1.5 震後20天的媒體呈現：常態演進與亂象環生

3.2 兩次地震災難中媒體危機傳播的功能分析

3.2.1 國家形象的提升與削弱

3.2.2 民眾力量的凝聚與瓦解

3.2.3 情感表達的真摯與冷漠

3.2.4 民族精神的積澱與流失

3.3 從兩國對比中看中國新聞體制的優勢

3.3.1 “服務大局”的新聞黨性要求同一聲音對外傳播

3.3.2 “引導輿論”的新聞職責要求開放與控制有機結合

3.3.3 “以人為本”的新聞原則要求發揮情感宣導撫慰

3.3.4 “與時俱進”的新聞特性要求媒介制度不斷創新

結語

4.震後20天：世界部分國家政府反應與社會輿論的比較

4.1 美國政府、民眾及輿論對地震後兩國災區的反應比較

4.1.1 美國政府的反應

4.1.2 美國民眾和輿論的反應

4.1.3 觀察與思考

4.2 英國政府、民眾及輿論對地震後兩國災區的反應比較

4.2.1 英國政府的反應

4.2.2 英國民眾和輿論的反應

4.2.3 觀察與思考

4.3 法國政府、民眾及輿論對地震後兩國災區的反應比較

4.3.1 法國政府的反應

4.3.2 法國民眾和輿論的反應

4.3.3 觀察與思考

4.4 日本政府、民眾及輿論對兩次地震的反應比較

4.4.1 日本政府的反應

4.4.2 日本民眾和輿論的反應

4.4.3 觀察與思考

4.5 俄羅斯政府、民眾及輿論對地震後兩國災區的反應比較

4.5.1 俄羅斯政府的反應

4.5.2 俄羅斯民眾和輿論的反應

4.5.3 觀察與思考

4.6 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對地震後兩國災區的反應比較

4.6.1 德國對地震後兩國災區的反應比較

4.6.2 意大利對地震後兩國災區的反應比較

4.6.3 西班牙對地震後兩國災區的反應比較

4.6.4 荷蘭對地震後兩國災區的反應比較

4.6.5 觀察與思考+

結語

下篇：力量的源泉

5.從兩次大地震應對的比較看中國政治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5.1 執政黨的不同性質決定了兩國抗震救災不同的領導能力

5.1.1 政黨的性質決定了執政黨在抗震救災中的政治覺悟和政治行為

5.1.2 政黨的地位決定了執政黨在抗震救災中的社會動員能力

5.1.3 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決定了執政黨在抗震救災中的政治生命力

5.1.4 政黨各級組織的運作狀況決定了執政黨在抗震救災中的社會管理能力

5.2 不同的民主政體展現出兩國抗震救災不同的社會效應

5.2.1 贏弱無力的海地民主政治體制受到國內外的多方批評

5.2.2 集中高效的中國民主政治體制受到國內外的高度認同

5.3 不同的政治基礎彰顯兩國抗震救災不同的制度力量

5.3.1 深厚的羣眾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力量源泉

5.3.2 雄厚的物質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力量依託

5.3.3 堅實的組織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力量展現

5.4 不同的政治理念體現了兩國抗震救災不同的道德追求

5.4.1 海地所謂的民主理念與中國“以人為本”的政治理念形成鮮明對比

5.4.2 不同政治理念的踐行呈現出迥異的抗震救災社會表現

5.5 政治獨立與否是兩國抗震救災社會效應差異的外部條件

5.5.1 具有政治依附性的海地政府難以承擔起抗震救災的領導職能

5.5.2 獨立自主的中國開展全民族的自救自助活動

結語

6.從兩次大地震應對的比較看中國法治的強大保障力

6.1 從地震後兩國災區社會治理的比較看法治水平的差異

6.1.1 地震後兩國災區社會治安狀況比較

6.1.2 地震後兩國災區司法系統實際情況比較

6.1.3 地震後兩國災區控制犯罪情況比較

6.1.4 地震後兩國災區人權保護情況比較

6.1.5 地震後兩國災區損毀財產處理措施比較

6.2 海地法治建設：徒有其形

6.2.1 海地震後發生憲政制度危機及其原因

6.2.2 海地震後行政法律制度失靈及其原因

6.2.3 海地震後刑事秩序和治安的混亂及其制度成因

6.2.4 海地震後民商事救濟無力及其制度不公的緣由

6.2.5 海地法治弊端積重難返致其震後法治系統全面崩潰

6.3 中國法治建設：卓有成效

6.3.1 不斷完善的法治體系促進了人權的全面保障

6.3.2 不斷健全的各項防災減災法規增強了應對災害的綜合能力

6.3.3 不斷規範的捐贈法律制度提升了“有難共擔”的社會責任感

結語

7.從兩次大地震應對的比較看中華文化的高度凝聚力

7.1 地震中民族文化精神的呈現與對比

7.1.1 地震災難中民族精神的塑造與比較

7.1.2 汶川抗震救災與社會主義核心文化價值觀的彰顯

7.2 中國文化救災傳統與災難記憶的文化重建

7.2.1 多難興邦與災難記憶

7.2.2 汶川地震遺址：民族文化精神的記憶

7.3 文藝界凸顯的文化精神與文藝救災的力量

7.3.1 文學界的社會責任感

7.3.2 災難與文化：以藝術的名義

結語

8.中國與海地：大地震折射出的不同歷史軌跡和發展道路

8.1 對汶川與海地震後不同反應的歷史解釋

8.1.1 中國與海地：歷史上的相似之處

8.1.2 中國與海地：歷史選擇的差異

8.2 海地的歷史與命運

8.2.1 早期歷史與獨立戰爭（1492—1804）

8.2.2 海地獨立後第一個百年的發展（1804—1915）

8.2.3 美國佔領對海地的影響（1915—1956）

8.2.4 杜瓦利埃父子的獨裁統治（1957—1986）

8.2.5 後杜瓦利埃時代的動盪（1986—2009）

8.3 海地之災，誰人之過？

8.3.1 奴隸貿易與海地的殖民活動

8.3.2 法國人的統治

8.3.3 美國在海地的早期努力

8.3.4 後杜瓦利埃時代的美國與海地

8.3.5 歷史的悲劇

結語

中國的力量：歷史與現實的內在邏輯

一、國家的主權與獨立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二、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制度是民族力量得以發揮的強大支撐

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應對各種災難與危機的物質基礎

四、有效的法治是民眾生存、發展與尊嚴的基本保障

五、先進的民族文化是社會凝聚力的黏合劑

主要參考文獻 ^[3] 

謝和平，1956年1月出生，男，湖南雙峯人，能源與力學專家，1982年畢業於中國礦業大學數學與力學系。深圳大學特聘教授，深圳大學深地科學與綠色能源研究院院長，四川大學原校長、教授博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常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深部巖體力學與開採理論”項目負責人。

長期致力於採礦工程、礦山工程力學、綠色能源開發利用及深地科學領域的基礎研究與工程實踐，特別是破斷煤巖體力學研究方面具有突出成果。在我國最早建立了礦山裂隙巖體宏觀損傷力學模型，開拓了礦山裂隙巖體損傷力學研究新領域。1982年起，創造性引入分形方法對裂隙巖體進行非連續變形、強度和斷裂破壞研究，並與損傷力學結合在國際上開創了岩石力學分形研究新領域。近年來，在深地科學探索領域,包括深地固體資源流態化開採、中低温地熱發電、地下空間開發利用、海水能源化及深地醫學等領域提出了創新性理念與構想，並在綠色能源、低碳技術與CO2礦化及綜合利用技術領域進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重要進展。

 謝和平院士為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2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創新研究羣體首席科學家。首屆“中國青年科學家獎(技術科學)”，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技術科學獎)，國家自然科學二、三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三等獎，均為第一獲獎人。被英國Nottingham大學、德國Clausthal工業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獲牛津大學授予“牛津大學聖艾德蒙Fellow”學術稱號。

 200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