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後，工人運動逐漸恢復，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全國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國共合作並非一帆風順，在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潛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8月，張繼等又拋出所謂《護黨宣言》，誣衊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消滅國民黨。

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中共中央於7月1日發出黨內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活動。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此刻，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重要問題是：在這場日益高漲的大革命浪潮中，共產黨人是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為了國民革命運動去組織中國工人、農民以及青年，還是應當由共產黨直接去組織羣眾？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王荷波、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彭述之作了關於共產國際五大的情況和決議精神的報告；維經斯基作了關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的報告，各地代表分別報告了本地區情況。 ^{[1]  [2]} 

大會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會議認為，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無產階級必須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關於工農聯盟問題，大會強調，中國革命需要“工人農民及城市中小資產階級普遍的參加”，闡明瞭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思想，指出沒有農民的支持，無產階級要想取得領導地位以及使革命取得成功，都是不可能的。此外，大會還提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係”，表明黨對反封建的內涵有了進一步認識。決定加強《嚮導》《新青年》《中國工人》等刊物的工作以及設立黨校和工人補習學校等，使其成為運用馬列主義理論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重要宣傳陣地。

大會圍繞當前的中心工作，通過了《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並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共9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行委員5人：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在隨後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 ^{[1]  [2]} 

黨的四大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　　

黨的四大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總結了黨成立以來特別是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重新審定國共合作以來的政策和策略，表明黨在革命理論和革命策略上有了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為隨後出現的革命新高潮做了思想上、理論上和政策上的準備，此後，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工人運動風起雲湧，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來臨了。但大會對於怎樣取得領導權、怎樣實現工農聯盟的問題，缺乏具體明確的主張，沒有認識到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革命武裝和革命政權的重要性。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