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由於當時國內白色恐怖嚴重，難以找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開會，再加上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分別於當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考慮到中共都將派代表團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將中共六大放在莫斯科召開。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84人。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會議籌備期間，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斯大林、布哈林等分別予以指導，使中共領導人澄清了在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上的模糊認識。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派出大量人員參加了大會各項決議案的起草工作。大會分析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總結黨領導的軍事運動和紅軍建設的經驗，提出了加強軍事鬥爭的任務；總結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提出反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大會通過了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選舉產生了第六屆中央委員會，選出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選出由3名委員、2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審查委員會。隨後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蘇兆徵、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嚮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徵、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7月20日召開的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黨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認真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即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認為當時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羣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六大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缺乏正確的認識，仍然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城市，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同時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他沒有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儘管存在着上述缺點，但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