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此後，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面對錯綜複雜的矛盾和尖鋭激烈的鬥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並採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黨的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召開的。全體黨員期望這次大會能正確判斷當前局勢，回答大家最為關注的如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的問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誌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徵、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由譚延闓、徐謙和孫科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到會祝賀。汪精衞應邀列席了一天會議。 ^{[1]  [2]} 

會前，共產國際發來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決議“都完全應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依據”。

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係等11個問題。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政策，反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大會就土地革命及革命發展方向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批評了陳獨秀報告中的錯誤，但對至關重要的土地問題沒有在大會上進行廣泛的討論。同時，也沒有認真討論軍事問題，更沒有在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認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裝力量為支柱的武漢國民政府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就能夠實現大會規定的任務。

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代表們對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會前，瞿秋白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着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會上他把該書發給大家，並作了系統發言。針對陳獨秀報告關於統一戰線上的錯誤，蔡和森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説明能領導革命到底並取得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制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毛澤東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鬥爭。

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職工運動議決案》《組織問題議決案》《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等決議案，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隨後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徵、張太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總書記。大會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1]  [2]} 

中共五大是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召開的。黨的五大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的革命武裝等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都未能作出切實可行的回答，因此，難以承擔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結束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方針，是在3個月後的八七會議上完成的。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