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

1955年5月1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月11日關於全國軍區重新劃分的決定，以四川軍區為基礎改編為成都軍區兼四川省軍區。賀炳炎任司令員，李井泉任政治委員。轄西康（今分屬四川、西藏）軍區和四川省各軍分區及公安部隊等，軍區機關駐四川成都市。7～8月，部分公安部隊改編為人民警察，歸地方政府公安機關轄制。9月，西康軍區隨西康省撤銷，所屬軍分區歸成都軍區建制。

1956年2月，瀋陽、北京、南京、濟南軍區等組建的5個預備役訓練師調入成都軍區。

1957年6月，西藏軍區幹部學校改為成都軍區幹部學校（1958年6月集體轉業，移交四川省政府）。

1958年後，相繼調入陸軍，組建了炮兵、工兵等特種兵部隊和軍區幹部學校。5個預備役訓練師一部調出參加農墾，一部撤銷。

1962年9月，軍區幹部學校改稱軍區步兵學校。

1966年6月，轄區內公安部隊整編為軍區部隊。

1968年12月，西藏軍區改為省級軍區，歸成都軍區建制。

1969年10月，成立四川省軍區，歸成都軍區建制。11月，撤銷軍區步兵學校。

1974年4月，組建軍區軍政幹部學校和軍醫學校。

1975年11月，總後勤部駐重慶辦事處歸成都軍區建制，1976年1月撤銷。

1978年1月，軍區軍政幹部學校改稱軍區步兵學校，1981年1月改稱成都陸軍學校。

1985年6月，根據中央軍委關於合併整編大軍區的命令，成都軍區與昆明軍區合併為新的成都軍區，轄四川、雲南、西藏、貴州省軍區及轄區內的陸軍集團軍、昆明陸軍學校、軍醫學校、特種兵、預備役部隊等。

1986年8月，昆明陸軍學校改稱昆明陸軍學院；軍醫學校改稱衞生學校（後改稱解放軍成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撤銷成都陸軍學校和原昆明軍區軍醫學校。

成都軍區空軍的前身，最早可上溯到1950年1月22日，在中國重慶成立的西南軍區司令部航空處，根據西南軍區命令，該處以原中國重慶市軍事接管委員會空軍部為基礎組建，成員分別來自隨18兵團自北線入川的西北軍區司令部航空處航空接管組和隨二野由東線進軍西南的南京軍管會空軍部航空接受組。二野司令部軍政處處長餘非任處長，政治部組織部科長夏屏西任政治委員。航空處機關最初編行政、人事、材料、通信、機務、飛行等6個科和機要、總務兩個股，後改為參謀處、政治部和後勤處。 航空處成立後，相繼組建了雲南、貴州、川東、川西、川南、川北和西康軍區航空站。下設空運隊、空軍醫院、學習大隊和重慶白市驛、重慶梁山（今重慶梁平）機場等單位，共有幹部戰士1200人。

西南軍區組建最早的飛行部隊，是1950年4月在四川新津機場組建的空運隊，原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起義上尉飛行教官謝派芬任首任隊長，所屬飛機包括由華北軍區航空處空運隊抽調的美製C－46型運輸機2架、C－47型運輸機1架以及西南軍區接收的原國民黨空軍C－46型運輸機4架和隨後由華北空運大隊調來的C－46型運輸機3架合計共9架C－46型運輸機（C-47型1架因不適合高空飛行調回歸建），主要擔負支援陸軍第18軍、第14軍進軍康藏的空運空投任務。

1950年3月13日，西北軍區幹部學校和西北軍政大學南下入川人員，接收原國民黨空軍機械學校後，組建西南軍區空軍機械預科總隊。次年3月，改稱空軍第3預科總隊，7月改稱第4預科總隊。

1950年4月15日，經過4次試航以後，謝派芬、李嘉誼機組駕駛美製C－46型運輸機8003號首航康定空投成功。5月7日，王洪智（最後職務為空13師師長）、李嘉誼機組使用加大油量的同一架C－46型運輸機試航甘孜成空投功。

1950年9月22日，為加強支援地面部隊進軍西藏、執行空投任務的組織領導工作，西南軍區司令部航空處擴編為西南軍區空軍司令部，受軍委空軍和西南軍區雙重領導。陸軍第1軍1師師長傅傳作（後任空軍政治委員）任司令員，西南航空處處長餘非（後任武空政治委員）任政治委員，西南航空處政委夏屏西（後任廣空副政委）任政治部主任。11月，任命陸軍18兵團61軍181師參謀長歐陽梃（後任武空參謀長）任參謀長。軍區空軍機關領導設司令部、政治部，後相繼成立後勤部、幹部管理部和軍法處。下轄（含代管）駐川的空軍部隊團以上單位15個。

1950年11月24日，從前蘇聯訂購的36架伊爾－12型高空運輸機到貨後，以原西南空運隊為基礎，組建空軍高空運輸團，向黑櫻任團長（《人民空軍史資料考據》中有提及，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幹部，但在擔任空13師副師長後，因參與走私等犯罪行為被西南軍區逮捕法辦（見《中國大剿匪紀實》一書），不過後來得以重返部隊，任南空副參謀長）。這是西南軍區空軍所屬的第一個建制航空兵團。 同年11月28日，西南軍區空軍領導機關由重慶遷至四川成都。

1951年4月，以空軍高空運輸團為基礎，抽調長春第2航校高空運輸訓練大隊空地勤人員和部分運輸機，在四川新建組建空軍第13師，劉紹堂任師長，向黑櫻任副師長，轄第37、第39團，全師共876人，裝備蘇制伊爾－12型運輸機47架。次年，任命陸軍師副政治委員呂鴻（後任總參紀委副書記）為師政治委員，並組建第38團。這是西南軍區空軍所屬第一個航空兵師。

1951年5月23日，《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空13師調集20架運輸機，以廣漢機場為基礎，向西藏昌都、卡貢地區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突擊空投，為地面先遣支隊同年8月順利進抵拉薩創造了條件。6月16日，空13師王洪智機組駕駛蘇制伊爾－12型運輸機飛赴甘孜空投物資取得成功。

1952年5月，西南軍區空軍所屬第4航空預科總隊改稱空軍第4航空預科學校。

1952年6月7日，空13師37團大隊長李向民（後任武空副政委）機組駕駛美製C－46型運輸機從四川新津試航西藏太昭空投成功，飛行9小時38分，往返航程2247公里，打開了試航拉薩的空中門户。

1952年7月，為配合陸軍部隊清剿盤踞在川西北黑水地區的國民黨殘匪傅秉勳部，西南軍區空軍在四川廣漢機場組建基地指揮所，傅傳作司令員任指揮員，負責統一指揮參戰的混合航空兵團空8師杜－2型轟炸機6架、空9師拉－9型殲擊機5架以及空13師運輸機。在強大的空中壓力和補給支援下，陸軍部隊迅速平息了叛亂，僅用10天時間便全殲該股殘匪。

截至1952年11月，西南軍區空軍部隊在康藏高原共開闢空中航線25條，出動飛機1282架次，向康定、甘孜、昌都、太昭等地進藏部隊空投各種物資2326噸，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隊進軍西藏的行動。同年12月，為配合西北軍區、西北軍區陸軍部隊聯合清剿甘肅、青海、四川三省邊界地區的馬良、馬元祥匪部，西南軍區空軍出動空13師伊爾－12型運輸機5架，進駐甘肅蘭州機場，歸西北軍區空軍指揮。同時，空13師出動運輸機，支援西南軍區川西北地面剿匪部隊作戰。至1953年7月，共出動169架次，空投給養彈藥343噸、宣傳品4噸，空投命中率達99.5%，順利完成了空投支援任務。

1953年6月，西南軍區空軍空軍第1文化速成學校與幹部訓練大隊合編組建西南軍區空軍軍政幹部學校（團級），負責培訓基層幹部，校址駐重慶民航新村。次年9月撤銷。

1954年5月，根據空軍的輪戰命令，為使西南軍區空軍獲得實戰鍛鍊機會，由西南軍區空軍司令部、政治部抽調人員籌建空軍廣州指揮所，7月18日在成都組建，西南軍區空軍司令員傅傳作兼任中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和廣州指揮所司令員，西南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陳浩（後任江西省軍區副政委）兼任政治委員，中南空軍空18師師長王定烈（後任空軍副司令員）任副司令員，西南軍區空軍參謀長歐陽挺兼任參謀長，空23師政治委員魏國運（後任空軍工程部部長）任政治部主任。指揮所成立後隨即開赴廣州，歸中南軍區空軍司令部領導，番號為中南軍區空軍廣州指揮所。8月5日，與中南軍區防空司令部一起，共同擔負保衞廣東地區的防空作戰、海南護航和掩護專機三項任務。11月20日，正式接替中南軍區空軍擔負防空作戰值班任務，負責指揮駐廣州的航空兵第18師和駐柳州的航空兵第26師。

1954年8月，空13師奉調離開四川，移防至江蘇徐淮地區。同月，駐成都的第4航空預科學校改稱空軍第4航空預備學校。

1955年6月，空軍廣州指揮所機構撤銷。

1955年7月，中南軍區空軍領導機關由湖北武漢遷至廣東廣州，組建廣州軍區空軍領導機關。西南軍區空軍領導機關由四川成都遷至湖北武漢，與原空軍廣州指揮所合併，改建為武漢軍區空軍領導機關。

此後10年間，成都軍區無空軍領導和指揮機關，僅在軍區司令部內編制1個航空科，負責四川地區暫不使用的場站和倉庫的日常管理工作。

1956年3月8日，駐成都的空軍第4預備學校改編為第13航校，主要負責培養殲擊機地勤機務人員。

1956年9月22日，國防部命令，將5月26日在四川新津成立的中國民用航空局航空學校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4航空學校。

1957年3月，根據軍委空軍命令，空軍駐成都地區的第13航校、第14航校及452醫院等單位，劃歸蘭州軍區空軍建制領導。

1962年8、9月間，軍委空軍以南京空軍高炮528團1營3連為基礎，組建了1個8門制85毫米高炮連，同時抽調雷達兵219團4個建制雷達連組成雷達營，進駐西藏，部署在拉薩周圍地區，負責要地防空。11月20日，為加強對進藏空軍部隊的統一領導和指揮，蘭空組建拉薩指揮所（師級）。

1965年10月19日，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在四川成都成立，部隊番號7237部隊，直屬軍委空軍建制，受軍委空軍和成都軍區雙重領導。首任主任為南空副司令員高厚良（後任軍委空軍政治委員），首任政委為空降兵15軍副政委丁釗。 同月，按空軍通知，將原屬蘭州軍區空軍領導的駐四川地區的雷達兵第三十九團、彭山場站、成都醫院，以及代管的第13航校，移交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

1966年4月25日，空軍高炮第15師在中國重慶正式成立。該師師部及所屬43團由福州軍區空軍在福建南平負責組建，44團由南京軍區空軍在安徽滁縣組建，於該年2、3月份先後抵達重慶集結，劃歸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建制領導，該師裝備37毫米、57毫米高炮，重點擔負重慶鋼鐵公司、發電廠等重要目標的對空防禦任務。 同月，空軍第2航空學校開始奉調由吉林長春整體搬遷入川，校部駐夾江，所屬訓練團（含擴編後）陸續進駐夾江、瀘州、宜賓、彭山等機場，主要擔負轟炸機及直升機飛行員培訓任務。1974年4月，該航校劃歸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建制領導。

1967年5月，駐川的空軍第13航空學校改番號為空軍第4航空機務學校。1969年8月，該校撤銷。

1969年1月30日，空軍黨委電令：西藏軍區改為省級軍區劃歸成都軍區建制後，為了與大軍區的劃分相適應，便於指揮領導，經中央軍委批准，確定將空軍拉薩指揮所及其所屬駐西藏空軍部隊，由蘭州軍區空軍劃歸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建制。隨後，蘭空派出楊懷年副參謀長和拉指王德全主任等赴成都，2月27日完成移交。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從1969年3月1日起對空軍拉薩指揮所實施指揮。 同月，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在四川西昌組建成指“五.七”幹校。1971年3月遷至成都附近簡陽縣。1979年5月撤銷。

1969年8月20日，空軍殲擊航空兵第33師（1960年4月組建）由湖北山坡機場調駐中國重慶，師部率第97、99大隊及獨立中隊進駐大足登雲機場，第98大隊進駐白市驛機場，劃歸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建制， 同年9月1日，空軍高炮第16師在四川成都成立，轄高炮第46、47、48團，由成指和南京軍區空軍抽調人員共同組建。

196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解決四川當前若干問題的報告》下達，在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革委會的統一組織領導下，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及駐川空軍部隊，派出人員先後參加了對重慶主城、四川南充、重慶江津、四川內江、四川宜賓、四川自貢、四川成都、四川綿陽、四川温江、四川樂山等地的“三支兩軍”。

1970年12月28日，成指所屬高炮第15師開赴老撾，執行抗美援老防空作戰任務。該師兩個建制團以及配屬的高炮19師55團2個營、陸軍1個高炮團又2個營，組成中國築路工程隊第303支隊，至1972年11月25日回國，兩年時間共對空作戰21次，擊落F－4“鬼怪”、T－28、C－47等敵機13架，擊傷3架。

1971年10月，因受“林彪事件”牽連，成指政委丁釗被隔離審查。在197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下發的中發[1972]14號文件中，丁釗與成都軍區司令員粱興初、第二政委陳仁麒、第三政委謝家祥、第一副司令員温玉成以及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一起被點名，文件稱其與林彪死黨劉沛豐、於新野、劉錦平、王飛、魯珉等進行過反革命串連，“策劃過反革命政變的陰謀活動”。5月，總政羣工部副部長張希庸接任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政委職務。

1974年1月，中央軍委任命武漢軍區空軍軍訓部部長武繼元為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主任。此前，成指原主任高厚良已於1973年5月升任空軍副政治委員。

1974年9月5日，空軍地空導彈第13團在成都成立，由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建制領導。

1976年4月，空軍編制體制調整，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改稱空軍第8軍，部隊番號變更為39527部隊。成指改為空8軍後，原成指主任武繼元（後任廣空司令員）改任軍長，原成指政委張希庸改任軍政治委員。1978年1月，張希庸調任福州軍區空軍政治委員，軍副政委張翼（後任空軍學院副政委）接任軍政治委員職務。 同月，駐成都的高炮第16師撤銷，所屬第46、48團改編為地空導彈部隊，第47團改番號為第45團並劃歸高炮第15師建制，繼續擔負成都地區要地防空任務。 1978年11月1日，空軍第8軍再次改稱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武繼元任指揮所主任，原空8軍副政委鄭竹波任指揮所政治委員。指揮所機關設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工程部和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後撤銷工程部和檢法兩院，增設航空工程部。下轄駐川空軍航校、航空兵、高炮、導彈、場站、雷達、通信、工程等部隊。

1979年1月，為配合雲南方向地面部隊自衞還擊，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抽調高炮15師、空33師入滇參戰，其中高炮15師3個建制高炮團當月6日即分別進駐蒙自、平遠街及巫家壩機場。月底，空33師98團、夜航大隊進駐昆明巫家壩，97團進駐陸良，執行戰備值班任務。

1981年5月，空軍組織殲－6型殲擊機東線入藏試航，當月31日，空33師3批12架由四川成功空轉西藏貢嘎機場。

1981年四川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成指航空兵獨立運輸大隊奉命出動，4天內出動飛機44架次，空運省市領導視察災情，運送各類救災物資。簡陽航材庫和高炮15師45團從洪水中救出羣眾500多名，搶運出價值4000多萬元的貴重藥材。成指獨立運輸大隊、簡陽航材庫因此受到中央軍委通令嘉獎，獨立運輸大隊直升機飛機員姜慶芳被四川省政府授予“抗洪救災模範”稱號。

1983年5月，各軍區空軍、空軍指揮所班子大調整，中央軍委任命成指主任武繼元為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成指政委鄭竹波為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空司軍訓部長辛殿楓（後任空軍副司令員）、空政組織部長楊漢文（後任濟空政委）分別接任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主任、政委職務。

1984年10月11日，從美國西科斯基公司進口24架S－70C2“黑鷹”通用運輸直升機的首批4架運抵天津港，旋即裝備空軍運輸航空兵部隊。次年，成都軍區空軍航空兵運輸團開始裝備該型機，並於當年12月首次成功飛越世界屋脊，執行搶險救災任務。

1984年12月，辛殿楓調任空軍副參謀長，中央軍委任命空3軍副軍長賀毓本（後任濟空副司令）為成指主任。

1985年8月15日，同全軍大規模精簡整編相適應，根據中央軍委命令，成都軍區與原昆明軍區合併組建新的成都軍區後，以原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為基礎，成立成都軍區空軍，原福空司令員的侯書軍任司令員，原福空政治委員馮應山任政治委員，原武空副司令員熊子丹、空1軍軍長門貴成（1986年3月）任副司令員，原福空副政委黃達萍任副政治委員，原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主任宋佔元任參謀長，原成指政委楊漢文任政治部主任，宮傳榮（後任空軍後勤部政委）任後勤部部長，崔海松任後勤部政委，張天任航空工程部部長。

1985年9月9日，成都軍區空軍領導機關在四川成都正式成立，機關設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工程部。 同月，原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奉命整編為成空前方指揮所（師級），原昆指所屬殲擊航空兵第44師（1969年11月組建，1977年11月與駐滇空27師對調，由武漢山坡移防雲南蒙自、昆明）、地空導彈第4團以及雷達第45團、空軍第478醫院以及各飛行場站等駐滇空軍部隊一併劃歸成空建制領導。

1985年11月，空軍防空混成第11旅在成都組建，該旅以原空軍高炮15師3個團屬57高炮營及駐成都地空導彈第13團為基礎合併改編而成，下轄5個地空導彈營和3個高炮營。

1986年6月23日，根據空軍命令，空軍第2航空學校改番號為空軍第2飛行學院。

1986年10月，中央軍委批准組建陸軍航空兵部隊，成都軍區空軍航空兵獨立運輸團所屬“黑鷹”直升機大隊成建制移交總參陸航局，改編為陸航試驗訓練基地第2團。

1987年1月，中央軍委發佈命令，任命空軍政治部主任畢皓為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免去馮應山的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職務。

1987年5月，中印邊境局勢緊張，成都軍區空軍組織空33師97團1個大隊12架殲－7型殲擊機，於17日由重慶大足緊急轉場拉薩貢嘎，首次進駐西藏，擔負戰備值班任務。該月，成空緊急組織指揮空軍部隊入藏，開創人民解放軍高原地區最大規模的空運。

1987年9月，經空軍黨委提議，中央軍委批准，各軍區空軍司令員兼任所在大軍區副司令員職務，各軍區空軍司令員、政治委員享受大軍區副職待遇。中央軍委發佈命令，任命成都軍區空軍司令員侯書軍兼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同月，成空昆明前指改編為空軍昆明指揮所，李長根任司令員，安基業（後任南空政治部主任）任政治委員。

1987年11月，雲南瀾滄、耿馬地區相繼發生強烈地震，昆指迅速成立前線救災空運指揮組，開闢5個降落場，指揮空運救災物資。

1988年全軍實行新的軍銜制，成空侯書軍司令員、熊子丹副司令員被授予空軍中將軍銜，畢皓政委，門貴成副司令員，黃達萍副政委，宋佔元參謀長，張利副參謀長、王效英副參謀長、張書田副參謀長、李忠副參謀長，政治部王俊彬主任，朱伯儒副主任、王培祿副主任，後勤部劉志榮部長、崔海松政委，航空工程部張天部長以及昆指政治委員安基業等被授予空軍少將軍銜。

1990年春，藏北那曲地區發生特大雪災，成都空軍出動運輸機空投各類救災物資153.5噸，有力地支援了當地政府和少數民族羣眾的抗雪救災。

1991年5月11日，空軍授予成都軍區空軍所屬殲擊航空兵33師第98團機務大隊“模範機務大隊”榮譽稱號。

1991年9月，中央軍委發佈命令，任命瀋陽軍區空軍副司令員謝德財空軍少將為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兼成都軍區空軍司令員；免去侯書軍空軍中將的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兼成都軍區空軍司令員職務，批准其離職休養。

1993年1月，中央軍委發佈命令，任命成都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邵榮棠空軍少將為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免去畢皓空軍中將的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職務，批准其離職休養。同月，根據空軍編制體制調整命令，空軍昆明指揮所改稱空軍昆明基地，執行副軍級權限。

1993年9月，成都空軍航空工程部改稱裝備技術部。

1993年12月，謝德財空軍中將調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中央軍委任命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黃恆美空軍少將為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兼成都軍區空軍司令員。

1994年6月24日，駐滇空44師131團組織殲－6、殲教－6共4批14架，由代師長崔守昌帶隊進行跨區緊急戰鬥機動訓練，在當日返航中國重慶途中發生重大事故，犧牲飛行員2名，重傷1名。事發後，相關責任人受到嚴肅處理。成空指揮所當日值班指揮員金陸均空軍少將，因負有領導責任，被免去成都軍區空軍副司令員職務。

1994年6月28日，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署命令，授予駐藏空軍雷達兵第42團1連“甘巴拉英雄雷達站”榮譽稱號，以表彰該站長期紮根海拔5374米的“生命禁區”，“甘願吃苦、默默奉獻、克盡職守、頑強拼搏”的精神。此前，空軍已在1993年7月26日授予這個世界最高的人控雷達站“甘巴拉模範雷達連”榮譽稱號。

1995年12月，邵榮棠空軍中將離職休養，中央軍委任命成都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林萬海空軍少將（後任空軍副政治委員）為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次年11月，林萬海空軍中將調任瀋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中央軍委任命濟南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郭玉祥空軍少將為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1996年7月10日，空軍授予航空兵33師第98團機務大隊2中隊“機務維護尖兵”榮譽稱號，併為該中隊記集體一等功。

1997年11月，郭玉祥空軍中將調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濟南軍區空軍司令員，中央軍委任命廣州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朱永清空軍少將為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1998年12月，成都空軍裝備技術部整編為裝備部。

1999年，空軍院校編制體制調整，原隸屬蘭州軍區空軍建制的空軍第16飛行學院撤銷，縮編為空軍第2飛行學院西安分院，劃歸成都軍區空軍建制領導，第2飛行學院由正師升格為副軍級。

2000年12月，黃恆美空軍中將調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蘭州軍區空軍司令員，朱永清空軍中將調任廣州軍區空軍政治委員。中央軍委任命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汪超羣空軍少將為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兼成都軍區空軍司令員，任命濟南軍區空軍政治委員馮永生空軍中將為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2002年1月，馮永生空軍中將調任軍事科學院副政治委員。中央軍委任命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劉亞洲空軍少將為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2003年7月，汪超羣空軍中將調任空軍副司令員，中央軍委任命成都軍區空軍副司令員方殿榮空軍少將為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兼成都軍區空軍司令員。同年12月，劉亞洲空軍中將調任空軍副政治委員，中央軍委任命駐香港部隊政治委員王玉發少將為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2003年12月，空軍昆明基地撤銷，縮編為正師級的空軍昆明指揮所。

2004年3月，第2飛行學院院部由四川夾江搬遷至陝西户縣，原西安分院機關隨即撤銷。

2006年8月，王玉發空軍中將調任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兼廣州軍區空軍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賈延明空軍少將任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軍委召開改革工作會議，部署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任務。在這次會議上形成了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領導指揮體制改革的總原則。在總原則下着力構建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和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2016年2月，大軍區體制終結，戰區制正式啓動，成都軍區裁撤。 ^[1] 

1959年後

成都軍區空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駐成都軍區的戰役軍團。隸屬空軍，受空軍和成都軍區雙重領導。主要擔負本區國土防空和協同陸軍作戰任務。成都軍區空軍是由西南軍區司令部航空處（1950年1月22日在中國重慶成立）發展演變而來的。1950年9月22日，以西南軍區司令部航空處為基礎，在中國重慶組建西南軍區空軍。傅傳作任司令員，餘非任政治委員。為指揮參戰部隊支援地面部隊進軍西藏，11月28日，西南軍區空軍領導機關移駐成都市。1955年6月，西南軍區空軍撤銷，所屬部隊劃歸蘭州軍區空軍建制。1960年8月1日和1965年10月19日，先後成立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和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1976年4月15日～1978年11月19日曾分別改稱空軍第5軍和空軍第8軍），受空軍和所在大軍區的雙重領導，分別實施對駐雲南、貴州和四川、西藏（1969年由蘭州軍區空軍接管）空軍各兵種和專業兵部隊的領導。1985年9月9日，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和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合併，在成都市整編為成都軍區空軍。歷任司令員：侯書軍、謝德財、黃恆美；歷任政治委員：馮應山、畢皓、邵榮棠、林萬海、郭玉祥。 駐西南地區空軍部隊在保衞邊疆、建設西南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50年4月15日，運輸航空兵某部使用C－46飛機首航康定成功，並先後開闢25條高原航線，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隊進軍西藏的行動。在防空作戰中，曾先後擊落入侵的敵RB－66偵察機1架和無人駕駛偵察機多架。在對越自衞還擊作戰，協同地面部隊守土固邊，組織和保障其他軍區空軍部隊入滇、入藏輪戰（駐訓），以及搶險救災、科學試驗、衞星迴收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戰任務與作戰區域：成都軍區的作戰任務主要有兩個，一是對印作戰，側面牽制印度，對巴基斯坦形成無形支持；二是保護緬甸，控制東南亞，確保中國的最後一條經濟通道（一旦中國同時和美蘇交惡，海上運輸和絲綢之路均被封鎖，如抗日戰爭時期，唯一剩下的就是緬甸這個通道了）。至此，大家可可以明白，扶持朝鮮以遏制防禦美日韓；扶持巴基斯坦以遏制印度，扶持緬甸以控制東南亞。由此也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和緬甸是中國遭到美蘇封鎖時最主要的對外運輸線。

作戰方式和武器配置：從成都軍區的作戰任務來看，其要獨立擔當來自西南方的威脅。由於地形制約，主要採取的是以山地旅為主的小規模作戰，由於周邊國家的軍事實力和地理環境的限制，大規模作戰的可能性不大，對單兵素質的要求更高，對人員的要求比對武器的要求更高。因此，估計成都軍區的兵力單位都是由班組成，訓練大概是除了海軍陸戰隊之外最辛苦的了。有聯繫的分散作戰，是這個軍區作戰兵種的主要形式，和北方軍區以拳頭方式出擊不同的是，這個軍區主要將以網狀的方式出擊作戰。

成都軍區的兵力部署估計是一個機動力量，可以隨時配合對印或對緬方向的作戰任務。

因此，從作戰武器配置來看，單兵武器的要求則更高，單兵火箭筒、狙擊步槍、機槍等，同時估計應該至少以班為單位配備GPS定位系統，以和其他步兵班聯合行動。

成都軍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大軍區之一，駐防在祖國大西南，轄區面積約232萬平方公里，約佔中國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 。與越南、老撾、緬甸、印度、尼泊爾、不丹等6個國家接壤，國界線達7000多公里，佔中國陸地疆界總長的三分之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軍區下轄有10個軍級以上大單位，即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勤部，77100部隊，77200部隊，重慶、雲南、貴州、四川、西藏省級軍區，擔負着保衞國家安全，維護中國西南邊境領土完整和社會穩定的使命。

成都軍區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組織全區部隊和民兵認真貫徹落實中 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中央軍委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注重部隊軍事、政治和後勤建設。組織實施了戰備、軍事訓練、教學科研、國防施工、內衞執勤、後勤保障、保衞邊防等。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先後組織和參加平息四川少數民族地區武裝叛亂、西藏地方的武裝叛亂和中印邊境自衞反擊作戰，保衞了邊疆，維護了社會安定。“文化大革命”中，奉命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組織部隊對西藏高原進行天文、大地網和常規比例尺地圖的測量，填補了國家大陸測繪的空白。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保衞國防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中，取得新成就。調整體制，精簡整編，加強了部隊合成，增強了戰鬥力；組織部隊勝利完成了中越邊境自衞還擊作戰、堅守防禦作戰和西藏拉薩市的戒嚴任務，顯示出不怕犧牲，勇於奉獻的老山精神和老西藏精神。

成都軍區成立以來，組織部隊進行核化條件下防禦作戰，熱帶山嶽叢林地、高寒山地作戰和陸軍部隊實兵水陸輸送等多種演習，提高了部隊快速反應和協同作戰能力；重視民兵預備役建設，廣大民兵在保衞邊疆，穩定社會，建設大西南中做出了重要貢獻；積極開展軍民共建、培養軍地兩用人才、發展農副業生產、支援地方社會主義建設等活動。先後參加四川省都江堰維修和擴大灌區工程，黑龍灘水庫和三岔水庫建設以及成都至昆明、襄樊至重慶鐵路，重慶、瀘州長江大橋，重慶鋼鐵廠，四川化工廠和鋪設青海省格爾木至西藏拉薩的輸油管道，重慶八一隧道，貴州至四川成都、西藏拉薩至日喀則光纜通信幹線等重點工程建設。

與此同時，還積極參加雲南、四川、貴州、西藏境內多次抗震搶險、抗洪、抗旱、滅火等救災和支援地方文教、科技、衞生建設事業等，增強了軍政軍民團結和民族團結。 　成都軍區在保衞和建設社會主義、加強戰備和部隊建設中，湧現出“雪山紅旗連”、“川藏線上的鋼鐵運輸班”、“抗震救災模範連”、“抗洪救災模範連”、“攻堅英雄營”、“老山英雄連”、“護林滅火英雄班”、“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測繪大隊”、“墨脱戍邊模範營”等模範單位和陳代富、周天喜、扎江、山達、李水波、楊建章、蕭家喜、張洪等一大批英雄模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