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遷移

一、永嘉之亂。

中國最早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有晉代(291-306) “八王之亂” (307-312)引起的移民，大約 90 萬人被迫遷徙定居南方。 ^[5]  西晉末年，發生了八王之亂，晉朝的實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數民族趁機南下，侵佔了中原的腹地洛陽，這就是歷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亂華。中原士族、富户、大户相繼南遷。

二、安史之亂，中原塗炭，河南、河北、陝西的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

三、靖康之恥，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大舉南侵，高宗趙構南遷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由此引發了中原族人的又一次大規模南遷。此次中原人移居地包括今浙江、江蘇、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廣東等地。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入侵，臨安陷落，南遷江南的中原族人又不得不再次南遷，擁進廣東、福建等地。 ^[2]  據人口史學家估計，受“靖康之難”影響至少超過五百萬人離開北方定居到南方地區。 ^[5] 

四、明初洪洞大槐樹移民，從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地區的大規模移民。

明王朝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朱元璋決定從山西移民填充華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萬人，移民山東121萬人，移民河北41萬人。今天河南、河北、山東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樹為祖居地的，這不僅是人們的代代口口相傳，也見之於家譜、史冊。僅豫西地區，從大槐樹的移民後裔就佔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戰亂，四川被禍最慘。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極度稀少，需要充實。張獻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戰之地：明軍濫殺，清軍濫殺，地方豪強濫殺，鄉村無賴濫殺邀功，張獻忠更大開殺戒；繼而是南明與清軍的戰爭；還有吳三桂反清後與清軍的戰爭。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戰亂和屠戳。據官方統計，四川全省殘餘人口約為60萬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萬人，一些州縣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

清初的湖廣填四川，湖廣是個大地理概念，包括兩湖、兩廣、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個世紀內，四川接納移民達600多萬人。當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廣填四川”大移民的後裔，總數達六、七千萬人之巨，在成都，這個比例更高，達95%以上。 如朱德在《我的母親》中介紹，祖先就是湖廣填四川時廣東遷移過來的，陳毅、聶榮臻的先祖來自湖南，吳玉章、郭沫若的先祖來自福建，劉伯承、羅瑞卿的先祖來自湖北，鄧小平的回籍祖來自廣東等。

六、粵、閩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當今東盟10國在內的廣大區域。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戰亂的普通百姓和權力失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係，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因此這種遷徙歷史上稱為“下南洋”。但真正意義上的下南洋是從明末清初開始的，到清朝末年達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華僑總數已達700萬人。

直至近代幾次革命低潮時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國人移居東南亞。下南洋的流民，來自全國大部分省區，但福建、廣東人佔95%以上。這與自然、人文因素極有關係。閩、粵兩省海岸曲折，人民與海相習，這是內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兩省距離南洋較近，往返方便，路近費省。據統計，印尼兩億人口中，約一千萬是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六百萬；泰國六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二千萬，佔了將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萬人，華人多達90%，是海外華人佔所在國人口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

七、晉商和陝北居民的，形成了今天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漢族人口。

走西口的時間，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開始，那麼截止時間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應該是在明末清初，這個時候數量是最大。走西口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由於山西當時人口比較多，所以生活比較困難；另一部分人就是由於在內蒙這一帶，當時的邊防需要，所以晉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時候，內蒙邊防的需要發展起來的。那麼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於到後來的票號。

所以走西口這個現象，實際上就是中國移民的一個部分。那麼“西口”到底在哪裏呢？它位於山西、內蒙交界處的右玉縣，它實際上是長城上的一道關隘，真正的名字叫殺胡口。

八、山東、河北、河南的闖關東，形成了今天東北的多數居民。

“闖關東”是中國近代向東北移民的略稱，闖關的以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人為多，而其中又以山東人為最。山東又以膠東最多，幾乎村村、家家都有“闖關東”的，甚至村裏青年人不去關東闖一闖就被鄉人視為沒出息。關東之要“闖”，清王朝把東北作為龍興之地，是不準內地人遷入的。

為什麼要去闖關東，因為隨着日、俄勢力不斷蠶食東北，清政府解除封禁，鼓勵移民實邊。

九、抗日戰爭時期河南人沿隴海鐵路的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隴海鐵路大規模西遷是由三大歷史事件造成的：一是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開始大規模侵華，羣眾往西安等大後方逃亡。

十、新中國成立及以後半個多世紀的移民路線。

新中國成立前後，伴隨着解放軍的南下，國民政府的垮台，大批軍政人員、家屬和富豪逃離大陸，前往台灣、香港、緬甸等地區，有的甚至遠赴歐美。據報道，僅到台灣的就有200萬之眾，那麼，解放時逃離大陸的人員應該不下300萬之眾。與此同時，連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的進軍以及在日後抗美援朝之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爭之後在分批迴國之後的被分配以及復員轉業退伍，以及建國後人民解放軍駐地遷移、適齡青年徵兵入伍’以及在歷次裁軍之後的部隊退伍轉業等浪潮，從而形成了幾次新的人口遷徙潮。建國後，有幾次大的遷徙活動。

一是生產建設兵團：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先是有50年代初八千湘女上天山，之後又有10萬來自上海的知識青年和魯、豫、贛、蜀等省的農民加入兵團，1974年該兵團人口總數達226萬，約佔新疆總人口的1/5，佔新疆漢族人口的2/5。另有黑龍江和內蒙古的兵團，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年10萬轉業官兵，還接收了本省和京、津、滬、杭各城市知青50萬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吸納了20多萬名來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區內城市的知識青年。雖然後來很多知青返城，但也留下了不少人。

二是三線建設：“三線”如果從衞星上俯瞰，三線地區是甘肅烏鞘嶺以東、京廣鐵路以西、山西雁門關以南、廣東韶關以北的廣大山區腹地， 16年中，國家在屬於三線地區的13個省、區投入巨資，400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

三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勞動大軍奔往東南沿海和農民工進城。如深圳，1000多萬人，均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還有10萬大軍下海南等；報道説，有一億多農民工，在城鄉間往返、流動，有多少已經定居，還沒有準確的數字，但恐怕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運動了。

四是出國潮，改革開放以來，大批人出國求學、務工、經商，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有華人社區，但國人出國的主要目的地還是東南亞、北美、澳洲和歐洲；近30年來，已經在國外定居的華人，總數約估有幾百萬人。 ^[3] 

這一時期，由於實行計劃經濟和嚴格的户籍管理，表現為：規模小，頻率低，受國家政策影響。

1.1954年－1960年，活躍時期

2.1961年－1976年，低潮時期

3.1977年－1984年，回升時期

從遷移方向上看：中國人口淨遷出地區有：遼寧、山東、上海、四川；遷入與遷出持平的地區是西藏；其餘地區為人口淨遷入地區。

這一時期的人口遷移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安置失業人員和閒散勞動力的人口遷移；（2）支援新開發工業基地建設的人口遷移；（3）移民墾荒支援邊疆建設農林牧業新基地的人口遷移；（4）高等學校搬遷、招生和分配的人口遷移；（5）新修水利和水庫庫區移民而引起的人口遷移；（6）壓縮城市人口規模而引起的人口遷移；（7）少量的自發遷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遷移日趨活躍，其特點主要表現為：流動人口大量增加，屬自發流動。

從流動方向上看：一是從農村到城市；二是從內地省、自治區到沿海城市和工礦地區。

這一時期的人口流動主要是自發性的，其目的主要是務工和經商。同時，因學習、培訓和分配工作的遷移人數也逐步增多。在這一時期變化較大的還有一點：原先有些人口遷移的淨遷出地區，開始變為淨遷入地區，如上海市。

1.人口遷移受到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和有關政策的深刻制約，國家有組織地計劃性遷移在遷移總量中佔了絕大部分。

2.人口遷移是在户口登記制度的管理下進行的。

3.人口遷移長期受到政治運動的深刻影響。

同人口本身的發展一樣，中國人口遷移的歷史雖然悠久，但其演變過程也不是直線漸進的，而是表現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

當社會比較安定時，其規模就小，也比較平穩；當社會因天災人禍出現動亂時，其規模就會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幾乎同動亂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遷移的規模與各個朝代採取的政策也有關係。受以上因素影響，在中國人口遷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幾次高潮：

秦是一個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統一中國後出於政治和經濟上的需要，組織了一系列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國的人口遷移史上，是屬於先驅性的，對以後歷代的移民政策影響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內容主要分兩類。第一類是“實關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户，”目的在於加強統治，把關中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政治中心。第二類是戍邊和開發新區，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雲中，南戍五嶺，人數均達數十萬人，對長城沿線和華南的開發起了重要作用。

“漢承秦制”，繼續奉行“實關中”和移民戍邊的政策，尤其是對河套地區、河西走廊、青海東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規模屯墾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

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社會大動亂時期。軍閥混戰，生靈塗炭，促成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三國鼎立的形勢確立以前，即各地軍閥大混戰時期，移民均為逃避戰亂的流民，他們由戰亂最烈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遷出，大部分向南遷至長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學者、士大夫後來均為吳、蜀二國羅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諸葛亮、周瑜、魯肅、張昭等，原籍臨淮（今安徽定遠）的魯肅曾號召部屬：“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千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是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則向北遷至長城沿線甚至遼東，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寧。

三國鼎立時期，為壯大己方實力，三方均努力招撫流民，發展屯墾，並從境外招收、劫擄異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烏桓人遷至內地，孫吳派兵至台灣，“得夷州數千人還”。

經過前後近90年的人口大遷移，中國長江流域和長城一線人口增加，並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少數民族的遷入，在當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民族矛盾，為隨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更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社會動亂埋下了伏筆。

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分裂、大糜爛、大破壞的時期，遷入北方的各少數民族趁西晉八王之亂人口鋭減之際，紛紛起兵叛亂，史稱“五胡亂華”。在長達一兩個世紀的動亂中，黃河流城慘遭蹂躪，從而促發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僅據官方統計，公元313～450年之間北方南渡的人口即達90萬人，佔北方原有户口的1/7。

事實上這一統計由於流離混亂之際，户口多有隱匿流失而大大縮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併兼，或客寓流離，民籍不立。”“時百姓遭難，流離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這説明移民的實際規模當遠在上述官方統計之上。期內移民的分佈仍以長江流域為主，更南的福建兩廣移民也不少，據記載：“晉永嘉二年，中州版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為中國經濟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歷史性轉移奠定了基礎。

隋、唐兩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遷移上的作為卻遠不如秦、漢，原因在於人民在此之前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動亂，飽嘗流離之苦，安土重遷，從心理上對人口遷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漢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墾戍邊，大多未能終善其事，往往利未見而害先行，教訓是很大的。

故隋、唐二朝官方組織的人口遷移甚少。直至震撼全國的“安史之亂”爆發，黃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觸發了又一次人口南遷的大潮。據史書記載：“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吳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這次人口南遷大潮的餘波，一直持續到唐末和五代十國時期，至此，中國南方的人口規模第一次達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舉南侵，戰禍遍及幾乎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高宗趙構經汴河退至揚州，後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宋朝南遷後，由此引發了中原族人的又一次大規模南遷。此次中原人移居地包括今浙江、江蘇、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廣東等地，其中多數北宋將相臣僚追隨高宗移居臨安。 ^[2] 

由金人大規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難”以及其後長達100餘年的宋、金對峙，使中國又遭到一場巨大的社會動亂，由此產生的人口遷移，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均堪與“永嘉喪亂”和“安史之亂”相伯仲，其性質和形式也相似。據記載，“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對南方的社會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南宋的許多文臣武將亦多來自北方，岳飛、韓世忠、張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棄疾等。

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入侵，臨安陷落，南遷江南的中原族人又不得不再次南遷，擁進廣東、福建等地，最初定居於廣東粵北的南雄、韶州地區。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軍揮戈南下攻陷南雄、韶州，為避兵燹，那些於北宋末年及以後移居南雄的北方士民又於宋末元初繼續順北江南遷珠江三角洲。 ^[2] 

中國廣大的中原地區在從“靖康之難”到元末的兩個多世紀中屢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與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鮮明對照。這種極不平衡的人口分佈格局，產生了對人口遷移的現實需求，再加上開疆衞邊的需要，使明初出現了人口遷移的一個高潮，但其性質與前幾次因動亂產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後不久即着手組織人口遷移，如“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農民於雲南湖廣，等等。故史籍稱“太祖時徙民最多。”明初為了鞏固邊防，在長城一線設立了稱為“九邊”的9個鎮，在國內其它戰略要地，也設立了許多駐兵設防的衞，僅洪武朝三十一年設衞即達136處。為解決邊防軍的糧餉問題，明初組織了大規模的移民屯墾戍邊，“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興屯矣。”前往雲南屯田的移民多達四五十萬，規模浩大，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收到較好的效果。

台灣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國版圖。17世紀初被荷蘭殖民者侵佔後不久，鄭成功即率兵一舉收復。此後鄭成功組織了對台灣的大移民，不長時間內移民數即達20萬人，在全島總人口中佔了大部分。清朝統一台灣後，對移民問題採取了曖昧的態度，即不準移民攜帶家眷，使之難以在台灣生根，目的乃在於防止台灣人口日增，羽毛豐滿後重蹈鄭成功在台灣抗清的“覆轍”。

直至清代中葉，因大陸人口壓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鬆動，從而引起對台移民的高潮。清代後期，朝廷鑑於國際形勢之險惡，對台灣的戰略意義有所認識，不僅完全解除了對移民的限制，還在廈門、汕頭、香港等地設立“招墾局”，以提供資助和優惠來促進對台灣的移民，為日後的發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礎。

在歷史上中國的東北地區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滿人傾族入關後人口更加稀少。滿清統治者視東北為“祖宗肇跡興王之所”，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並在遼寧境內築起“柳條邊”，嚴禁居民越界墾殖。同時又把東北作為流放犯人的場所，這些所謂“流人”，對東北的開發起了重要作用。加上違禁前來的農民，全區總人口至清代中葉仍有明顯增長。

進入19世紀，列強步步進逼，尤其是沙皇俄國對東北一直虎視眈眈。在此形勢下，滿清朝廷遂於1860年在東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如此既減輕了關內人口壓力，為朝廷開了一項財源，又充實了邊防。此外，對移民還“酌量給以工本”。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一股“闖關東”的狂潮，到1910年東北總人口已增至1800萬人以上，比1840年增長近5倍。

民國建立後，“闖關東”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斷，“九一八”以前估計年均移入約25～30萬人，大部分來自山東、河北兩省，此後移入人數仍很可觀。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區總人口巳近4000萬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縱觀中國整個人口遷移史，清末民初對東北的移民，強度最大，效果最佳，無論對中國人口地理還是經濟地理，均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無數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對於中國人口分佈狀況的形成有着巨大影響，從遷移的原因來看主要有政治需要、戰亂逃難和經濟謀生三種。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後，建都咸陽，為把關中發展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政治中心，“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户”，估計人口總數在70萬以上。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為了戍邊和開發新區，派大將蒙恬率30萬大軍，奪取了河套廣大地區，在河套建城設縣，遷徙內地人民到那裏，發展生產，加強邊防。

同年，秦朝派軍隊征服了珠江流域的百越。秦朝政府在那裏設置桂林、南海、象郡，派官進行治理，還遷徙50萬中原軍民到那些地區戍邊，與百越族雜居。

西漢初期，為了“實關中”，劉邦繼續由關東向關中大規模移民，總數不下30萬人。西漢中期隨着對匈奴戰爭的節節勝利，武帝組織了向西北邊疆的大規模移民戍邊，總數70餘萬人。

494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從而使大量的人口從內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遷到河南一帶。

從16世紀開始，一些歐洲殖民者相繼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進行侵略活動。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中國廣東澳門的居住權。1557年以後，他們在澳門私自擴展土地，建築炮台，設立官署，開始了對澳門的長期佔據。在鴉片戰爭中，

英國強迫清政府割佔香港，這樣大量的外國人口遷移到中國居住。

明末清初，漠西蒙古中的土爾扈特人西遷到伏爾加河下游遊牧，因不堪沙俄的控制和壓迫，於1771年在首領渥巴錫領導下，發動武裝起義，歷盡艱辛，長途跋涉，終於迴歸祖國西北。

西晉末年，許多北方人為逃避戰禍遷往南方。

五代十國時，許鄉人民流落到江南，增加了那裏的勞動力，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

北宋末年，由於戰亂，北方居民為逃避災難，大批人口南下，進一步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

建國前，由於軍閥混戰、日本侵略、美蔣壓迫，許多人為逃避戰亂，背井離鄉，出現了“闖關東”（河北、山東向東北遷移人口）、“走西口”（山西向內蒙古、新疆遷移人口）、“下江南”（四川向雲南貴州遷移人口）等習慣性人口遷移特點。從19世紀初到建國前的五十年間由關內遷到東北的人口就有3000萬左右。

東漢初年，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南匈奴遷到河套和陝西、山西北部一帶，同漢族人民交錯居住地一起，共同生活，彼此融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元朝統一以後，許多漢族人民來到邊疆地區，為那裏的開發作出了貢獻，邊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也大批遷入中原和江南，同漢族雜居相處。

從唐朝開始，中國就有很多人到南洋（東南亞）一帶謀生。鄭和下西洋以後，更多的中國人去到南洋，他們帶去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積極投入南洋的開發和建設，華僑的辛勤勞動，促進了南洋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建國後的中國人口遷移可分為自發的和有組織的兩種方式，逐漸形成了黃河下游、長江下游、四川省和湖南省四個主要遷出地區。黑龍江省由近百年來的人口遷入最大省，近年來變為最大的人口遷出省。原來遷入很多的青海、西藏、新疆等西部省區也變為遷出省區。近年來人口向西遷移的主要是蘇、浙等東南各省的能工巧匠和個體商販。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遷入城鎮的“農轉非”，務工經商的“下海潮”和“打工潮”已成為中國人口遷移的主要傾向。 ^[4] 

在大中城市及沿海地區的學生，對高中地理下冊“民工流動”這部分內容興趣頗大，“民工”已滲透到他們生活的諸多方面。很多學生片面地認為民工就是“犯罪”與“暴力”的同義詞。為了正確對待民工，這裏就民工流動的原因、特點及利弊做一簡要分析。

中國農村在1949年——1978年間人口增長率高達2.07%，而農業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僅為5.59%。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人口若每年增長1%，要保持人們生活水平不下降，平均經濟增長率就必須超過4%。因而自50年代開始到70年代，就形成了大規模低收入的農村勞動力隊伍。據計算，按照現有的耕作方式和經濟水平，農村勞動力剩餘60%左右，約2.7億。充分反映了廣大農村普遍存在人多地少，隱性失業人口多這一矛盾。加之農村生產具有季節性，農忙時間短，農閒時間較長，更加劇了這一矛盾。

農村人多地少，有限的耕地上堆積着過多的農村勞動力，這不僅給土地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同時也造成了濫墾濫伐，生態失衡，環境質量不斷下降。農業人口密度是指農業人口與國土面積之比。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口對生態環境的壓力。

1994年中國農業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千米94人，日本的人口密度大約是中國的3倍，但日本的農業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75人。中國的山區佔了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二，耕地面積只有10%左右，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為了滿足新增人口的糧食需求，不斷的存在毀林開荒，圍湖造田，過渡放牧的現象，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旱澇災害頻繁發生，極大的破壞了生態環境。

農村勞動具有髒、苦、累的特點。翻田耕地，搶早插晚，勞動艱辛，體力付出多，但又不能直接獲得貨幣收入。山高路遠，交通極為不便，物質的搬運靠人力、畜力完成。

偏遠山區的農村，通訊盲區，連縣級的電波訊號都接收不到，文化娛樂根本談不上。人的價值觀念仍停留在傳統的“固守一方”，“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坑頭”的水準上。

20世紀80年代，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本單位由生產隊轉換為家庭，那種鄉土社會的不流動被打破，農民們有了支配勞動力的自主權，追求勞動力利益的最大化，從而走上轉移的道路。

城市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引特別大。城市有較多的就業機會，能直接獲得貨幣收入。城市雖然下崗職工多，但他們對從事清潔、泥瓦、傢俱營建、裝卸搬運等髒、累、差的非技術性職業不屑一顧，這就給農村剩餘勞動力騰出了就業空間。並且在城市信息靈通，生活條件比較好，有受教育的機會等。

民工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從山區流向平原，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貧困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四川、江西、安徽、貴州、湖南等農業人口多的省是民工主要輸出地，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是民工的主要輸入地。

這部分民工僅是在相對農閒時流動，主要是各大中城市和周圍農村之間。流動距離短，從事建築、修路橋等。春播秋收這兩忙時間務農，農閒時間“務工”。

初高中剛畢業的年青人，絕大部分加入了“外籍工人”的行列。成羣結隊去較遠的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招工進廠，或從事第三產業，打工時間長，從17歲左右開始，直到30多歲或更長，有少數人在沿海安家落户，轉化為“本地工人”，絕大部分回家自主立業。

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抽樣調查資料顯示：1994年全國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的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7.3%，而當年從非農產業返回佔轉移勞動力總數的24.2%。近四分之一的迴流是農業勞動力轉移不穩定性的集中反映。

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衞生意識淡薄，不講文明禮貌的現象時有發生。勞動力素質低影響了轉移的深層次發展。據1990年全國普查資料計算，民工的文化素質明顯低於全國遷移人口的平均水平。初中文化程度佔30.8%，小學文化程度佔22.1%，這就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深層次轉移，只能從事職業屬髒、累、差的非技術性或技術性差的職業，文化素質偏低降低了轉移的鞏固率。近年，已轉移的勞動力迴流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佔17.8%，文盲率高達21%，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佔9.5%。隨着經濟的發展，企業技術構成不斷提高，低素質勞動者將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

任何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經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其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規模更具深遠意義。

中國各地外出打工的農民超過了5000萬。民工的大量流動，特別是各地有組織有序的流動，有效地調整了中國各地區勞動力的餘缺，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許多外來民工承擔了城市建築、環衞、商業、飲食業、服務業等工作，對城市的發展和繁榮起了積極作用。民工的勞務收入，文化技術水平的提高，對改善農村經濟，促進鄉鎮企業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利”是主要的。

但是民工盲目無序的流動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最為突出的是城鎮民工的違法犯罪率有所上升。如1993年全國刑事案件共161萬起，涉及流動人口的佔到50%以上，廣東佔80%以上，對社會治安與當地居民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其它的社會問題有：違反計劃生育，城市人口急劇增多，住房緊張，交通擁擠，增加了城市就業壓力，損害環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