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

中國的經濟發展久停滯於宗法社會及半宗法社會的狀態，所以雖然號稱“中國”，其實是一個一個大大小小的“半自然經濟”的區域，生生的粘合起來罷了，——那裏是整個完全的中國?因此，每一經濟區域自然形成一政治的中心，——割據的局面藉此而造成。從外國資本制度的侵入以來，一方面，他利用中國社會此種渙散零落的經濟組織，假手於官僚軍閥，而確立其“勢力範圍”；同時別一方面，工商業亦因之作畸形的發展，漸漸破此幾十重障壁，以求大刀闊斧的運用其“歐洲式文明”。暫時的局勢如此，所以軍閥制度有所憑藉，——外國資本家及中國奸商的經濟力量，直接的或間接的都還可以在一區域內載得住所謂“地方政府”。然而，亦就因為如此，一面反激，一面開濬，中國的平民漸能養成其反抗力及組織力，尤其以無產階級化的勞動者為甚。

中國的經濟程度既如此，平民的經濟能力不能集中，政治實力自無結合，於是，非受專制君主之巡撫鎮守，就受變相的封建諸侯（軍閥）之督理宣慰，——雖有所謂“”，也是枉然。“統一，統一”，——初不過是一尊的皇帝制度的呼聲。等到軍閥勢均力敵，等到中國平民經濟力增長，——前者相互之間畸角勢成，畏於發難；後者逐漸開展，力求接觸，急需融匯，於是有今日要求“省憲”（或自治）與“統一”同時發作的現象。固然是政治經濟略進一步的朕兆，然而結果必僅得封建制度與資本制度妥協撮合的復影。現在的反動勢力，或以自力，或藉着外國帝國主義作後盾，還在極力把中國社會往後拉，——迴向封建制度，況且地方政權的本身（軍閥），依其天性，已經是畸形的封建制度的現象。中國自己的工商業之發展，卻在要求正軌的進步，要求自分而合，融匯全國經濟為一體。此處為篇幅所限，不能詳盡分析，但請中國平民，處此進退順逆兩潮流中，看清自己所處的地位，方能積極奮鬥。否則，軍閥借重帝國主義姑不待言；經濟不能獨立的中國資產階級也要借重帝國主義，甚至於政治能力薄弱的平民，也想借重帝國主義，這才是“有奶便是娘呢”！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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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江蘇常州人，生於1899年。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以新聞記者身份訪問蘇聯。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回國。在中共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的緊要關頭，主持召開黨的“八七”會議，反對右傾妥協，提出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主張。會後主持中央工作，犯過左傾盲動錯誤。1928年至1930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1930年回國解決李立三冒險錯誤，並主持中央工作。在六屆四中全會上，遭受王明集團打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與魯迅共同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留下500多萬字的著作和譯著。1935年2月，被國民黨逮捕，6月18日從容就義，時年36歲。

陳鐵健（1934年10月-2023年11月23日 ^[3]  ），祖籍浙江紹興，生於黑龍江安達，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58年吉林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1962—196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生，畢業後留所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著有《重評〈多餘的話〉》《瞿秋白傳》《〈多餘的話〉導讀》《蔣介石與中國文化》《綠竹水南集》《書香人多姿》《尋真無悔——陳鐵健八十文錄》，主編《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等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