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蘇區中央分局

從1927年南昌起義打響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到1930年上半年，蘇維埃區域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擴大。中共領導人民先後創建了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瓊崖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十多萬人。但是，由於各根據地地處偏遠的山區，而中共中央卻遠在上海，再加上戰爭和國民黨嚴密的軍事、經濟封鎖等原因，“廣大蘇維埃區域的政權，始終零散而不統一”，中共中央很難與之溝通，各路紅軍也沒有統一的指揮。為使“零散的蘇維埃區域與各部紅軍，得到統一的指導而求得密切的聯繫”，中共中央“決定在湘、鄂、贛三省蘇維埃區域中，成立蘇維埃區的中央局，以指導所有的蘇維埃區域中的工作”。 ^[2] 

1930年8月29日，《中央關於再度佔領長沙的戰略與策略給長江局並轉湘省委、湘鄂贛前委及行委信》中進一步強調：“中央決定在湘、鄂、贛這一廣大蘇維埃區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轄區域以所有蘇維埃區域為範。”並附蘇區中央局名單：“關嚮應、朱德、毛澤東、彭德懷、袁國平、史文彬、王守導，指定關嚮應為書記。” ^[2] 

9月28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在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又指出：“擴大的三中全會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的辦法，以統一各蘇區之黨的領導。”“蘇區各特委凡能與蘇區中央局發生直接關係的地方，都應隸屬其指揮。”當時中央已派關嚮應前往江西蘇區組織蘇區中央局。關嚮應到達長沙時，由於紅一、三軍團第二次進攻長沙，無法通過，未能抵達江西蘇區，所以中央決定改派長江局書記江鈞（即項英）前往。 ^[2]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決定蘇區中央局的名單：“江鈞、澤東、少山（即周恩來）、濤南、朱德、振明、餘飛、當地工人一人，書記少山，由江鈞代理。”10月29日，《中央關於對付敵人“圍剿”的策略問題給一、三兩集團軍前委諸同志的指示》中説：“蘇區中央局在江鈞同志未到達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澤東同志代書記。”但由於總前委沒有收到這封指示信，因此在項英沒有到達中央蘇區前，蘇區中央局一直沒有成立。 ^[2] 

1931年1月上旬，項英經閩西到達中央蘇區所轄的江西寧都縣。1月15日，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宣告成立，同時發佈《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一號——蘇維埃區域的成立及其任務》。通告指出:“中央為加強黨對蘇區的領導和工作的指導起見，在中央之下設立全國蘇維埃區黨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組織上同南方局、長江局一樣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導)，管理全國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指導全國蘇維埃區域黨的工作，將來蘇維埃擴大的區域，仍歸蘇區中央局管理。現在決定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餘飛、曾山及湘贛邊特一人，C.Y.中央一人組織之。現已正式成立，開始工作。以後全國各蘇區及紅軍中黨部（總前委取消）應直接於蘇區中央局領導。”鑑於周恩來仍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長、軍委書記等職，尚未來中央蘇區，所以書記由項英代理。 ^[3] 

中共中央政治局為加強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在1931年2月6日和2月13日先後兩次召開會議，決定增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蘇區中央局工作，指定以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朱德、顧作霖和蘇區一人為蘇區中央局委員；以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四人為常委，項英為代理書記，任弼時負責組織工作，王稼祥負責宣傳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 ^[3] 

3月18日至21日，蘇區中央局在寧都縣黃陂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富田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中央代表團，前往中央蘇區全權處理富田事變。4月中旬，代表團成員來到寧都青塘。4月17日，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在青塘繼續召開。會上決定：“彭德懷、林彪、周以慄、曾山、陳毅五同志，參加中央局為委員，請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但立即開始參加中央局的會議和工作。” ^[3] 

5月，中共中央對蘇區中央局的職能作了調整，在《中央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中指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組織，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導和幫助當地黨部工作的進行，個人的代表與集體的代表在職權上原無分別……他有權可以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當地黨委，當地黨委是錯了的時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當地最高黨部委員會……一般的都是當地黨的代表大會產生的，兩種組織決不容混淆與合併起來。”對蘇區中央局的管轄範圍也重新作了明確規定：“江西蘇區的中央局，他的管轄範圍是包括江西省委，閩粵贛省委，湘東南省委，湘鄂贛省委，贛東北省委各蘇區；在有些蘇區省委（如湘鄂贛，贛東北）還沒與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須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導該區省委工作或直接歸中央指導。”這樣，就明確規定了蘇區中央局只是中央的派出機構，指導的也只能是江西、閩粵贛、湘東南、湘鄂贛、贛東北等五個省委的工作，而不是全國各蘇維埃區域的工作。 ^[3] 

為答覆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所提出的增選彭德懷等五人為委員一事，8月30日，在《關於中央蘇區組織問題的決議》中，中共中央明確答覆：“中央局的成分以派去的鄧發同志與現在蘇區的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七同志共同組織。” ^[3] 

任弼時等人到達中央蘇區後，通過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爭論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認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幹”，對項英“則覺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故有推毛為書記事”。再加上項英在處理富田事變時，認為“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並主張用黨的會議方式來解決黨內分歧，這與中共中央定性的富田事變是“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並要求“嚴厲的消滅AB團與一切反革命組織”相悖。因此，10月11日，任弼時等人在向中共中央發出的“十月真電”中提出：“項英因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黨內派別鬥爭，因此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准。提議擴大中央局人數，以彭德懷、林彪（四軍長）、周以慄（總政治部主任）、曾山（省政府主席）、陳毅（贛南特委書記）為中央局委員，請批准。” ^[4] 

中共臨時中央接到“十月真電”後，答覆説：“地方幹部對於中央局的成分無任意變更之權，如對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見，應報告中央由中央解決。”“中央局成分無擴大之必要，現中央局應負責領導黨代會和蘇大會。中局書記由澤東代理。” ^[4] 

按照中共臨時中央的要求，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縣葉坪村，蘇區中央局召開了中共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大會貫徹執行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批評了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這顯然是錯誤的。正如任弼時在延安整風時作的自我批評中説的：“在蘇黨代會中，提出了狹隘經驗論（似乎還有紅軍中的遊擊習氣）。我對於中央指示及狹隘經驗論是完全同意的。”贛南會議後的11月15日，蘇區中央局即致電中央，這就是“蘇區中央局十一月刪電”，其中有：“此間在黨大會後，正努力建立軍政的系統與工作，糾正過去黨包辦一切的錯誤。中央局同志多已分任軍政工作，書記必須請中央派人來擔負此專責。” ^[4]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導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因此，中共中央研究後，決定派周恩來去中央蘇區工作。周恩來通過秘密交通，於1931年12月底抵達瑞金，會見了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項英、朱德等人後，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但周恩來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為便於瞭解、熟悉情況，仍由毛澤東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但當時毛澤東的處境已經比較困難了。 ^[5] 

在蘇區中央局討論研究中共臨時中央要紅軍攻打贛州的指令時，毛澤東從紅軍和蘇區的實際情況出發，不同意立即打贛州，當時就有人揚言：“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報告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後的全國形勢。毛澤東在談話時沒有説日本佔領東北就是為了進攻蘇聯，也沒有提“武裝保衞蘇聯”之類的話。有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便就此批評毛澤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等。毛澤東沉默，一言不發。會議陷入僵局，只好中途更換主持人。會後不久，毛澤東便辭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退隱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養病去了。 ^[5] 

周恩來從1932年1月下旬開始，正式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博古、張聞天到達瑞金與蘇區中央局成員會合後，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局，領導中央蘇區各項工作，但仍常用蘇區中央局名義行文。 ^[5]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機構撤銷，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分局，負責領導中央蘇區和其他各蘇區的游擊戰爭。 ^[1] 

中共蘇區中央局舊址原為謝氏私宅，建於1924年，坐東朝西，歇山頂，兩廳中有天井，上下兩層，土木結構，佔地面積199.5平方米。1961年3月，被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6月，被列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