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澂

嚴澂是明大學士文靖公嚴訥次子。嚴訥做過宰相，他以父蔭官，於公元1604年任邵武知府。

在他上任前，先到郡邑城隍神前發誓：“必不攜邵武一錢歸，神其鑑諸。”到任後，抵制一切賄賂活動。當地有着相沿已久的習慣，就是要向知府供奉豐盛的茶果銀子，嚴澂堅辭不獲，諸公一再苦勸作為薪水費用，在任三年，攢了若干錢，決定拿這些銀子用來休整橋樑，凡郡邑內傾壞的橋樑均修治一新，使羣眾得到方便，（見《柳南隨筆》）。

嚴澂歸裏後，以琴自娛。常熟地方的琴人很多，並受到南宋浙江派徐天民的影響。徐天民傳下《徐門琴譜》十卷和《霞外琴譜》十五曲，明代琴家非常推重徐門的傳授，稱之為“徐門正傳”。徐天民的孫子徐夢吉、號曉山，曾在常熟教過書。常熟有一位著名琴師陳愛桐，嚴澂就是向他的兒子陳星源學的琴。

據《柳南隨筆》中記載，嚴澂還向一個姓徐的樵夫學琴，即是傳説中言子在墓地教他清商數曲的那位樵夫，嚴澂為樵夫取名徐亦仙。

嚴澂繼承了當地的琴學，又吸取了京師的名手沈音的長處，用他自己的話説：“以沈之長，輔琴川之遺，亦以琴川之長，輔沈之遺。”綜合諸家之長，形成了具有“清、微、淡、遠”的一代琴風。

由於常熟縣境有一座虞山，虞山之下有一條河叫做琴川，嚴澂組織的琴社用了“琴川社”的名稱，也稱琴川派或虞山派。虞山派是明、清之際最有影響的琴派。

他創立琴川琴社，與一眾琴師研討琴學，著有《松弦館琴譜》。

他抨擊當時於琴曲中濫填文詞的風氣，主張發揮音樂本身的表現力。嚴澂所錄之曲，只有譜子沒有文字，他主張音樂應發揮它本身的表現力，不必藉助於文詞；認為音樂表達感情有其獨到之處，是文詞所不及的。

根據《常昭合志稿》中記載，《松弦館琴譜》中自序曰：“古樂湮而琴不傳，所傳者聲而已。近世一、二俗工，取古文詞用一字噹一聲，而謂能聲；又取古曲隨一聲當一字，而謂能文。噫！古樂然乎哉？蓋一字也，曼聲而歌之，則五音殆幾乎編、故古樂，聲一字而鼓不知其凡幾。而欲聲字相當，有是理呼？考古詩被諸管絃者，大抵倚聲而歌，非以歌取聲，今世所傳古琴，操者皆其詞非其聲也。觀濮上之音，師涓能聽而得之，此有調無文之明證。孔子鼓琴得其人，師襄始言為《文王操》，使有詞可讀，孔子不待問師襄亦不待可言矣，云云。”

由於琴壇一度出現濫制琴歌的風氣——它始自龔經的《浙音釋字琴譜》，把所有器樂化的琴曲，機械地每一音都填上一個字作為歌詞。這種歌，歌詞不倫不類，邏輯混亂，語意重複，既無文采，更無詩意。楊掄、楊表正等人也羣起效顰，把一些古詩詞甚至散文，也一律逐字配音，所配曲調平庸呆板，根本無法演唱。這種歪風一時充斥琴壇，出版了不少質量低劣的譜集。

由於嚴澂的大聲疾呼，適時進行中肯的批評，一時琴道大振，改變了這種狀況，虞山派因此受了人們的尊重。

嚴澂亦擅長詩文、書法，留有《雲松巢集》。

1938年出版的《今虞琴刊》中，莊劍丞所寫《今虞琴社同人常熟謁墓遊山記》有一段文章記載：“丙子（1937年）初夏，吳門今虞琴社舉行虞山琴集，旅外同人，先期來會。五月二日午後四時，自平門外梅村橋，乘汽車赴虞，車行甚速，五時即達。至則吳景略、張驥一、嚴慧蓀三君，已憑汽艇侯於站次，遂易舟行，五里抵斜橋，天池先生墓在焉，相偕登陸，吾師査阜西先生告同人曰：‘此屆會於虞山，凡有三義，首謁墓，次琴集，再次為遊山，而謁墓尤為要。以天池先生為有明一代琴宗，首倡琴川雅社，為同調切磋之所，一時海內琴士，莫不聞風向往。所著《松弦館琴譜》力主清微淡遠，與江湖遊士之煩手淫聲，藉為炫耀者，迥有霄壤之別，用能不趨俗尚，振起宗風，鎔各派於一爐，而歸於中和之古樂，實三百年來琴學上一大功臣。同人夙抱景仰之誠，期收勉學之效，今茲到此，自應瞻拜致敬，將來並擬由本社建立碑亭，以垂不朽’於是同人等雁行肅立，查師司儀，行三鞠躬禮示敬......”——由此可見後人對嚴澂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