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

後人研究認為，左丘明是齊開國之君姜太公二十一世裔孫，楚左史倚相之孫，魯太史成之子。西周建立後，周公分封諸侯，姜太公因滅商有功被封於齊，都於營丘（始封昌樂，再徙博興，又遷臨淄）。姜太公死後，嫡長子丁公繼位，小兒子印依營丘居住，改姓為丘。 ^[8] 

丁公死後三世，哀公即位。這時，紀國的國君與他不和，遂向周王進讒，挑撥哀公和周王的關係，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靜被立為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組織同黨率領營丘的人馬殺死胡公，自立為國君，是為獻公。當時，印的後人婁嘉被迫隨山參與了此次宮廷之爭。鬥爭雖取得勝利，但骨肉相殘，又揹着弒君的罪名，婁嘉擔心禍及己身，於是離開齊國投奔到楚國，出任楚國的左史官。那個時代的官職，往往是父死子繼，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職為姓。

婁嘉及其後人世代擔任楚國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為左，長期在楚國定居下來。婁嘉的十二代孫倚相，史稱“左史倚相”，是春秋時期傑出的史官，在楚國政治地位較高。倚相生兒子成。成任左史時楚國發生爭奪君權的內亂：楚公子比弒殺其君，隨後又被公子棄疾殺死。

公元前506年，周天子率領諸侯討伐楚國，為保存典籍，倚相帶領子孫離開楚國來到魯國，定居肥城石橫衡魚村，做了魯國的太史。倚相把典籍獻給了魯國，以便保存下去。為使子孫後代不忘先人，他把姓氏定為老祖宗封地營丘的“丘”字。他的兒子亦通曉史事，被任命為魯國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後來左丘明又繼承了他父親的職位，繼任魯國的太史官。左丘明博覽天文、地理、文學、歷史等大量古籍，學識淵博。任魯國左史官，在任時盡職盡責，德才兼備，為時人所崇拜。 ^[9] 

左丘明與孔子同為春秋末期人，二人關係密切。他曾與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從政，受到孔子的好評。加上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懷坦蕩，深得魯侯器重。

作為太史，左丘明非常關心國家政事，積極參政議政。如魯定公想任命孔子為司徒，打算找三桓進行商議，事先徵求左丘明的意見。左丘明説：“孔子是當今的大聖人。聖人一當政，犯錯誤的人就很難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卻又想和三桓商量，他們怎會支持您的主張呢？”魯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問道：“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從前，周朝有個人很喜歡毛皮大衣，同時也很喜歡美味肉食。他想做件價值千金的皮大衣，於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辦桌味道鮮美的牲祭，於是就去同羊兒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話還沒説完，狐狸和羊兒便都躲藏了起來。因此，五年過去了，這人一件皮大衣也沒做成；十年過去了，一次牲祭也沒做上。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周人的謀略不對。你打算任命孔子為司徒，卻召集三桓來商量，這同與狐狸商量做皮大衣、與羊兒商量做牲祭是同一個道理。”

左丘明這樣説是因為孔子主張削弱三桓，加強君權，曾向魯定公提出“墮三都”的建議。“三都”指三桓的三個據點：季孫氏的費邑、叔孫氏的睩邑和孟孫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對抗公室的私有據點。由於三桓住在國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對三桓本身來説同樣也是一種威脅。孔子通過遊説曾一度使魯公拆掉了叔孫氏的睩邑，如此這樣，左丘明冷靜地分析了三桓不會支持魯定公任用孔子的原因，看到了三桓與孔子之間的矛盾，所以當魯定公徵求自己的意見時，他便用兩個寓言故事比喻説明，建議避開三桓直接任用孔子。於是，魯定公聽從左丘明的建議，沒經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為了著述歷史，左丘明曾與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裏查閲檔案，回魯後孔子便寫了文字簡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則寫成了內容浩繁的《左傳》。 ^[10]  魯國是周公的封地，相傳周公治禮作樂，魯國保存了前代的多種禮樂制度和文獻，所以魯國一向有“禮樂之邦”的美稱。西周滅亡後，周室文化在西方蕩然無存，卻在東方魯國保留得相當完整。當時魯國的各種文獻和檔案資料，屬於太史職掌收藏，左丘明既然為魯國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時代中原最豐富的文獻資源。因此，左丘明能夠寫出《左傳》這樣一部規模空前的史學鉅著也就不難理解了。《左傳》的編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國思想史、史學史、文學史和學術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

周敬王四十一年（約前479） ，晚年的左丘明，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辭官回鄉。左丘明辭官還鄉後，建立了左史書舍，開始編纂《左傳》《國語》。左丘明纂修《國語》的時候已經失明瞭 ^[6]  。但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來，將幾十年來的所見所聞，各諸候的要聞和君臣容易得失的話記述下來，彙集成著名的歷史名著《國語》。《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史，與《左傳》一起成為珠聯璧合的歷史文化鉅著。

左丘明與孔子生活在同一時代，孔子與其同好惡，稱其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賢。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學術思想是儒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左傳》作為一部記述詳備、論述精闢的編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學、文學價值，又是一部著名的軍事著作，是中國歷史經典之一。

左丘明相傳著有《左傳》《國語》兩部文學鉅著。《春秋左氏傳》多以史實解釋《春秋》，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記事為主，兼載言論，敍述詳明，文字生動簡潔，全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經典，又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編年體史書，在文學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國語》分別記載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約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魯齊晉鄭楚吳越諸國史實，偏重記述君臣言論，為中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日夜操勞，歷時30餘年，一部縱貫200餘年、18萬餘字的《春秋左氏傳》定稿，其歷史、文學、科技、軍事價值不可估量，為歷代史學家和文人所推崇。《左傳》記事相當詳細，對歷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傳》還吸收了其他史體的長處，把其他史體的史料按年代順序組織進去，使編年體史書達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傳》是中國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實的編年體歷史著作。不僅如此，在歷史編纂上，《左傳》還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容量：它在編年記事總的格局中，富於變化，有時着意寫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時集中寫一位歷史人物的經歷和活動。這不僅拓展了編年體史書在寫人、記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於彌補一件史事被相關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點。另外，在編纂學上，《左傳》首創“君子曰”一欄。“君子曰”以議論形式昇華史事，為史書作者發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園地，成為一種優良的史學傳統。

左丘明很重視禮的作用。他認為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會、造福人民的依據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須遵行的規範；作為一個君子，首先要把禮和義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問題就要想到禮，一做事就要考慮到義，不為利而喪失意志，不為義而感到內疚。體現禮的眾多禮節也要和義結合，對失禮行為持堅決批評的態度。

受重禮思想的影響，左丘明特別重視個人的品德修養。這些修養包括忠、孝、信、義、讓等。他認為忠是一個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義是忠於國君：楚國的子囊在國君死後還不忘給他增加好名聲，在自己將要死的時候不忘保衞祖國，他認為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納諫，自認犯了罪而砍斷雙腳，他認為這也是忠。對君王要忠，對父母就要孝。鄭莊公因母親幫助弟弟謀反，將母親軟禁起來發誓永不相見，潁考叔幫助鄭莊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對潁考叔大加讚歎，説他能愛自己的母親，並且把這種愛也傳遞給莊公，是“純孝”。信是君子的一個道德標準，它不僅表現在個人品德上，還體現在國家之間，如果國家之間的結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上，即使結盟也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講信，還要講義。衞大夫石砏大義滅親，將參與叛亂的兒子正法，左丘明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純臣”。讓，就是謙讓，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形成一種上下謙讓的良好社會風氣，那麼這個國家就能長治久安。另外，君子還要從善不從惡，知道善不可以丟、惡不可以長，做到從善如流。對於那些踐踏忠孝信義、品行惡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惡痛絕。

左丘明認為國君也必須注重品德修養：國君要治理好國家，首先自己要賢明，做到秉正無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國家，還必須把德政和刑罰結合起來，用德政來治理百姓、用刑罰來糾正邪惡，這樣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邪惡才能消除。

左丘明認為在軍事上也同樣要重視德和義的作用：主張戰前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就不要出師。這些準備包括：度德，即考慮自己的德能否爭取到民眾的擁護；量力，即正確估價敵我力量的對比；親親，即努力團結自己的親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徵辭，即要有開戰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過的征伐目標。除了第二條“量力”之外，其餘四條都與德義有關。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愛戴，孔子視其為君子，尊稱其左丘明，謂之與其共好惡。《肥城縣誌》（清康熙十一年本）載：“樂正子春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記》稱左丘明為“魯君子”，肥城亦因此而獲“君子之邑”之美稱。

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曾以左丘明為楷模談論自己的做人原則，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 ^[11]  也就是説，甜言蜜語、讒言媚色、卑躬屈膝，這種態度，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隱匿怨恨而佯裝友好，左丘明認為可恥，孔子也覺得可恥。孔子評價左丘明的這些話，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誠實耿直、品德優良的人，這與秉筆直書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讚歎左丘明的“君子”風範。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齊國，路過肥邑，感嘆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説，肥邑這塊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對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於言表。另外，《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勝質才稱得上史筆，文質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説《公冶長》是在讚揚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麼《雍也》就是在讚揚左丘明的史家文筆。

《漢書》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籑異同為《國語》。” ^[12] 

春秋以後，左丘明的“君子”美稱一直沿用下來，漢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稱左丘明為“魯君子”，可見左丘明“君子”美譽的深遠影響。

唐貞觀二十一年（647）李世民封左丘明為“經師”，墓前建石坊。

晉夏侯湛賦詩讚左丘明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宋宰相（中書門下平章事）丁謂亦詩讚左丘明曰：“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鐐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元集賢大學士致仕李謙、翰林承旨張起巖均曾為左丘明賦詩作贊，或曰其“文章史學之治”，或稱其“盲於目而不盲目於心者”。

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封左丘明為“先儒”。

明崇禎十五年（1642）朱由檢封左丘明為“先賢”。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許多關於他的文化遺蹟。“都君莊”，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僅這一故里的名稱，就生動地反映出左丘明當年的“君子”風範。左丘明的生平事蹟，確實是充滿了“君子”的美譽。

忠於歷史是史家的天職，正是這種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鑄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廣泛讚揚和“君子”美譽。

從姜太公封齊、庶子印以丘為姓，到婁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亂遷魯，左丘明的先人經過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轉換，同時也經歷了齊、楚、魯三地的坎坷遷移，可以説是家世遙遠、演變曲折。

左丘明的兒子瞻，精通儒道，學識淵博，品德高尚。孫子啓同樣博學多才，長期做魯國的大夫。四代孫誠是位超凡脱俗的隱士，才華出眾。王莽新政時，曾召集天下學者為其所用，十五代孫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願為王莽效力，擔心王莽加害自己，於是改姓為丘，逃避到陶陽隱居起來。

都君邱氏姓氏出於左丘明。《風俗通義佚文·姓氏》曰：“丘氏，魯左丘明之後。”是左丘明後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東漢文獻有證。丘、邱通用，耳旁為後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後裔姓左，與都君邱氏在兩漢之際改左為邱相連貫。

按《精舍志》記載，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傳後裔，這支後裔世系清楚，兩千多年來一直居守故邑祖墓。左丘明後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譜《左傳精舍志》所記左丘明以來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後可靠資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誌、碑記、詩文等作證，可以不用懷疑。宋代以前從東漢初年開始漸有零星的佐證資料。漢人《風俗通義》謂邱氏出於左丘明。北齊《魏書·地形志》、唐《元和郡縣誌》都記載了左丘明墓，地址與都君吻合。

然《前漢書·鮑宣傳》中凡王莽徵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並無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築左傳精舍，使欲蓋彌彰？” 禮部駁議看似不無道理，但畢竟有些不顧歷史變遷而過於苛求古本。又王莽徵召人才甚濫，《鮑宣傳》焉能包羅“具列”不出者名單，而建左傳精舍時已時過境遷，豈得謂其欲蓋彌彰，後輩應該歷史地去看待左傳精舍與邱氏家譜的出現。東漢初年它們出現之前，左丘明後裔在文獻中沒有任何蹤跡，這與《左氏春秋》原為獨立編年史、尚未向《春秋》學演變相一致，如果當時有其蹤跡才是怪事。西漢經學的興盛和劉歆對《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開始向傳演變，嗜好經古文學的王莽尋求左丘明後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後裔卻不知是福是禍，不敢輕易登上王莽的險船。東漢初年江山易手，經學統治地位依然，儘管經今古文學家對《左氏》是否傳《春秋》還在進行爭論，時代卻給邱氏提供了借經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條件，於是邱氏宗族便開始有所活躍。對於古代重視宗統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記憶並非難事，所以“邱堂纂續舊譜”當有所據，儘管這段時期文獻無徵，但結合歷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

可以説，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傳後裔。他們世居祖地，戰國、西漢默默無聞，到新莽時改左為邱，東漢初年隨着《左氏》傳經而大修祠堂家譜，其後便在文獻中逐漸露出了清晰面貌。

《左傳精舍志》的主體資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價值，不過左丘明與楚左史倚相沒有血統關係，“姓譜”部分多屬偽託。從現有資料看，左丘明後人當有左、邱二姓，其中作為嫡系後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較可信，其餘各地左、邱兩姓中的旁支後裔尚有待探討。

清雍正三年（1725）為避孔子名諱，奉旨“丘”旁加“阝”改為邱氏，今石橫邱氏皆為左丘明之後人。

《精舍志》 卷五《譜系志》“姓譜”雲：“太公封於營邱？支子印遂以邱為姓。”又云：“（邱明世為魯左史官）因以左為姓氏，其後裔？去左襲邱，隱居陶陽，復以邱為姓氏。”“世系”對改姓記載同於“姓譜”。卷四《藝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陰令範諷重修左傳精舍記”碑記亦謂“乃避新莽之亂，去左襲邱。”這些資料透露出兩點信息：一是丘明當有左、邱兩姓後裔，二是邱姓並非皆出丘明。

按“世系”所錄，左丘明及其後人為左姓時共15代，15代中第4、8 、9 、1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餘各代都是單傳。“世系”專記嫡長子，嫡長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許有所忽略，因此所謂單傳未必就是實際上的單傳，旁支當比“世系”所錄更多。即以“世系”所錄計算，嫡長子一支始終為一，旁支在不同時間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會繼續分杈，是兩者比例至少為1：6。邱起改姓時，第4、6兩代的半數旁支與嫡長子的血緣關係己隔10代左右，8、 9代兩個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們或許已經遷離故土，或許繼續守居祖墓，前者應當繼續姓左，後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隨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據《大明一統志》《山東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獻錄》等方誌記載，定陶一帶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據地方調查，今漢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為遠祖。邱起“隱居陶陽”當與彼兩地相關，很可能正是投靠那裏的旁支同宗隱居。旁支後裔遷離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墳墓供奉並不奇怪。上述兩地左姓或許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後裔，不可輕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規模應該大於改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後嫡支改為邱姓，是左丘明當有左、邱二裔。《姓譜》所謂太公支子以邱為姓，在《風俗通義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獻中查之有據，是邱姓有出於周初姜太公者；《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於春秋邱弱者；《風俗通義佚文·姓氏》雲“漢末丘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吳興”，是邱姓有出於西漢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後裔。又據《風俗通義佚文·姓氏》，漢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謝丘等複姓，多為後世不見，或許去復為單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於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於左職，左職並非僅有左史，左史並非僅有左丘明，《淮南子·覽冥訓》《史記·龜策列傳》有商末左強，是左姓亦為多源格局。

尚若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孔子（前551-前479）生卒年代明確，無須考證。倚相始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上文《精舍志》所云倚相事即本《左傳》。當時倚相隨軍出征，能讀《三墳》等書，年齡不會少於20歲。有人研究以為，“（楚）左史應是倚相與左史老的氏稱”，“晉楚左史皆系氏稱，氏稱源於官名”，“楚左史當來自於晉左史”，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與欒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國”。其説並非毫無根據，倘若成立，則倚相不出於齊。另據《漢書·古今人表》倚相在時序上居於丘明之後。如果左丘明確系楚左史倚相之孫，則左丘明的家世或許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獻證明兩人根本沒有血統關係。

而根據存世的劉向《別錄》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所記“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斷，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約與孔子晚年弟子曾參及曹恤等人大致相當。即左丘明在年齡上應為孔子的孫子輩，而約生於魯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據《左傳》《國語》二書對於歷史人物的稱呼來看，可知左丘明應當卒於魯元公在位時期，即公元前五世紀晚期。

千百年來，史學界對左丘明的姓名及其裏籍、墓地等，卻多有不同見解，有説棗莊嶧城人。2000年9月2日至4日肥城市舉辦了中國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山東大學等院校近40位專家、教授、學者以及海內外丘氏宗親代表雲集肥城，進行學術交流。大會有20多件論文進行了交流，一致認為，根據掌握的材料認定，左丘明的墓地與故里均在今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左丘明是丘（邱）氏的祖先。大會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會。

公元前452年前後，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據左丘明生前囑託，遺體安葬於其所植銀杏樹“一箭之地”的都君莊東高地上，在這裏可東向齊都，南顧魯城，表達了左丘明的齊魯情緣。有關左丘明墓的記載最早見《魏書·地形志》。言：“東平郡領縣七：無鹽、範、須昌、壽張、平陸、富城（漢晉屬。有富城、卞城、武強城、左丘明冢） 剛。”富城遺址位於肥城市王莊鎮，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莊、桃園、石橫、湖屯等鄉鎮。《漢書人表考》也載：左丘明“葬泰安肥城縣西南五十里肥河鄉都君莊”。清康熙十一年《肥城縣誌》載：“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鄉都君莊正覺寺之西。”宋王去非詩《題左丘明墓》也準確説明了其位置。詩中説：“寺壓古墳闕已摧，墳前古樹已凋衰。未能遷寺還封樹，每到都君一淚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據《水經注》《魏書》《通志》《元和郡縣誌》《天順一統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東平、嶧（山）、曹（縣）説，認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審矣！”。

左丘明的品行和對人類歷史的偉大貢獻，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們即將他著述過的地方稱作“左傳精舍”，予以保護，並代有修葺。

漢初，肥城置縣伊始，就在縣城興建了“左傳精舍”，並立重修碑以志。

漢平帝時（1-6），《左傳》初立學宮。東漢建武年間（25-56），《左傳》復立。 ^[13] 

唐貞觀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頒《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詔》，封左丘明為“經師”，從祀文廟。左丘明後裔為此植槐紀念，稱“謝唐槐”。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趙恆，追封左丘明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孫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陰縣令王諷重修“左傳精舍”並立碑詳述追封之事。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趙佶封左丘明為中都伯。

明洪武四年（1371）肥城知縣丘明後裔丘思齊重修“左傳精舍”。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朱厚璁追封左丘明為“先儒”，敕建墓門坊，並親書“先儒之墓”。

明毅宗崇禎十五年（1642）朱由檢敕封左丘明為“先賢”。肥城知縣王惟精與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孫丘雲特輯訂《左傳精舍志》。《左傳精舍志》設遺像志、本傳志、祠墓誌、藝文志、譜系志等五卷，清乾隆六年（1741）增輯本現存於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檔案館。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孫丘行鍵與六十九代孫丘玉潔捐資七千餘兩重修縣學宮、癢門，咸豐皇帝書贈“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襲封衍聖公、孔子第七十代孫孔廣啓題贈“承先衞道”匾。

清雍正三年（1725），為避孔丘諱，上諭除“四書”“五經”外，凡丘均加“邑”部為“邱”，丘明及其後裔的丘字均改寫為“邱”。民初，丘氏後人閩杭清舉人丘荷、台灣清進士丘逢甲認為雍正所為不公，呼籲去“邑”復“丘”，還祖先本來姓字。丘氏族人聞者紛紛響應，恢復了“丘”姓，而未聞者則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與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後裔。清乾隆十六年（1751），清禮部重新確認丘明之謫孫為世襲奉祀生，並賜祭田18畝。

左丘明文化旅遊區位於山東肥城石橫鎮衡魚村。景區高標準、高起點修復了左丘明墓、碑、牌坊等，規模宏大，甚為壯觀。主要景點有左丘明墓及左丘明文化紀念館，館內有大量珍貴文物，對研究左丘明史學文化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2011年5月20日上午，肥城市礦區中學更名為“丘明中學”揭牌儀式舉行，肥城市、肥礦集團及社會各界參加了此次盛大活動。原礦中更名為“丘明中學”，體現了當地政府和人民對鄉賢史聖左丘明的尊崇，是弘揚左丘明思想文化工作的一大舉措。校名為國際左丘明文化研究會會長丘恩處題寫。

2011年12月16日，山東省肥城市丘明中學成立“左丘明文化研究會”，當日研究會編輯並印發了第一期會刊。研究會的成立得到了來自海內外丘氏宗親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丘明中學校長嚴鐵軍在左丘明文化研究會揭牌儀式上介紹説：“弘揚左丘明文化，就是傳承先儒‘敬德、尊禮、保民、慎罰’的思想，不學習民族歷史，就不能掌握民族精神；不瞭解左丘明文化，就不能領悟完整的國學。作為教育工作者，面對傳承民族精神、弘揚左丘明文化的重擔，丘明中學走在了前列，這是丘明中學的責任，更是丘明中學的光榮。”

2018年，靈台縣旅遊電影宣傳片《靈台》： ^[14]  何文珍飾左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