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發生的故事

1979年初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東北明月溝生產隊在自願組織作業組時，發生了一件不該發生的事。以新隊長韓喜柱和老莊稼把式王老蔫為首的兩個作業組 ，都不願接納村裏的黨員，使黨員們受到強烈的震動。事後，黨員們進行了反思，不覺傷心落淚。由於十年動亂，黨的威信遭到破壞，黨員素質有所下降，村裏的黨員也受到影響：有的以小康之樂取代黨員應追求的奮鬥目標；有的陷入家務瑣事而無所作為 ；有的自恃根紅苗正，盲目驕傲；有的愛吹、愛説、不愛幹；有的則周身充滿商人氣息。在黨小組會上，黨員們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認識到不是羣眾不要黨員，而是黨員自己脱離羣眾。於是村裏黨員成立起一個被羣眾稱為“黨組”的作業組，決心以實際行動改變黨員形象。春天，天氣乾旱 ，渠水不夠，幾個作業組為爭水發生爭執。“黨組”自己動手清理一眼廢井，將渠水讓給其他兩組，使羣眾感動。不久，秧苗急需追肥，而化肥一 時又供不應求。“黨組”領頭人梁財召開“黨組”會議，提議將“黨組” 僅有的三噸化肥一分為三，分給其他兩組，保證秧苗生長。此事在羣眾中反響強烈。秋後，三個作業組都獲得豐收。當隊裏重新劃分作業組時，“黨組”被解散，羣眾爭着要黨員參加自己的組，結束了原本不該發生的故事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3]  [4]} 

該片的故事原始素材來自於吉林省懷德縣十屋公社三門李村。1980年冬天，三門李的農民們在劃分作業組時拋棄了以黨小組長王才為首的五名黨員。王才等黨員深刻反省後，成立自己的作業組，以實際行動重新獲得羣眾的擁戴。作家喬邁聽説這個故事，創作了報告文學《三門李軼事》，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 ^[9]  。長影廠組織編劇萬捷與喬邁一起在報告文學基礎上創作電影文學劇本《不該發生的故事》，並決定由張輝執導 ^[10]  。

導演張輝讀了劇本初稿時，心裏受到強烈震撼，感到劇本具有較強的社會教育意義，欣然接受拍攝任務。但當時長影廠內仍有不同意見，有的認為這個本子不能拍，拍了也通不過；有的認為應該只拍原報告文學的前半部分，加強矛盾衝突，寫到分作業組時沒人要黨員為止，讓觀眾去思索回味。張輝反覆琢磨，認為作品的主旨是喚醒人們看到恢復共產黨的優良傳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抹平矛盾自然容易通過審核，卻失去了教育意義；突出矛盾，固然可以引人注目，但正當中國共產黨恢復和發揚優良傳統的時期，文藝作品不僅要指出弊端，更要開出“藥方”，給人以向上、振奮的力量。於是，他和攝製組懷着恢復黨風的信念投入了拍攝中 ^[10]  。

不過，在拍攝中，導演還是有所顧慮，恐怕掌握不好分寸會給黨員抹黑，比如，對於片中的魏福祥的處理，一開始把已經拍好的魏福祥賭錢的戲刪掉，在他認為入黨吃虧要退黨時，還讓黨小組長進行挽留。在審查樣片時，經過領導提示，主創人員意識到藝術創作不能迴避矛盾而是要善於揭露矛盾，於是，他們重新加上了魏福祥賭錢的戲，調整台詞，補拍鏡頭，把他處理成被清除出黨 ^[10]  。

為了追求環境的真實和典型，該片的外景全部是在東北山村拍攝，有的內景也是實景拍攝。同時，為了使環境更加典型，劇組進行了藝術加工。例如“分組”的戲是在一個生產隊的飼養所拍的，增加了毛驢拉磨等道具，用拉磨的聲音突出幾個黨員不被人吸收入組時難以平靜的心情 ^[10]  。

該片的可貴之處就是它提出了一個極為尖鋭的問題，而且提得非常及時，對於整黨工作、對於黨員教育是有積極意義的，這顯示了創作者在選擇題材方面的膽識。在藝術表現上，影片描寫的雖然是一批羣像，但許多人物都是有一定的真實性和生動性，給人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而且都有一定的生活氣息。但就整個影片來説，在藝術處理上，還顯得比較粗糙 ^[3]  。（中國電影劇作家、評論家袁文殊評）

該片思想立意深刻、具有一定藝術魅力，始而令人震驚，繼之發人深省，最終催人奮進。該片深刻地揭示了在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形勢下，如何密切黨羣關係，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該片描寫的是黨風不正出現的矛盾，着意歌頌的卻是黨風的好轉。這樣，影片就比較好地處理了揭露和歌頌的關係，始終保持着昂揚的格調，給觀眾以鼓舞和力量。編導把梁秀貞與韓喜柱之間的愛情線索緊緊地環繞着影片的主題和現實的鬥爭去發展，因之情趣橫生，波瀾迭起，為這部有着嚴肅主題的影片增添了許多歡樂、明朗的色彩。該片雖然優秀，但也有不足之處。比如，對於生活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描寫與表現就嫌不夠 ^[4]  。（中國影協第四屆理事許南明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