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知青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從50年代中開始就組織將城市中的年輕人移居到農村，尤其是邊遠的農村地區建立農場。早在1953年人民日報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1955年毛澤東提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成為後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口號。從這一年開始共青團開始組織農場，鼓勵和組織年輕人蔘加墾荒運動。1962年開始有人提出要將上山下鄉運動全國化地組織起來，1964年，中共中央為此特別設立了一個領導小組。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為止許多中學畢業生既無法進入大學，又無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使得中共領導機構意識到他們需要尋找一個辦法將這批年輕人安置下來，以免情況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許多年輕人因此下鄉去農村。全國也開始有組織地將中學畢業生分配到農村去。從1971年開始，知識青年在農村的許多問題開始不斷暴露出來，同時中共開始在城市中將部分工作分配給下放的知識青年。不過這樣回到城市中的知識青年大多數是通過關係得到回城的機會的。到1976年連毛澤東也感覺到知識青年問題的嚴重性並決定對這個問題重新做考慮。但到這時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萬知識青年被分配上山下鄉。毛澤東的逝世使知識青年問題暫時被擱置。

1977年高考被恢復，大多數在農村的知識青年想方設法要回到故鄉去。1978年冬在雲南的知識青年以請願和罷工的形式來將他們的要求表達出來，再次使得中共感覺到問題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鄉。10月1日中共基本上決定過去下鄉的知識青年可以回故鄉城市。

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的總數的估計在約1200至1800萬之間。

1955年，河南省郟縣大李莊鄉有一批中學和高中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報上發表了《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報道了這個鄉的事。毛澤東主席讀了很興奮，親筆寫了按語：“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的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願墾荒隊奔赴北大荒蘿北縣，建立了北大荒“北京莊”。發起人是揚華、李秉衡等。

小學畢業的河北省臨西縣的呂玉蘭，回鄉建立了第一個合作社，15歲就當了社長，是全國最年輕的合作社社長。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熱血青年組成的“上海市志願墾荒隊”，來到了江西省德安縣九仙嶺，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歲，她們住簡易草棚，吃稀飯籮卜幹，每天只有3分錢的菜金。

之後，共青團中央在全國10多個省市組織了遠征墾荒隊，動員城市青年奔赴農村。知青的榜樣：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當年被《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大勢宣傳報道出名的。1958年，美術家朱宣鹹創作的作品《知識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動的記錄了在那個特定時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畫面。

1964年初，黨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第一次發佈指導知青下鄉的綱領性文件。中央為此成立了“知識青年下鄉指導小組”和安置辦，各地區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鄉的專門辦事機構。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歲。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廣場13000多名知青聚會，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氣，下定決心”，積極投身新疆建設，在建設和保衞邊疆的事業中作出貢獻。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大、中、小學復課鬧革命的通知》，但復課鬧革命面臨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在廢除考試製度、大學停止招生後，全國中學已經積壓了66、67兩屆畢業生沒有分配。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的積極分子”。於是，大批中學畢業生被繼續穩定在學校進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屆大專院校畢業生誓師大會召開。畢業生們表示要到內地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堅毅然來到山西省榆次縣黃採公社杜家山插隊，成了第一個要求插隊的紅衞兵。

上海大豐知青農場中國知青主題館2(71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組織的上山下鄉勘察小分隊出發，他們都是1966屆畢業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鄉的紅衞兵。

上海大豐知青農場中國知青主題館1(80張)

1968年，積壓在學校的畢業生已經不止66、67兩屆，加上68屆畢業生，共計達200萬人。7月27日，上海首批赴農村落户的1966屆高中畢業生開始陸續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區的崇明、奉賢等縣的國營農場。畢業生在臨行前，各校都舉辦了上山下鄉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1968年8月起，全國掀起了宣傳“再教育”的高潮。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羣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主要是到農村去，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説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人民日報》刊登了《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的報道，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和脱離勞動沒有工作的城鎮居民到農村生產第一線去。由此，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熱潮。一度震撼全國，轟動世界的紅衞兵運動，以上山下鄉的形式逐漸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鄉運動最為波瀾壯闊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學校、每條街道、每個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捲入了這股大潮。全國八個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漢、成都、重慶的知青許多人被下放到了邊遠省份，如黑龍江、內蒙古、新疆、雲南，全國知青大量的在本省農村插隊，共有267萬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在毛澤東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指示發表一年時，上海已有48萬高、初中畢業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贛、皖和上海市郊區農村插隊落户，原上海市中學紅代會全體常委全部奔赴邊疆農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萬人，並湧現出金訓華、黃山茶林場11位小將、鄭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金訓華是為在激流中搶救兩根電線杆犧牲的。

下鄉幾年後，紅衞兵步入了青年。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機感，特別是林彪事件後，他們得以在艱苦的環境中，在農村冷靜地對自己、對社會作了反思。紅衞兵運動已走向了低谷，他們中的許多人感到了幻滅。

下鄉知青 大豐上海知青紀念館(80張)

據1975年12月23日新華社報道：在毛澤東主席1968年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偉大號召鼓舞下，全國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到當年年底為止，我國上山下鄉的知青已達到1200萬。1975年當年，全國有200萬知青上山下鄉。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慶霖“告御狀”後，在上山下鄉背後的知青的苦難歷程也不時通過一些會議渠道，小道消息在擴散。

1978年10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談到知青上山下鄉的問題時説：“社會上議論很多，四不滿意是我講的。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總理陳永貴説：“知青工作很複雜，我們幾個副總理一提起這事就頭疼。”知青問題幾乎與共和國同步成長，由於其時間跨度大，涉及人數多，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老大難問題。

在李慶霖事件後，中央才根據毛澤東的“統籌解決”的指示，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出“要研究制訂一個長遠規劃”的問題。

1976年2月，毛澤東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問題的信上批示“知青問題，宜專題研究，先作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予解決。”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決”。

1978年《全國知青上山下鄉會議紀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鄉運動，“缺乏整體規劃，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鄉知青中的不少實際問題長期未能解決。”這是對這場運動的總結。

全國知青“勝利大逃亡”是從1978年雲南知青開始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是個重要人物。

1978年9月，雲南景洪農場教師、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給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寫了一封公開聯名信，信中歷數了雲南廣大知青的困惑、煩惱以及對生活的絕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幫助下，回到自己的家鄉。

1978年10月7日，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通知》中央下決心解決知青的七個方面的問題。

1978年10月31日，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了。會議紀要認為：“今後一般不辦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確有特殊困難，可以通過組織商調，分到新的工作崗位時，其待遇按調動工作處理”。這一決定在支邊知青中一下亂了套。他們説：到農村插隊，可以通過招工回城，

雲南知青出現了順口溜：插隊插隊，越插越對，插場插場，越插越長，改變現狀，只有上訪。於是，罷工、請願之風迅速在各地興起。

1978年11月16日，丁惠民給鄧小平副總理寫了第二封公開聯名信，信上簽名的知青逾萬。其後，雲南七個農場的三萬多知青參加了罷工，使工作癱瘓，生產停頓。

1978年12月7日，雲南知青再次向華國峯、中共中央、鄧小平寫了第三封請願信，同時，成立了農場知青北上請願籌備組，組織北上請願團。

1978年12月9日，知青發布了北上宣言，同日開始大罷工。罷工席捲了雲南全省。

1978年12月16日，請願團從雲南省景洪出發，次年2月27日到達北京。

雲南省的知青，在全國佔的比例不大，僅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卻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注目。1973年7月，中央關於懲治吊打知青和強姦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針對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的。整個兵團，發生捆綁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達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挑戲姦污女知青的幹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達430人。

1979年1月23日，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由副總理餘秋裏主持，出席會議的有王震、陳慕華、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基本同意國務院知青辦1月18日報送的《關於處理一些地方知青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提出的六條意見。這六條意見是：

1、把農場辦成農工聯合企業，適當提高工資，把知青穩定在農場。

2、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商調回城，由知青部門負責辦理。

3、城鎮職工退職退休後，可以由其子女頂替。

4、從農場參軍的知青，退伍後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時，允許到農場商調本市下鄉知青。

6、上海郊區到農場的青年，可以允許回原籍社隊。

下鄉知青中國知青主題館高清組圖(20張)

1979年6月上旬，雲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等市商討如何落實國務院“六條”精神時，昆明、成都和重慶代表很乾脆，表示保證在六個月內，優先安置雲南知青返城。但北京和上海採用了變通辦法，同意走病退、困退這條路。

知青小説：指描寫知青生活的小説作品；或描寫知青生活的苦難，揭露文革非常歷史歲月的黑暗，憑弔流逝的青春歲月；或表達“青春無悔”的理想情懷等等。知青出身的作家們對知青生活的緬懷、對農民問題的獨到探討、對人生真諦的求索，使知青小説成為新時期小説中最凝重、最奇特的組成部分。代表作家有梁曉聲、韓少功、張承志、史鐵生、等，代表作品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代表作品：張承志《綠夜》（象徵着發現“美麗瞬間”）、《黑駿馬》（象徵着“永遠的缺憾”）《北方的河》（象徵着人生的理想境界）、《黃泥小屋》（象徵着“人的念想”）、《金牧場》（象徵着“人類的理想”）、《心靈史》等。

梁曉聲創作多以知青題材為主，有人稱為“北大荒小説”，多描寫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實、動人的展示了他們的痛苦與快樂、求索與理想，深情的禮讚了他們在逆境中表現出來的美好心靈與情操，為一代知識青年樹立起英勇悲壯的紀念碑。代表作有《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年輪》等，長篇小説《雪城》最為出色；後期作品開始探討現實與人性，長篇《浮城》以社會幻想的形式展現了作者對人類末世預測，十分深刻。其作大多被香港、台灣出版，並譯為英、日、法、俄等國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國“世界名人錄”。

牧馬人

美人草

蹉跎歲月

血色青春

今夜有暴風雪

青春之歌

我們的田野

中國知青在共和國的歷史中並非了無痕跡，知青的歷史已被深深地刻入歲月的年輪。歲月如歌。在海北的粵北山區，在海南的五指山下的膠林蔗海，我們的青春化作了天邊絢麗的彩霞，夜空熠爛的星月;我們的年華溶進了乳白的膠水和甜蜜的蔗汁在流淌。一步一步地，我們艱難地走過來了。我們走進工廠車間，走進校院軍營，我們迎來了滾滾春潮，走進了新的時代。但我們已不再年輕。1968至2008，整整四十年，那可是我們生命的一半歷程啊。回首這四十年，漫長而又短暫，漫長得恍如隔世，短暫得又如彈指一揮間。今天，我們刻滿歲月滄桑的臉上依然流露着昔日青春的笑靨。今天，我們以成熟睿智替代了年少輕狂，我們把苦難經歷化作精神財富，用事業成就證明生命的價值。今天，我們相約，相約2018,2028,2038, 直到永遠……

知識青年這個詞彙，出現的歷史幾乎與二十世紀一樣漫長。但其作為今天我們概念中的一種具體形象，最早起源於延安的1940年代。

人類現代史中一個不凡的人物毛澤東，提出了“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的理論，並首先付諸實踐，將自己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大兒子毛岸英親自送到農村去，拜一個農民大爺為師。由於他開了這個先河，帶了這個頭，因而在20多年後，他才能理直氣壯地號召：城裏的各級幹部，都要將自己大學、中學畢業的子女送到農村去，來一個總動員。

從純粹城市學生當農民這個特定意義上講，毛岸英可以説是現代中國第一個知識青年！

而後，在1952年，一批雲南省昆明市的青年學生，在政府部門的感召下，自動組織起來，進入西雙版納的熱帶雨林，在如今的橄欖壩地區成立了農場，種植熱帶經濟作物，開創了一種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成為中國的第一批知青羣體。

當一大批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充實到生產建設兵團的隊伍中時，知識青年依然處在待成熟階段，但其影響卻正如錢塘大潮的第一個峯頭，讓人看到了波瀾壯闊之勢。

知識青年在中國成為正式稱呼，也就是在一個特定歷史年代被確認為一個特定階層，是在1963年至1964年期間。一批北京和天津的品學兼優的中學生作為帶頭人來到了河北與山西的貧困農村。邢燕子、侯雋等少女成為其代表人物，被廣為傳頌。

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針對這種壯舉發表了後被批判的“下鄉鍍金論”，指出知識青年有文化，到農村鍛鍊一個時期可以到縣裏擔任領導工作，“還可到省裏和中央去嘛”。

這本是培養一代熟悉人民並能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接班人的理論，在不正常年代中，則被指責為不正常言論。

真正大規模的知青運動是在“文革”中開始的。1966年春末，清華附中學生以秘密串聯方式，成立了“紅衞兵”。

兩年之後，中學生們在這場災難性運動中的使命已告結束，而年輕人的騷動心態又絕不可能平息，最高一屆學生到了要參加工作或考大學的歲數。不解決這數以千萬計的人的出路是不行了。

其實，一些有創造慾望和政治頭腦敏鋭的精英們已經注意到中國的農村地區。“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那裏是大有作為的”。

那些中學領袖們通過“大串聯”，已經多少知道了些農村的貧困與落後，他們愕然了，繼而萌發出要去那些地方大幹一場，改天換地。

當然，這其中也有年輕人的理想主義色彩和浪漫主義本性在起作用。早在1967年，雲南西雙版納地區的國營農場就接收了55名北京中學生，他們獲得了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附中“紅旗戰鬥隊”曾派專人至北大荒友誼農場考察，準備在那裏成立一所半農半讀的“共產主義戰校”。一隊以“長征”形式步行串聯至延安的紅衞兵，就留在了寶塔山下。這些地方，後來都成為知識青年比較集中的地域，並誕生出一些知識青年中的傑出人物。

在這種形勢下，頗會研究羣眾心態並能加以掌握的毛澤東終於在1968年12月發出了當時被稱為“最新最高指示”的戰略性言論：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他沒有講知識青年對落後貧困農村所起的傳播文明與文化的作用，而僅僅強調“接受再教育”，這並非他忽視了這點，而是有着更為深遠的考慮。

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南京及各個大中小城市的火車站、汽車站、碼頭，在一段時間內擠滿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和送行的親朋好友，鑼鼓喧天，口號不斷，慷慨激昂，氣勢如海鬧潮，絕沒有後來一些文藝作品所描寫的悲悲切切，慘不忍睹。

這場本世紀以來最大的一次人口遷徙運動，至今也統計不出一個詳盡的數字，從而無法標明多少家庭被牽動，多少青年學生投身進去。但據筆者瞭解，能稱為有知青經歷的一代人應不少於3000萬。實際上，凡是家中有學生青年的，當時絕少不被波及，就是高級領導幹部也無不按毛澤東的指示，將子女送到農村去。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董必武等都有晚輩上山下鄉，就連紅極一時的陳伯達，也將兒子送到內蒙古草原。至於部長、將軍們的公子、千金更是在許多插隊點出現，不足為奇。特權在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中喪失殆盡，何況這些人當時也沒有特權。

這場一波又一波的上山下鄉運動隨着社會秩序的安定而慢慢平息。最後一個小小的浪花，是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稍瞬即逝的華國鋒掀起的，他以當時中共中央主席的身分將中學畢業的女兒送到了北京市一個遠郊縣插隊落户，標誌着知青運動的即將完結。

大規模知青返城浪潮是由雲南省農墾系統的四川與北京知青掀起的，他們打着“還我青春”的大旗由西雙版納鬧至昆明，又從昆明鬧到北京，終於驚動了中央政府。根據當時“撥亂反正”的決策，各地知青們都被允許回到故鄉城市。

知識青年的歷史作用，也許要到很久以後才能準確地給以評説，孰是孰非，甚至可以説為中國廣大農民率先進入改革行列，多少打下了些文化基礎。

筆者曾在雲南插隊，剛進入亞熱帶雨林時，發現那裏一個自稱沙族的部落羣的女人不知胸罩與內褲為何物，不懂得往水田中施肥能高產的道理。而一年之後，沙族女人們都戴上了胸罩，穿上了內褲，水田經施肥後畝產翻了一番。在更多的山區裏，孩子們是經過知青傳播才知道了飛機、火車、電話，知道了打籃球，打乒乓球，踢足球。

當然，從眼前來看，獲益更多的是知識青年本身。上山下鄉的人生經歷註定使這一代人身上充斥着民族責任感和義務感，把其對祖國的苦戀昇華為對人類的摯愛，他們的生存能力和適應社會的能力大大加強，遠非後來的知識分子所能比擬，他們將理想與現實相結合，從不停息創造生活的慾念和行為，成為中華民族的棟樑之材。

在恢復高考制度以後，一大批知識青年進入高校學習，被稱為“老”大學生。教育界一致認定，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是大學校園內學習風氣最濃郁的黃金時代，而隨着知青大學生的消失，便每況愈下。

知識青年們回城以後，進入到各行各業，為新時期的繁榮昌盛增添了不可估量的活力。其中湧現出不少社會名流，如演員劉曉慶、潘虹、姜昆，導演田壯壯、陳凱歌、張藝謀，作家張承志、王安憶、史鐵生等。還有眾多的企業家、改革者、科學家、學者。

有過知青經歷的一代人是以個體存在的方式出現在眾多的國度之中。其間到達最遠點———南極的有北大荒知青出身的記者兼作家陳可雄。

有人將歷時至今仍不衰弱的出國現象稱為“洋插隊”，有意無意與這一代人前期的行為聯繫起來，説明這一代人影響力的經久不衰。筆者則稱之為“後知青現象”。

這是有過知青經歷的一代人原動力發動之後的慣性所為，他們總在力圖創造一種對他們來説是全新的生活，這種生活對他們有着永不消失的魅力，足以吸引他們義無反顧地去追求和獲取。

還可以理解為：這是對生命意識的破譯，對青春無悔的解讀，對自身價值的闡釋，簡單講，是對一代人的自我認定和尊重歷史的碑銘。

全部青春消失在知青運動之中，因而不希望知青在歲月的長河中消失，如同紅軍老戰士講長征，解放軍老戰士講三大戰役一樣，老知青永遠在講着上山下鄉。

任何成功者絕不以成績來炫耀其偉大和輝煌，這應由別人去讚頌，而自己總是講艱辛、磨難、奮鬥的過程。

知青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知青的故事已經被年輕一代稱為“古”時候的事，有過知青經歷的一代人也不尋求任何理解，因為尋求理解是弱者無可奈何地嘆息，但是，知青的起源、發展，必定成為史學家們不能不關注的課題。

後知青現象是不容忽視的，北京很紅火的老插餐廳、紅土地餐廳、黑土地餐廳、黃土地餐廳、老三屆餐廳及雲南知青旅遊節的出現，也是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