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

福建人移居海外已有上千年曆史。早在唐代，泉州地區就有商人到東南亞一些港口城市經商，並有人在呂宋等地定居。宋元時期，爪哇就有了漳泉人的聚居聚落。每年冬春季節，福建人乘着東北信風揚帆出海，帶着自產的鐵鍋、棉布等到東南亞一帶做商品貿易。

明代，福州是鄭和下西洋的重要駐泊地和開洋地。大批富有航海經驗的閩籍人士，隨其出使遠航，也為大批福建商人和手工業者前往東南亞各國經商和謀生提供了機會。他們中的一些人留下來與當地婦女通婚，後代散居於今天的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其中的男性稱為峇峇，女性則稱為娘惹，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峇峇孃惹文化。

明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巡撫涂澤民關於開放“海禁”的奏請得到朝廷批准，在漳州月港（在今龍海）設立對外通商口岸，允許當地民眾到東南亞從事海外貿易，福建出洋謀生的人數陡增，並在呂宋羣島、爪哇羣島、馬來半島等地形成許多華人聚居區。 ^[5] 

明朝中後期，朝廷開始厲行“海禁”政策，由明至清（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儘管經歷了改朝換代，但“海禁”政策卻是一脈相承。同樣不變的是，大批福建人依然選擇衝破萬難下南洋。清代著名學者藍鼎元在《論南洋事宜書》中説：“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生存的壓力加上骨子裏的冒險精神，讓福建先民義無反顧地乘上一條木船，駛向無邊無際的大海，生死一搏。 ^[5] 

明清時期，廣東潮汕地區海盜橫行，中原王朝屢次征討。在朝廷軍事鎮壓下，這些大海盜戰敗，率船隊和人員流散於東南亞，有的還在東南亞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東南亞因此成了潮州海盜最後的退身之地，而他們演變成為潮汕人移居海外的先驅，也為海外潮商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6-7]  。當時的潮汕人是靠坐着紅頭船下南洋，紅頭船也成為了潮商最鮮明的標誌。 ^[10-11] 

明代，閩粵地區的著名大海盜張璉、吳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鳳都先後出沒於海南，其時東南亞地區又是東方海盜銷贓貿易中心，為了逃避政府軍的追剿，許多海盜經由海南逃竄到東南亞各地 ^[9]  。當時東南亞很著名的海盜王是陳祖義，祖籍廣東潮州，明朝洪武年間全家到南洋。陳祖義盤踞在馬六甲十多年，集團成員最鼎盛時超過萬人，戰船百艘。雄霸於日本、南海、印度洋等海面。劫掠過往船隻達萬艘，攻打50多座沿海鎮城。 ^[8] 

自16世紀起，西方殖民者通過地理大發現進入東南亞，為了掠奪這裏豐富的自然資源，從閩、粵沿海地區招募青壯年到殖民地去充當苦力。

例如1519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國東南沿海招募漁民、船民到東印度。從17世紀20年代起，荷蘭殖民當局也開始從閩、粵招募華工，興建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人還將製糖技術帶到巴達維亞，帶動了當地的甘蔗種植和製糖業發展。19世紀前期，歐美各國相繼廢除奴隸貿易制度，各歐屬殖民地及美洲的路礦、種植園均缺勞動力，故轉向中國沿海通商口岸尋求替代黑奴之苦力。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允許華工出洋。此外，隨着人口激增，地少人多，農民生活日益貧困。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現了華工出國潮。這些被掠賣的“契約華工”（俗稱“豬仔”）的籍貫大多是廈門同安、泉州、漳州。據統計，在1876—1898年的短短23年間，僅從廈門和汕頭兩地出國往東南亞各地的華人共達285萬人。

廣東梅州鬆口古鎮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明末清初，鬆口人口爆滿只能紛紛遷移外地謀生，其中有部分外出南洋羣島謀生，他們首先要經過的便是鬆口港，故而鬆口港成為客家人海外遷徙的第一站。 ^[3] 

從農民、手工藝人到落第秀才，困於生計的先民就是這樣成千上萬，一批接一批地懷抱着微薄的夢想，踏上未知的茫茫出國路。儘管“契約華工”是一部充滿血淚、受盡凌辱的苦難史，在異國他鄉，他們卻以中國人特有的堅毅和勤勉，成為在僑居國礦山開採、園林種植、公共設施修築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也在生存的磨難中為自己種下一顆希望的種子。 ^[5] 

大量的華人湧入東南亞後，對當地的生產、生活以及經濟建設，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許多華人在僑居國從事商業活動，負責管理海外貿易，收購當地土特產，銷售該國貨物，從而形成一個溝通中國與海外貿易的商業網絡。這些人也多為當地政府所倚重，暹羅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沒有華僑，宮廷什麼買賣也做不成”。另一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華人從事手工業，烤麪包師、裁縫、鞋匠、金匠、銀匠、雕刻師、鎖匠、畫家、泥水匠、織工，幾乎無所不包。從事農業、園藝和漁業的華僑人數也很多，他們同樣在當地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東南亞經濟發展過程中，工礦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華人是當地金礦的唯一經營者。礦工人數最多時曾超過9萬，每年生產的金礦砂一般都在百萬盎司(1盎司等於 28.35克)以上。19世紀以前，馬來西亞的錫礦也幾乎全部是由華僑開發。當地許多被稱作“錫湖”的大型錫礦區，都是華僑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正是由於華僑的辛勤開採，馬來西亞的錫產量在很長一段時間佔據世界錫總產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國人，就這樣成了當地經濟開發的主力軍。他們的勤奮與努力，改變了所在國經濟落後的狀況。就連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鹹也承認，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税入……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就今日之馬來半島。”“馬來政府及其人民，對於如此勤奮耐勞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

華人在改變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很多人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東南亞華人，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豪、千萬富豪。

與此同時，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前總理他信是華人。在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在馬來西亞，華人從政並取得成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下南洋”成為堪與“闖關東”、“走西口”相媲力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樣有“推-拉”合力的驅動。推力方面，“經濟壓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調查顯示，因“經濟壓迫”而出洋者佔69.95%。拉力方面，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中，勞動力的需求量旺，供不應求，就業機會正多。而且，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甚至採取了“最吸引人的條件”，如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個州砂拉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國王)二世執政時期，就頒佈了一個特別通告：給移植者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砂拉越。這對無業失業的流民來説，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對流入地來説，華工一直是南洋開發的生力軍，他們是廉價的用之不竭的勞動力資源。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鹹説，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税入。……作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繼續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成今日之馬來半島馬來政府及其人民，對於此勤奮耐勞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李長傅：《中國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運動，對流出地同樣發生深刻影響，它對緩解“經濟壓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劍雄等先生所著《簡明中國移民史》中，有一個簡單的計算：從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閩、粵兩省輸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萬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長，緩解當地的人口壓力，至少可以減弱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振盪。

“下南洋”與“闖關東”“走西口”，被並稱為近代中國的三次移民潮。每當新老政權交替之時，不堪戰亂的百姓與沒落的權貴都會紛紛移居海外，東南亞因為易於到達而成為中國移民出國的首選之地。

如今，中國人的腳步已經遍及全世界。而海外華人中最大的一個羣體，就是東南亞華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幾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的開拓者的後代。據不完全統計，印尼兩億人口中，約一千萬是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六百萬。泰國六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二千萬，佔了將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萬人，華人約佔75%，是海外華人佔所在國人口總數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

華人在改變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很多人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東南亞華人，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豪、千萬富豪。

與此同時，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印尼總統瓦希德曾向媒體承認自己有華人血統，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前總理他信是華人。在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在馬來西亞，華人從政並取得成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人下南洋則是為了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當時英荷殖民統治下的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推出了許多優惠政策，比如給移民免費土地、臨時住所、交通工具，甚至免費的食物，許多中國人，尤其是華南各省的老百姓，或拖家帶口，或單身一人，滿懷着希望與夢想來到南洋。

南洋是明清民時期稱呼東南亞較深區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及其水向型附近區域（一是南亞的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印度海岸，而阿拉伯海西岸屬西洋了；二是印尼東方的澳洲北部即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羣島，三是菲律賓羣島以東的帕勞羣島等西太平洋羣島）。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當今東盟十國在內的廣大區域，包括馬來羣島、菲律賓羣島、印度尼西亞羣島，也包括中南半島沿海、馬來半島等地。而廣義的南洋還包含當今的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諸島。

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來自全國大部省份，但福建、廣東人佔據大多數（95%以上），這與其地理、人文因素及有關係。閩、粵兩省海岸曲折，老百姓與海相習；兩省距離南洋較近，往返方便，路近費省，較去拉美等地更具“可選擇性”。

明末清初，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抗清失敗的明軍餘部，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明亡後，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將家眷3000餘人、戰船50餘艘到達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塊地方因此被稱作“明鄉”。1659年，跟隨永曆帝流亡緬甸的官兵眷屬，有的逃亡暹羅(今泰國)，有的被安置在緬甸邊遠地方，今緬甸北部的桂家與敏家都是這些官兵的後裔。

歷史進入21世紀，中國人“下南洋”的腳步並沒有停止，但原因和動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今，中國人的腳步已經遍及全世界。而海外華人中最大的一個羣體，就是東南亞華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幾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荊斬棘的開拓者的後代。據不完全統計，印尼兩億人口中，約一千萬是華人。馬來西亞兩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六百萬。泰國六千五百萬人口，華人約二千萬，佔了將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萬人，華人約佔75%，是海外華人佔所在國人口總數比例最高的一個國家。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社會封閉、穩定，人們被安置於一個個固定地方，民間商業大體消亡、而且漁民沒有漁業自主權而不去深海冒險作業，民間百姓走南洋活動一度消失（因此也出現了南沙危機）。

改革開放後，外貿發展，人流自由，與南洋小複流，但南洋區域已從歐洲列強那裏獲得獨立、人口規模大了、又社會穩定，因此華人移民只是個別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