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考功崔虞部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嘆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説。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幹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何如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

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説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1]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陽（今河南孟州）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因其常據郡望自稱昌黎韓愈，故後世稱之為韓昌黎；卒後諡“文”，世稱韓文公。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及第，先後為節度使推官、監察御史，德宗末因上疏時政之弊而被貶。唐憲宗時曾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諫阻憲宗奉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穆宗時歷任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在文學上主張文以載道，其散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並稱“韓柳”。詩與孟郊並稱“韓孟”。其詩力求新奇，有時流於險怪，對宋詩影響頗大。有《昌黎先生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