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總工會

1925年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的領導，統一上海各工會的組織，黨中央決定成立上海總工會。1925年5月2日，李立三就根據黨組織決定，召集24個團體代表開會，組成了上海總工會籌備會。

1925年5月18日又在會文路榮業裏開籌備會成立大會，通過了工會章程，選舉李立三為會長的籌備董事會。24日左右，總工會在寶山路開始活動。

31日，李立三與總商會談判結束，迫使其簽了罷市令以後，根據黨中央的決定，連夜在寶山路又召開了各工會代表會議，宣佈代表21萬工人的上海總工會正式成立，夜11時推選出李立三、劉華、孫良惠、楊之華等為上海總工會委員，公推李立三為委員長，劉華為副委員長兼組織部主任，孫良惠為宣傳部主任，楊之華為女工部主任。隨後，劉少奇到上海，也參加了總工會的領導，任總工會總務科主任（相當於秘書長）。上海總工會的成立，標誌着上海工人運動從分散的狀態開始轉向集中的有組織的活動，也再次把李立三推向了代表上海數十萬工人進行生死鬥爭的第一線。

1925年6月1日，上海總工會在上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擔任會長。領導30餘萬工人總罷工，5萬餘學生罷課，絕大部分商人罷市。總工會宣佈從1925年6月2日起實行思同盟罷工。提出了"懲辦打死工人、學生之兇手，並賠償損失"，"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權力"等7項條件，表達了"齊心奮鬥到底"，"不達到以上七項條件決不上工"的堅強決心。

2日，散發傳單的工人與日本巡捕遭遇，被日巡捕開槍打死2人，重傷3人。小沙渡工廠工人被廠方協同槍殺4人，沉屍蘇州河中。

3日，楊樹浦恆豐紗廠的日本人又槍殺號召罷工者1人，傷2人，並打死過路1名大學生。

連日的槍殺事件激怒了上海人。罷工的工人達20多萬人，罷課學生5萬餘人，大多數商人開始罷市。至8日，各國迅速派軍艦進入上海，其中日本5艘，英國4艘，美國13艘，法國3艘，意大利1艘，"海軍陸戰隊"、"萬國義勇隊"在上海登陸，並進入租界區駐防。北京、廣州、青島、武漢、天津、南京、重慶和香港等許多城市約1700多萬羣眾，不顧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殘酷鎮壓，先後起來響應上海人民的革命鬥爭。

1925年6月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大屠殺告全國民眾書》，説"血肉橫飛的上海，現在已成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屠殺場了!"

與此同時，長沙、青島、天津、廣州等數十個城市的羣眾亦紛紛罷工、罷市、罷課，次聲援上海工人。上海各界組成此次"三罷"的領導機構 一 上海工商學聯合會。

1925年6月7日，該聯合會向公共租界當局正式提出交涉條件。條件包括:解除巡捕、商團之武裝;懲辦兇手，賠償損失，優待工人，不得虐待華工;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並不得因此次罷工開除工人等。

北京政府也迅速作出反應。至11日先後3次向外國駐華使團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停止類似惡性衝突，雙方進行談判。

16日，北京政府派蔡廷幹為代表赴滬;英、日等國也派出了6名代表，雙方開始談判。談判前，租界當局被迫釋放了被捕人員。

1925年6月26日，上海商人宣佈單獨復市，退出"三罷"運動。罷工的工人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策動罷工的中國共產黨決定改變罷工策略，以一定的經濟要求及地方性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逐步復工，以等待時機，積蓄力量。

28日，日資紗廠工人同日方資本家不得攜帶武器，撫卹顧正紅家屬1萬元，賠償工人罷工期間損失10萬元，處分兇手等。上海各行業的罷工工人陸續復工。

"五·卅"運動地從1924年開始高漲的革命運動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是大革命高潮的開端，標誌着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 ^[1] 

1925年8月，上海地委改組為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上海區委，又稱江浙區委)。上海區委書記先後為尹寬(尹碩夫)、王一飛和羅亦農。工農部主任汪壽華(負責對內工作)、李立三(負責對外工作)，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汪壽華(兼)。民國15年(1926年)2～6月，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職工部主任和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均由汪壽華擔任。1926年6月一16年(1927年)2月，上海區委職工部主任汪壽華，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汪壽華(兼)、李震瀛(李泊之)。民國16年(1927年)4月，陳延年(少堂)接替羅亦農為上海區委代理書記；趙世炎為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四一二政變以後，民國16年(192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局派李立三、周恩來、魏金斯基到上海與上海區委的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組成特務委員會，領導上海黨的工作和工運工作。同時，上海區委職工部等工作機構主要領導人不再稱主任，改稱部長，趙世炎任職工部長。

1927年6月成立中共江蘇省委兼上海市委。省委書記為陳延年，旋即被捕，趙世炎代理省委書記，趙於7月被捕，王若飛任代理省委書記至8月。1927年8月～17年(1928年)2月，鄧中夏為省委書記，鄭覆他為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秘書為項英。1928年2～5月，項英為省委書記，鄭覆他、吏文彬為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1928年5～10月，李富春為代理省委書記，徐炳根為工運負責人，馬玉夫為上海總工會負責人。11月後，省委書記為徐錫根，馬玉夫、王克全為職工運動委員會負責人。

1929年8月一1930年6月，徐錫根任職工運動委員會負責人，先為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後改稱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30年7～10月在上海成立江蘇省總行動委員會，書記先後由李立三、羅邁(李維漢)擔任，徐錫根任該委員會的工會負責人。1930年10月～20年(1931年)1月，中共江蘇省委改建為中共江南省委，羅邁任書記，沈先定任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1931年1月，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中共江南省委改組為中共江蘇省委，至1935年1月，江蘇省委書記先後為陳韶玉(陳紹禹、王明)、王雲程、史通(章漢夫)、袁孟超(宋三、袁家鏞)、孔二(孟慶發、孟慶祥)、趙躍珊(趙玉龍、趙立人)、寶爾(許寶野、許文藻)、王明德。在此期間，省委的工人運動負責人先後為沈先定(職工運動委員會負責人)、陳治平(職工部部長)；上海工會聯合會黨團書記先後為徐錫根、殷鑑、劉少奇、饒漱石、楊尚昆、袁盂超、孔二、趙躍珊、薛尚實、鈕振羣等。

1935年1月，江蘇省委遭到嚴重破壞，上海地方黨組織的統一領導機構不復存在。當年至1936年，領導上海工人運動的是全國總工會白區執行局(又稱上海執行局)，領導成員有饒漱石、夏爵一、鄭文卿、馬純古等。

1936年2月，中共江蘇省委臨時委員會成立，書記鄧潔。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峯到上海。年底，馮雪峯領導組織了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臨委)，王堯山(宋書模、路丁)任書記。

193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暫定由劉曉、馮雪峯等組成三人團，作為上海黨的領導機構。在三人團領導下，成立兩個委員會：工人工作委員會，林楓(宋書常)任書記，吳仲超、馬純古為委員；羣眾團體工作委員會，王堯山任書記。10月，劉寧一到上海蔘加工運的領導。11月，中共江蘇省委員會在上海成立，至民國32年(1943年)初撤銷。這期間劉曉任省委書記，劉長勝任副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在三人團工作基礎上，建立工人運動委員會(工委)和職員運動委員會(職委)，領導上海工運工作。從1937年11月～1945年9月，工委書記先後由林楓、劉長勝(兼)、馬純古、劉寧一、張祺擔任。職委書記先後由顧準、彭柏山、陸志仁擔任。民國32年(1943年)4月一34年(1945年)9月，中共中央華中局敵區工作部(後稱城市工作部)，取代中共江蘇省委作為上海地方黨組織的領導機構，工委和職委也改為其下屬機構。

解放戰爭期間，1947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5月6日改為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和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中局在民國34年即1945年8月9日宣佈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劉長勝為書記。

1947年9月張承宗任書記，領導上海黨的工作。工委書記為張祺，副書記為馬純古。職委書記先後由陸志仁、梅洛擔任。 ^[1] 

1925年1月，中共四大總結國共合作以來的經驗，指出應當利用合法進行鬥爭，儘可能公開工會組織，同時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明確無產階級要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處於領導地位。在這一方針指導下，上海共產黨組織領導廣大職工投入反帝反封建鬥爭。1925年5月，上海爆發了五卅運動。中共中央當即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組織行動委員會，建立各階級的反帝聯合戰線，發動全上海罷工、罷課、罷市，並迅速在全國發展，形成了全國全民的反帝愛國運動。它是國共合作後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風暴的起點，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下的上海及全國工人運動的第二次高潮。五卅運動中成立的上海總工會，在鬥爭中成為受到工人羣眾信任和擁護的工運領導機構。1926年10月，北伐戰爭開始。為響應和配合北伐進軍，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於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先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了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經過五卅運動和三次武裝起義的鍛鍊，發展了上海工人運動，壯大了共產黨的力量。

大革命後期，中共黨內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佔了統治地位。當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黨未能組織上海工人階級進行有效的反抗，大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開展土地革命。上海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在白色恐怖極其嚴重的惡劣環境中，前赴後繼，進行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英勇鬥爭，為推動中國革命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同時，這一時期也是上海工人運動受挫折最多，最為曲折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的前期和中期，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犯了三次“左”傾錯誤。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以城市為中心，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犯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中共江蘇省委貫徹中央指示，部署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準備實行上海第四次武裝暴動。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後的一個短時期裏，“左”的錯誤得到一定程度糾正。但是，不久又有抬頭。民國18年(1929年)11月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又確定要大力發展赤色工會，消滅黃色工會，準備武裝暴動的策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

1931年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取得統治地位，強調組織赤色工會，打倒黃色工會，不斷髮動罷工、飛行集會、示威遊行。幾次“左”傾錯誤，在工運方針上，都是不顧城市中敵強我弱，白色恐怖嚴重的實際，反對實行必要的退卻和防衞，而是強調向強大的反動統治實行進攻，直到“在一切鬥爭中去準備武裝暴動”；在組織形式和鬥爭策略上，拒絕利用合法和積蓄力量，只要赤色工會，打倒黃色工會，反對必要的妥協。對領導城市工人運動的這些錯誤方針和策略，曾遭到中共中央職工部長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劉少奇等的反對。劉少奇主張在羣眾工作中儘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以便黨的秘密組織能在這種羣眾工作中長期地積聚和加強力量；並在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上發表文章，批評“退出黃色工會”的策略。但他們的正確意見不但沒有被接受，反而被指責為犯有“機會主義路線錯誤”被撤銷了領導職務。這種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錯誤方針，導致上海工人運動遭受嚴重損失。

上海總工會會員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仍有28萬人，以後幾經鋭減，1930年6月，赤色工會會員僅2 000多人，1931年又減為666人，1933年後已寥寥無幾。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遵義會議後，“左”的錯誤開始得到糾正。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方針和白區工作正確原則，強調要“奪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要積蓄工人羣眾雄厚的力量，以準備決定勝負的戰鬥”。瓦窯堡會議後，劉少奇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主管白區工作。他在總結白區工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關於白區工人運動的理論和策略：(1)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黨的城市工人運動的方針是防禦為主，爭取羣眾，積蓄力量，以準備將來決定勝負的戰鬥；(2)必須儘可能地利用一切合法形式和合法機會去組織領導工人鬥爭，包括利用黃色工會；(3)必須注意鬥爭策略，適可而止地停止戰鬥；(4)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的口號下，同工人中各派領袖建立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中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原則。民國25年(1936年)8月，中共中央致北方局及各級黨組織的信，肯定了劉少奇的白區工運策略方針。

上海工人運動正是在上述策略方針指引下，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根本轉變，變城市中心論為農村武裝鬥爭為主，城市工人運動加以支持和配合；變孤立自己的關門主義為聯合一切抗日力量的統一戰線；變急性暴露的冒險主義為從長期着眼積蓄力量，以待最後決戰時刻的到來。在正確方針的指導下，上海工人運動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周恩來途經上海，要求上海工人運動圍繞堅持抗戰的總任務放手發動羣眾，組織羣眾，充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工作中要實行隱蔽原則，注意保存積蓄革命力量，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結合起來，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又要反對冒險主義。

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給江蘇省委指示中指出：“在敵人佔領的中心城市中，應以長期積蓄力量保存力量隱蔽力量，準備將來的決戰為主”。

1940年5月和12月，毛澤東從戰略高度，兩次完整地提出了中共的白區工作方針，即“廕庇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這16字方針同時也是中共中央指導白區工人運動的方針。

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在領導上海工人運動中，堅決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方針和白區工作16字方針。在抗日戰爭初期，發動羣眾成立救亡團體，掀起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有力地支援了八一三淞滬抗戰，並在救亡運動中重建了中共江蘇省委及各級組織。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在艱難複雜的租界“孤島”環境下，通過工人夜校、聯誼會、互助社、劇團等組織，採用節約救難、捐募獻金、義演義賣等各種名義，開展羣眾性的抗日救亡活動，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支援抗日武裝鬥爭和革命根據地，並在鬥爭中積聚和發展革命力量，鞏固和擴大工運陣地，密切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與職工羣眾的聯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佔租界後，按照中共中央關於“更加深入廕庇精幹”的精神和“勤學勤業交朋友”的指示，避開敵人的打擊，團結羣眾分散靈活地開展對敵鬥爭，積蓄、發展革命力量，迎來抗戰的最後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堅持獨裁內戰的方針，中國共產黨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在鬥爭中揭露國民黨反動面目，聯合青年學生，團結各民主黨派、民族工商界、科技文化界、宗教界等愛國民主人士，掀起和平民主的高潮，推動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各業工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針對國民黨關於成立工會必須到市社會局登記的規定，中共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利用合法手段，發動羣眾組建工會時向社會局登記，爭取批准，使工會獲得合法地位。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把建立工會與維護職工切身利益相結合，先後開展了反對關廠、要求復工以及按生活費指數計薪等鬥爭。 ^[2] 

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統治區生產萎縮，市場蕭條，物價飛漲，人民求生存、反飢餓的要求日益迫切。1947年2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從實際出發，採取了從羣眾迫切要求解決的生活問題入手，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開展了全市職工爭取解凍生活費指數和學生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鬥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相配合，贏得了工人有條件解凍生活費指數，學生提高公費待遇。

1947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上海局要“靈活運用鬥爭策略”，“使一切羣眾鬥爭都為着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上海局結合鬥爭實際，提出“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口號，將上海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各界羣眾運動匯合起來，廣大人民進一步團結在黨的周圍，開闢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條戰線，配合人民解放戰爭，使南京國民黨政府陷於全民包圍中。

1948年，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陷入全面危機，大肆鎮壓人民革命運動，逮捕和屠殺工人、學生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蔣管區鬥爭要有清醒頭腦和靈活策略》的指示中，指出“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目前工作，必須有清醒的頭腦和靈活的策略，必須依靠廣大羣眾而不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重申“在城市方面，應堅決實行疏散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執行了這一指示，成功地保存和發展了革命力量，堅持隱蔽鬥爭，併為迎接解放和接管城市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1949年1月初，在京滬即將解放的形勢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裏應外合解放上海並做好接管工作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部署，廣泛發動羣眾，開展反遷移、反破壞、護廠護校鬥爭，並以上海工人協會(工協)的名義“統一上海工人運動，領導工人完成保護工廠、物資、機器之首要任務，採取具體辦法，防止破壞、遷移、盜竊，尤其是駐軍的破壞，儘量保證解放後立即恢復生產”。上海解放前夕，組建了一支以工人糾察隊為核心的包括各階層人民組成的6萬人的人民保安隊和4萬人的宣傳隊，開展護廠、護店、護校的鬥爭和統戰、策反工作，配合人民解放軍的進攻，終於使上海完整地得到了解放。 ^[1] 

上海市總工會主席：鄭鋼淼

上海市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沈軍 ^[5] 

上海市總工會一級巡視員：周奇 ^[6] 

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女職工委員會主任：桂曉燕 ^[7] 

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直屬機關黨委書記：丁巍 ^[8] 

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徐琿 ^[9] 

上海市紀委監委駐市總工會機關紀檢監察組組長：朱洪德 ^[10] 

上海市總工會掛職副主席：張立新、趙德關 ^[11-12] 

上海市總工會兼職副主席：朱雪芹、王曙羣 ^{[4]  [13-14]} 

上海市總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莊勤 ^[15] 

（參考資料） ^[16] 

2021年7月，中共上海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支部委員會被評為“上海市先進基層黨組織”。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