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

第1部：1949年春，上海剛剛解放。資本家們惶恐不安。滬江紗廠的總經理徐義德亦是憂心忡忡。早在解放軍還未攻打上海的時候，他就想好了自己的退路。然而他終於沒有走，他放不下在滬的家產。為了自身利益，他處心積慮地與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對抗着。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到來，並沒斷絕資本家的財路。經濟的不斷髮展，又膨脹了徐義德的政治野心。

為了擠進上海工商界上層聚集的“星二聚餐會”，他不惜一切手段。終於擠進“星二聚餐會”後，徐義德結識了批工商界顯要，有馬慕韓、潘信誠等。事實上，“星二聚餐會”便是這樣一些資本家對付中國共產黨的參謀部。徐義德為了擴大在“星二聚餐會”的勢力，又將他二姨太的弟弟朱延年拉了進來。朱延年是位藥品奸商，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敵視態度是十分頑固的。

第2部：進入20世紀50年代，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以長寧區委統戰部部長楊健為隊長的檢查隊進駐滬江紗廠。在檢查隊的領導下，工人們與徐義德展開鬥爭，紛紛揭發徐義德的“五毒”不法行為，控訴他在國家原棉中摻假，非法牟利，且使勞動強度增大並藉機挑撥工人關係等罪行，深受其害的女工湯阿英率先喊出了鬥爭的口號。楊健與年輕的廠黨支部書記深入開展工作，使深知徐義德底細的工程師韓雲程幡然悔悟，與徐義德徹底決裂。

在鬥爭大會上，會計勇復基也交出了徐義德的黑賬。在鬥爭運動中，徐義德消極抵抗，企圖矇混過關，但最後在發動起來的羣眾和揭發出來的事實面前，他不得不認識到，除了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他別無選擇。在福佑藥店，朱延年卻頑固不化，對抗到底。在黃浦區“五反”運動坦白檢舉大會上，他的罪行被店裏的進步青年童進揭發出來，當場被捕，入獄後拒不認罪，走上了自絕於人民的死路。

“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工人們生產積極性高漲，資本家垂頭喪氣，徐義德消極抵制生產等伎倆也行不通了。

第3部：“星二聚餐會”早在“五反”運動中自行解散。運動結束後，徐義德召集馮永祥、馬慕韓、潘信誠等舉行家宴，幻想着私營企業的前景。但民主改革運動接踵而至。以楊健為隊長的民主工作隊再次進駐滬江紗廠，以廢除不合理的舊制度、提高工人階級覺悟為宗旨，展開工作。楊健與餘靜配合工作，發動羣眾，控訴舊社會的罪惡。

隨着民政工作的深入開展，工人羣眾的覺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苦大仇深的女工湯阿英，在餘靜等人的幫助下，進步很快，最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了共同研究、對付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確保資本家的利益，馮永祥、馬慕韓等人成立了棉紡界聯誼會，並在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分會中謀取了重要位置。徐義德此時又故伎重演，通過馮永祥成為民建分會委員，以期得到政治資本和自我保護屏障。

第4部：隨着抗美援朝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日益鞏固，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已提到議事日程。這勢態使正準備擴大產業的徐義德大為心悸。他聽説對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化只沒收生產資料而不涉及生活資料時，甚至想逃往香港，走他當初的退路。當他了解到公私合營只是和平改造而不同於土地革命時，又改變了主意，他想先搞公私合營，擴大自己的經濟勢力，以引起政府的注意，為他在公私合營時增加資本，撈取利益和地位。

馬慕韓對公私合營的態度還是積極的，但在馮永祥、徐義德等人的勸阻和壓力下，也對政府採取了拖的政策，最終還是因怕失去表現進步的機會和影響個人前途，率先在棉紡業中走上了公私合營之路。

在馬慕韓的帶動下，上海市其他私營棉紡企業廠家，也都很快完成了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滬江紗廠也不例外，儘管徐義德並不心甘情願。工人們歡天喜地，餘靜成為紗廠的公方代表，並與志同道合的楊健結為夫妻，潛藏的國民黨特務陶阿毛也被揪了出來，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了淨化。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任何人也阻擋不了。滬江紗廠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與其他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私營企業一樣，迎來了新時代的曙光。 ^[3] 

1949年的春天，周而復到即將解放的上海工作，他想寫一部有關上海工人鬥爭生活的長篇小説，以反映上海的變化，但要求沒有被批准，他被分配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1949年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前夕，周而復隨華東局負責同志鄧小平等一同進入上海。上海解放不久，華東局決定成立統戰部，陳毅市長兼任部長。一天下午，陳毅約周而復到市長辦公室談話。他派周而復進入統戰部，參加文藝創作的實際工作。到統戰部任職後，周而復天天與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各民主黨派上海地方負責人以及各界愛國人士接觸，他在工作中要和上海各階層人士交流，周而復總要將當天經歷的最深刻的人和事寫進素材記錄本裏。

上海發生的鉅變，使周而覆在1952年春，開始構思小説《上海的早晨》。他原打算寫一部反映上海工人階級成長及其和民族資產階級矛盾的長篇小説，從1949年5月上海解放寫起，止於1952年，以“五反”運動作為高潮結束，計劃篇幅10萬字，以一部或者分上、下兩部來寫。但後來他發現“五反”運動以後，民主改革、總路線和公私合營等接踵而至，到1956年1月20日，對全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才初步勝利完成。在此期間，上海和中國最根本的變化，就是將資產階級私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也即公有制。“五反”運動只是變化的過程，而不是高潮，更不是最終目的，為此他決定改變原構想，以再現人類歷史上的這個空前變化——階級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 ^[4] 

1952年夏，“五反”運動已接近尾聲。周而復動筆開始寫作，他每天清晨寫作兩三個小時，加上節假日的時間，直至1954年3月13日終於寫出了《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初稿。他將初稿放入抽屜，準備一、兩年後修改、完善。之後，他開始寫第二部提綱和每一章的提綱。

1952年金秋時節，周而複利用休假，前往黃山，住進散花精合，開始創作第二部。但假期沒有結束，第二部也只寫了一部分時，他接到了出訪印度等國的通知。訪問結束後，他來到武康縣境內的莫干山，按照原先的寫作提綱，繼續寫作。1956年9月3日，第二部在上海完稿後，他將第二稿放進抽屜。

1957年11月12日，周而復將第一部初稿修改完畢。

1958年，《上海的早晨》第一部被《收穫》雙月刊全文發表，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上海的早晨》第二部部分章節先在文藝刊物發表和《北京晚報》連載，196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單行本。

1957年春，周而復開始寫第三部小説，但他工作繁忙，直至1961年底，第三部還未完成。時逢他患有慢性肝炎，前往廈門就醫，除治病外，其餘時間他進行第三部的寫作，並修改已經出版的第二部。

1962年4月，他將完稿後的第三部放進抽屜裏。與此同時，他開始寫第四部。第三部修改後，1965年交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但由於還需要改動，他繼續修改。然而他還沒改完，就捲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1968年2月21日，“造反派”對周而復及其《上海的早晨》進行攻擊、批判。

1973年8月，周而覆被“解放”回到北京，恢復了黨組織生活，但一直未分配工作。

1976年夏，受唐山大地震餘震的影響，正患腸胃潰瘍病的周而復先轉到南京，後移往武漢治療。在武漢，他每天早上3點起牀，伏案修改《上海的早晨》第三部，直至上午9時停筆。

1976年10月上旬，周而復將第三部改完後應廣州的朋友之邀，轉赴廣州趕寫第四部的第二稿。

1976年11月，他返回北京，後來周而復先後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兼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長等職務。

1979年，《上海的早晨》第三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1980年，《上海的早晨》第四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4] 

小説中的資本家代表。全中國解放初期，他就已經準備好了3條應付的防線：上海——香港——紐約。佈置周密，進退咸宜。他在給花紗布公司化紡的棉紗裏，摻入10—15%的“黃花衣”（一種次棉紗），非法牟取利潤，他參加“星二聚”餐會，”密謀與紡管局對抗；他派遣走狗陶阿毛打入工會，從事一系列的破壞活動。但是，在黨和政府的教育下，在日益提高覺悟的廣大工人面前，徐義德也時時感到一陣陣靈魂的震顫，表現出受到強大壓力後的某種覺醒。在“五反”運動中，他坦白自己的罪行，給自己提出幾條愛國守法的保證，在公私合營時，他經過反覆思考，決定申請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5] 

小説中的工人代表。她因為在舊社會，父親欠了無力償還的高利貸，她被壓榨、被凌辱後逃到城市工廠。她雖然沒有在深山“變成鬼"，但湯阿英在工廠中仍然要忍受非人的剝削和壓榨。後來，在餘靜等人的幫助下，進步很快，最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3]  [6]} 

小説中的資本家，福佑藥房的經理。上海解放後，他與徐義德等人一樣，以為在中國共產黨對資本家的温和政策下可以大撈一把，便向徐義德透支五千萬元，重新開張他那在解放前倒閉的福佑藥店。他用假藥來非法牟利，只要自己發財，完全不顧別人死活。他具有腐蝕幹部的全套經驗，開始時用吹噓自己的所謂“政治資本”以騙取信任，以後就把賄賂、美人計等伎倆，全部施展出來。在把不堅定的幹部拉下水之後，他就更加肆無忌憚的牟取非法利潤。他自己無恥地把他的福佑藥房稱為“幹部思想改造所”，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不法資本家。 ^{[2]  [3]} 

小説中的資本家，民建上海分會的常務委員、工商聯的執行委員，市政協的委員，是資產階級當中的比較進步的人物。他從復旦大學畢業出來兩年後就繼承了父親的一筆十萬紗綻的現代化的紗廠的遺產。他辦廠的目的和別人不同，是為了跨上政治舞台，他的一切活動都是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服務的。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的教育下，他比一般資本家進步快一點。空閒的時間，他回到家裏就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但是，他的“擁護政府的號召和措施”又“有一定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會在會上站起來代表工商界發言”，他的學習黨的政策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便於同政府和工人進行合法的鬥爭”。 ^[2] 

小説中的棉紡業前輩，老成持重。舊社會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工業的壓迫使他深受其害，他對中國共產黨趕走帝國主義列強是稱讚的，但對待中國共產黨對資本家的政策也是心懷不滿。 ^[3] 

小説中的工人，楊健的妻子。她在與資產階級鬥爭中逐漸成熟，公私合營改造成功後，她成為紗廠的公方代表，並與楊健結為夫妻。 ^[3] 

小説中的長寧區委統戰部部長隊長。他帶領檢查隊進駐滬江紗廠。在檢查隊的領導下，他與徐義德展開鬥爭，最終揭發徐義德的“五毒”不法行為，公私合營的社會改造成功後，他與餘靜結為夫妻。 ^[3] 

《上海的早晨》是一部全景式書寫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長篇小説。小説以民族資本家徐義德為主人公，真實地反映出1950年代前期各階級、各階層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通過描寫紗廠工人湯阿英逃離農村進上海當工人和仍在農村的父親、弟弟一家人的悲歡離合，反映了工人與農民的血肉聯繫；通過地主朱慕堂與資本家徐義德、朱延年的親戚關係，反映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血緣關係。小説從階級關係、階級，鬥爭以及資本主義私有工商業的侷限性等方面揭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展示了資產階級的歷史命運。 ^{[2]  [7]} 

《上海的早晨》中出現了大量城市景觀的描寫和日常生活的描述，小説中現代的上海主要是靠物質的堆積性描述呈現出來的，這種描寫並非是為了表現城市生活的豐富多彩，而是為了渲染城市這個資產階級腐朽文化的大染缸。日常生活的描寫也只是側重表現出資產階級生活的奢靡與混亂。小説中城市景觀與反面人物角色往往是被捆綁在一起的。

小説描寫的城市人主要是資本家和工人。從小説中可以看到大量對豪華佈景事無鉅細的客觀描述，對資本家衣着用度的渲染，這些資本家羣體的基本面貌是相似的，主要特徵都是鑽營投機、自私自利，在“三反五反”中都表現出觀望、猶疑、擔憂甚至恐懼的態度。作者對城市資產階級本質特徵的塑造仍延續以往所塑造的地主階級的為富不仁、殘暴、自私等模式化特徵。

小説在城市空間展示和城市人物羣體的塑造上的確具有豐富性。龐雜的資產階級人物羣體被作為塑造主體，城市意象的密集呈現，城市空間的突破，日常生活的迴歸等，但小説雖以城市為背景，以資產階級為塑造主體，但是作品的書寫其實是缺少城市意識的，依然沿用的是鄉村意識。 ^[8-9] 

2019年9月23日，《上海的早晨》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 ^[10] 

1988年11月下旬，改編自小説的同名電視劇《上海的早晨》在上海電視台正式播出。 ^[11] 

作家、文學教授王西彥：《上海的早晨》所描寫的是一個巨大的題材反映的生活面很廣泛。出現的人物也很多，而且包括各階層。作者在人物刻畫上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達到了一定的成就，就像我們在前面所談的那樣。不過，使我們感到不足的是，在這些人物身上，總得缺少屬於個人的東西。也就是説，他們體現了一定的階級共性，每一個人的性格特徵卻不夠鮮明、突出。 ^[2] 

作家閻綱：這部作品最突出的成就，在於刻畫出代表資產階級人物一一徐義德的鮮明形象，真實生動，富於生活氣息。作者對於坦白的前後處於各種複雜關係中徐義德矛盾的心情，描寫得十分細緻，顯示出老作家的創作才能。而通過這個人物，我們具體地看到了一些大資本家的生活特點。 ^[2] 

周而復，原名周祖式。安徽旌德人。中共黨員。1938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國文學系。20世紀30年代參加左翼文藝活動和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歷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文學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共重慶市委黨刊《羣眾》編輯，《新華日報》、新華社特派員，《文學叢報》《小説家》《小説》《收穫》編輯，香港《北方文叢》主編，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工委文化工作委員會副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秘書長，上海市委統戰部、宣傳部副部長，全中國第五、六、七屆政協委員及副秘書長，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作協顧問、名譽委員等。著有長篇小説《上海的早晨》《白求恩大夫》《長城萬里圖》等，中短篇小説集《山谷裏的春天》，長篇敍事詩《偉人周恩來》《周而復散文集》（四卷）等。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