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東南醫學院

根據民國政府教育立法變化要求，1930年1月，東南醫科大學改稱東南醫學院。

安徽醫科大學為省屬重點大學，是教育部、國家衞計委和安徽省共建高校，躋身國家“中西部高校基礎能力提升工程”，是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承擔高校。

學校前身是1926年創辦於上海的東南醫科大學，1930年更名為東南醫學院，1949年底響應中共中央華東局“面向農村，走向內地”號召，內遷安徽懷遠，成為安徽省第一所高等醫科院校。1952 年遷址合肥，改名為安徽醫學院。1985年更名為安徽醫科大學。

學校將現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題詞“好學力行，造就良醫”確立為校訓，弘揚“愛國愛民，獻身人類健康”的光榮傳統，秉承“興國、奉獻、仁愛”的育人理念，倡導踐行“求真、求精、求新”的優良學風，致力於建設高水平醫科大學。

學校現有梅山路校區、翡翠路校區、東校區、巢湖臨牀醫學院院區等4個主要校區，校園佔地面積1820畝。有直屬教學機構16個，直屬附屬醫院6所（第一附屬醫院、第二附屬醫院、第四附屬醫院、附屬巢湖醫院、附屬阜陽醫院、安徽省口腔醫院），非直屬附屬醫院9所（附屬省立醫院/安徽省立醫院、第三附屬醫院/合肥市第一人民醫院、附屬合肥醫院/合肥市第二人民醫院、附屬安慶醫院/安慶市立醫院、附屬六安醫院/六安市人民醫院、附屬宿州醫院/宿州市立醫院、附屬婦幼保健院/安徽省婦幼保健院、附屬省兒童醫院/安徽省兒童醫院、附屬心理醫院/合肥市第四人民醫院）。 ^[1] 

東南醫學院創辦於上海南市，前身為東南醫科大學。

私立東南醫科大學、私立亞東醫科大學、私立南洋醫科大學，三校校址都在南市，且前後關聯。

1925年秋，滬軍營路私立亞東醫科大學因罷課學潮停辦。該校兼職教授郭琦元等於1926年5月在亞東醫大原址創辦私立東南醫科大學。同時成立以留日醫學人士褚民誼為首的校董會，郭琦元任校長。1926年9月開學。

創辦初，僅設專科。在校學生除原亞東醫大全體學生和東南醫大第一批新生外，還有廣州光華醫專轉來的部分學生，共計400人。1927年，學校仿照德、日學制，改辦為本科5年制，並設預科。1930年1月，改稱私立東南醫學院，經教育部批准立案。

1918年顧南羣創辦南洋醫院于山海關路，同時籌設南洋醫學專門學校。醫院由於業務發展遷至南市黃家路83號，山海關路院舍開辦醫專，顧南羣任校長。1922年聘虹口福民醫院院長日籍醫師頓宮寬博士為名譽校長，顧南逵任校長，遷校至南市黃家路。1924年增設預科，改組為南洋醫科大學。有學生200餘人,另租薩坡賽路（今淡水路）臨時校舍。1926年，學校遷至淮安路。1929年更名私立南洋醫學院，教育部批准立案。1930年秋，學校風潮迭起，1931年6月郭琦元接任校長，學院奉教育部令停辦。學生400餘人，多數轉入東南醫學院及同德醫學院、南通醫學院。

東南醫學院於1931年在真如桃浦西路購地建造校舍，建成後遷往真如，南市滬軍營路原校址改作附屬醫院。廢止預科，學制改為6年。1937年，日軍侵華，真如校舍毀於戰火。被迫遷至薩坡賽路229號上課。院長郭琦元因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負責人隨軍南下，教授張錫祺出任院長。

抗戰勝利後，東南醫學院遷至南市制造局路565號。當時學院有13個學科，30餘名專職教師，50張病牀，近8000平方米校舍。東南醫學院從建校到1949年的23年中，共培養畢業生1145人，湧現出一批有成就有影響的高級專門人才。

1949年12月，東南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遷到安徽懷遠縣。1951年6月22日，經中共華東局衞生部批准，東南醫學院由私立改為國有，並委託皖北行署正式接管，直屬中央衞生部領導。1952年10月改為安徽醫學院，校址合肥市。1985年更名安徽醫科大學。 ^[2] 

力挺內遷 建設內地 ――記“老東南人”湯蠡舟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也是東南醫學院內遷安徽60週年。在這喜慶的一年，我們不禁回憶起60年前東南醫學院內遷安徽的一幕幕。

東南醫學院原稱東南醫科大學。1926年5月，東南醫科大學誕生在上海南市滬軍營。1949年12月28日，東南醫學院內遷安徽。內遷後，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東南醫學院從此走上一條發展壯大的道路，成為當今的安徽醫科大學，為國家培養了數萬名高級醫學專門人才，為祖國和安徽醫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26年5月，留日歸國的郭琦元先生髮起，並邀請湯蠡舟和繆徵中在上海共同創建了東南醫科大學（1930年易名東南醫學院）。《中國科技史料》在“清末留日醫學生及其對中國近代醫學事業的貢獻”一文中提到：上海私立東南醫科大學是現在安徽醫科大學的前身，1926年由11名校董集資創辦，其中至少有七名董事有留學日本的經歷。該校的教職員有很多是留日歸國學生，重要職位多由他們擔當。1920年，上海留日學生顧南羣創辦私立南洋醫學院，1930年該校停辦，學生由東南醫學院接管。由此可見，東南醫學院的建立可以作為留日醫學生對中國近代醫學事業發展做出貢獻的一例。

從創建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的19年間，東南醫學院遭遇了日本侵略軍帶來的3次大難。第一次是1932年，日本侵略軍發動“一·二八”事件，在戰火中，地處真如的校內，圖書、儀器、標本等用品損失達10餘萬金，滬事協約告成後，才得以重新整理，開學上課。第二次是1937年8月18日，日機對中方非軍事目標濫施轟炸，位於真如，改作傷兵醫院的東南醫學院被炸燬，在這期間被日本侵略軍飛機炸燬的還有同濟大學、上海法學院、吳凇商船學校等。第三次是上海淪陷後，東南醫學院處境極其艱難，此時，創始人郭琦元和湯蠡舟因參加抗日戰地救護已經離開上海，由1930年回上海的留日眼科教授張錫祺艱難地主持醫學院工作，教授們連工資都難以領到，但仍堅持教學、辦校，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在上海淪陷的艱苦時期，東南醫學院得以維持，張錫祺教授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但是，在隨之而來的國民黨統治下，時局不穩，物價飛漲，社會動盪，持續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此時，上海共有高等醫藥院校7所，其中私立5所（含教會辦2所）和公立2所。東南醫學院是私立醫學院之一，有教職工41人，在校學生444人，應屆畢業生51人。面對人民政權建立後的新形勢和新局面，私立東南醫學院路在何方？

據李雨生、蔣本沂、黃叔仁等幾位老教授回憶，在上海解放後不久的1949年暑假，中共華東局有幾位領導來東南醫學院參觀，他們認為學校基礎學科教學人員的陣容頗為整齊，提出是否可以借聘幾位到濟南白求恩醫學院任教。校方認為，自己的教學力量不算強，借聘了就顯得更加薄弱，不如連根拔了，把學校遷往內地更好，因為在上海有6家醫學院（根據上海地方誌記載應為7所），實在集中過多了。華東局的領導很贊成。中共華東局一發出“面向農村，走向內地”的號召，東南醫學院就率先響應，1949月8月3日，在華東軍政委員會衞生部崔義田部長主持下，以湯蠡舟院長為代表，接受內遷任務，緊鑼密鼓地組織開展內遷前的各項準備工作。為了將學校和醫院的醫療器械和教學設施提前運至懷遠，還專門成立內遷工作委員會，湯蠡舟院長任內遷工作主任委員，蔣本沂教授（地下黨員）負責教職工方面，黃叔仁負責學生方面兼內遷工作秘書長。當時的安徽比較落後，部分師生對內遷工作有消極情緒，思想顧慮較多，工作難做。湯蠡舟院長四處聯繫，想盡辦法動員親友和同事來懷遠,如期完成了任務。當時動員來皖的親屬就有許達剛、許家榮、戴葆源等。當年12月27日，東南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開始整體內遷。在湯蠡舟院長的率領下，連續兩天兩夜未休息，於12月29日到達皖北懷遠西門崗。

在《上海地方誌》和《安徽地方誌》中分別有記載“12月27日 私立東南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開始遷往安徽省懷遠縣，隨遷340人，是為解放後上海首家遷往內地的醫學院及附屬醫院”；“29日上海私立東南醫學院響應中共中央華東局“面向農村，走向內地”的號召，遷至懷遠縣辦學”。隨即，中共皖北區黨委派陳韌同志等四人來東南醫學院，陳韌同志為政治協理員，加強了黨的領導。1950年元旦，在湯蠡舟的組織領導下，東南醫學院附屬醫院宣佈開診，設牀位100張。1951年2月，皖北區黨委派李廣濤同志來院擔任黨委書記。1951年10月，由“私立東南醫學院”改製為國有的“東南醫學院”，1952年8月稍後，更名為“安徽醫學院”。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醫學院走上了發展的光明之路。

在東南醫學院發展的歷史上，內遷到當時在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衞生事業上相對比較落後的安徽省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從現在來看，這樣做一是響應了人民政府的號召，支持內地的建設，順應了形勢發展的需要，順革命潮流而動；二是保持了東南醫學院的獨立發展。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進行了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留在上海的私立醫學院都經歷了調整。如果東南醫學院沒有內遷安徽，肯定也在調整合並之列，就不會獨立發展到今天的安徽醫科大學。因此，內遷之舉既符合國家之需，又開闢了自身發展之路。

湯蠡舟之所以能力挺和全力參與東南醫學院的內遷，是有其深刻內在原因的，他總是把自己的前途與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早在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的那一年，在日本留學的他也受到運動的影響，為了吸收新知識、新思想，與其他留學生相約各向“丸善書店”訂購進步的英美雜誌，大家輪流傳閲。1925年中，學成回國後，他首先去了廣州，參加北伐戰爭，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第一醫院的醫務主任。1926年中，才應邀回上海蔘與創辦東南醫學院。

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湯蠡舟就積極投身抗日戰地救護工作，30年代末期，加入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離開生活條件優越的上海，隨救護總隊，舉家一路西去到貴陽。在抗日戰爭末期，他擔任了第三任，也是最後一任總隊長。趙興讓先生在《新沂文史資料》“一段美好的回憶———記在太行山醫護八路軍傷病員”一文中寫道：1938年，日寇九路圍攻晉東南八路軍抗日根據地，太行山區傷病員增多，朱德總司令電告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長林可勝博士，請求派醫療隊前去為傷病員做醫療防疫工作。林可勝博士當即徵求所屬醫務工作者意見，並希望自願前去太行山從事醫療工作。醫務人員紛紛報名，共批准36人，我是其中的一員。赴太行山醫療隊組成後，總隊部在啓程前，由副總隊長湯蠡舟教授召集全體成員講話，他對這支醫療隊的組成作了説明，勉勵大家不辭勞苦去完成這一光榮使命。他指着一幅中國地圖説：“此次前往太行山八路軍根據地，生活上艱苦，路途上還要闖過‘三關’，那就是‘夜闖潼關’、‘偷渡黃河’、‘翻越中條’，才能勝利地到達目的地———晉東南八路軍總部，大家都是中華兒女、不甘做亡國奴的青年醫務工作者，這正是報效祖國的大好機會，願與諸位共勉之。”

1941年1月，國民黨製造的“皖南事變”前，湯蠡舟曾去過皖南新四軍總部，送藥品、器械，幫助訓練醫務人員。曾得到過葉挺軍長贈送的戰利品，簽有總部許多首長名字的日本旗大小各一面。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解散，湯蠡舟擔任了中國紅十字會副秘書長。國民黨政權在潰敗前，曾動員他去台灣。由於深感國民黨及其政府的腐敗，他毅然選擇返回東南醫學院，繼續從事他所創立的醫學院的醫療和教學事業。

1949月8月3日，華東軍政委員會衞生部領導崔義田會見湯蠡舟。其實，他們早已經相識。崔義田於1938年參加新四軍，1940年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軍醫處處長。湯蠡舟正是在這個時期去過新四軍總部送醫、送藥，認識了崔義田。湯蠡舟在六十一年的生涯中，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垮台、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發展和多次運動。長期的辛勞，使他終積勞成疾，於1957年10月去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湯蠡舟都迎身而上，投身其中。因而，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力挺和組織東南醫學院內遷也就理所當然了。

（作者：湯章城，湯蠡舟之子，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原院長，九屆全國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