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書對二世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蹠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蹠之慾淺也；又不以盜蹠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蹠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氵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説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説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扌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説忿爭之辯，故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史記·李斯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