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體石經

曹魏在洛陽立國後，太學再度繁榮起來。曹芳繼承皇位後，決心整理《熹平石經》碑石，並刻經石作為補充。於是就有了從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開始刻制的《正始石經》。

北魏時，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經的石碑。東魏建都鄴城，統治者欲通過水路將兩種石經一起從洛陽搬遷到鄴城，但運至今孟州市境內時，遭遇塌堤，近半石經掉入黃河，運到鄴城時，《漢魏石經》只剩下52塊了。

公元579年，北周統治者又將石經從鄴城遷回洛陽。

隋朝建立後，統治者又將部分石經從洛陽運入長安，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門改制成柱礎。

到唐朝初年，魏徵收集石經時，已“十不存一”了。目前，國內所有《正始石經》殘碑存留的文字也不過2500餘字。 ^[1] 

【名稱】三體石經

【年代】三國魏

【材質】刻石

【字體】古文、小篆、隸書 ^[2] 

《三體石經》建於公元241年，三國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體寫刻，故名。三體石經刻有《尚書》、《春秋》和部分《左傳》共約二十八碑，是繼東漢《熹平石經》後建立的第二部石經。 ^[3]  《三體石經》，也名《正始石經》、《魏石經》，三國時期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立。書有古文、篆、隸三種字體。書寫者有衞覬、邯鄲淳、嵇康諸説，但無定論。刻本筆法與結構都很規正，常為初學者取作範本。但因其為刻石，字形較小，筆意有失真處。須臨寫各體需要有一定經驗才能真正領悟。----《古代碑帖鑑賞》 費聲騫

東漢的古文之學主要以私學的形式傳習，但漸成為學術的主流。曹魏代漢後，古文之學取代今文成為官學。公元175開始所立的《熹平石經》，立於太學，所刻都是今文本。曹魏立古文經後，太學石經只有今文顯然不合時宜，因此到241年（廢帝齊王芳正始年間），遂刊刻古文經於石，與今文經並立太學。

三體石經的內容，主要是《尚書》和《春秋經》。《尚書》當即馬融、鄭玄所傳的二十九篇古文尚書。《春秋經》當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十二篇本《春秋石經》，而不是今文家的十一篇本。

另外，《隸續》所錄三體石經有《左傳·桓公七年》9字，《左傳·桓公十七年》26字。馬衡認為《隸續》所收《左傳》遺字是試刻，非正式刻文（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還有《論語》、《急就篇》以及其他出處不明的殘石，均為隻言片語，可能都是試刻。

三體石經的正式格式是每行二十字，每字有三體，直下排列。另有品字式，古文居上，篆、隸分列下方。品字式只見於《尚書》開頭的兩篇《堯典》與《皋陶謨》（三體直下式也有此兩篇）。另有古文一體殘石，古文、篆書二體殘石。《三體石經》在每一碑面刻有縱橫線條為界格。一字三體直下書刻，每面約33行，每行60字。每碑行數各不相同。王國維經推算認為最可能是35碑，馬衡根據1922年洛陽太學遺址出土的一塊石經，推斷正始石經應是28碑。

刊刻石經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以弘儒訓，以重儒教。此外，石經文字有校正文獻內容與文字、書體之功用，《魏書·列傳術藝》載：“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説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列傳·遊明根·劉芳》記：“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碑文刻成後，全國各地學生紛紛前來校拓，對其時文化的保存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體石經刻成後，與漢熹平石經並立於洛陽太學。自311年永嘉之亂始，王彌、劉聰陷洛陽，焚燬二學（《晉書·王彌傳》），石經應已有所損毀。從《魏書·馮熙傳》所記“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知北魏石經已被嚴重損毀，七零八落地分散了。537年（東魏孝靜帝四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579年（北周大象元年）二月，又自鄴還涉洛陽。586年（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後唐代魏徵予以收聚，十不存一。

《三體石經》拓本(4張)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洛陽白馬寺村南龍虎灘發現《尚書·君奭》篇殘石110字，古文佔36字，初歸丁樹禎，後歸周進。

1922年12月間，洛陽城東南三十里朱圪塔村發現《尚書·君奭·無逸》和《春秋·僖公·文公》殘石，而《君奭》篇正好與龍虎灘所出相銜接，原石大，估人從中折為兩段，共1771字，古文約580字，歸河南圖書館，後又出有《尚書·多士》和《春秋·僖公九年》殘石，共229字，古文佔76字。此外還有一百多塊碎石，小者1、2字，大者40餘字，散落在各收藏家手中，字數無法統計。

1945年，西安市許土廟街（為唐時中書內省舊址）首次發現三體石經《尚書·康誥》殘石一片，僅表刻，無背刻，共35字，其中古文佔11字。

1957年6月，在西安市距離上述出土地附近又發現石經殘石一片，表刻《尚書·梓材》篇，存10行33字，古文8字，背刻《春秋·文公元年二年》經文，殘存10行50字，古文15字。 ^[3] 

^[3] 

《三體石經》的古文，應和《説文解字》中的古文來源相同，但字形偶有不同，當是古書抄寫中訛誤所致。北魏江式在《論書表》中稱，《三體石經》“較之《説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説明石經的古文字法與書法，已經異於漢朝所傳的古文。《説文解字》中錄寫的古文，與發掘出土的戰國文字如長沙繒書、侯馬盟書、長沙簡策、中山國銅器銘文均不同，古文字學家張政烺説：“許慎所謂古文大約就是鄒魯（也許還有齊）儒生習用的文字。” 《三體石經》上書刻的古文，許多筆畫“頭粗尾細”，並且呈彎曲狀，像蝌蚪之形，但魏國古文的筆畫不是全部類似蝌蚪形，比如橫和豎，兩端尖鋭，中間粗，似柳葉狀，這是筆畫形態的特點。古文的結構特點，和秦篆比較，有的繁化，有的簡省。這些寫法與《三體石經》上的小篆異形，正説明古文是戰國時期“六國古文”的遺緒。曹魏時期，兼通儒學的書法家對古文的重視甚於小篆，所以三體中首列古文。在漢代，研究古文是為了讀通古文經，因此精通古文的書法家同時是文字學家。曹魏時期，儘管新書體時髦，但沒能動搖古文書法的地位。 ^[4] 

《三體石經》從宋代至二十世紀所見殘石，約得三千字以上，其中古文佔三分之一強，可得一千字以上，這個數字雖僅佔石經刊立時總數的四十九分之一，但石經的面貌已大體可見，特別是這一千多字的古文，在古文史上尤為可貴，漢語古文字學家曾憲通1980年將此一千多字古文加以整理，汰其重複，得單字四百四十文，再加粗略分類，得出如下幾個數據：

（1）、石經之古文同於《説文》古文者七十文，約佔總數百分之十六。

（2）、石經之古文同於《説文》篆文者一百五十五文，約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五。

（3）、石經之古文同於甲骨文及金文者八十七文，約佔總數百分之二十。

（4）、石經之古文同於六國文字者五十六文，約佔總數百分之十三。

（5）、石經之古文形體訛別不知所從者六十五文，約佔總數百分之十五。 ^[5] 

邯鄲淳衞覬嵇康三家説

關於碑文出自誰人之手，主要有邯鄲淳、衞覬和嵇康三種説法。

邯鄲淳是漢、魏間著名的書法家，蕭梁袁昂《古今書評》評其書“應規人矩，方圓乃成”。以邯鄲淳為《三體石經》書人出於北魏人江式的上表。北齊魏收《魏書》載江式514年（延昌三年）上表雲：“陳留邯鄲淳亦與（張）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閒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説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唐人李延壽《北史》所記載的也略同上説。宋人王應麟《困學紀聞》、清人閻若璩《尚書吉文疏證》、清人杭世駿《石經考異》、清人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考》及姚晉圻《漢魏石經考序》等皆從之。全祖望於《石經考異序》則認為是出於邯鄲淳而由嵇康書寫。此説（按：出於邯鄲淳之説）流傳甚廣，如台灣省林尹、高明主編的1968年版《中文大辭典》“石經”條；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的修訂版《辭源》“三體石經”條；俞劍華主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邯鄲淳”條及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全集·魏晉南北朝書法》“正始石經”釋文等皆取此説。

衞覬亦一代書法名家，劉宋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稱他“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謂衞覬為《三體石經》書人源於晉人衞恆《四體書勢》。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引《四體書勢》雲：“魏初傳古文音，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衞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馮登府《魏石經考異》及近人楊守敬《魏三體石經殘字跋》都主衞覬書，雲：“此石經即衞敬侯書，不然，石經失淳法與敬侯何涉而載之於《恆傳》耶？此亦從未經人道破者。”

嵇康的書法也很有名，尤精草書。唐人張懷瓘《書斷》謂“叔度（嵇康字）善書，妙於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列入妙品。説嵇康為《三體石經》書人是依據同時代人趙至親眼目睹。《晉書·趙至傳》雲：“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紹《趙至敍》亦云：“（趙至）年十四，人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清人朱彝真《經義考》、劉傳瑩《漢魏石經考》及周貞亮《魏三體石經殘石拓本跋》等皆據此非邯鄲淳書，主嵇康書。

除上述三説外，又有張揖和韋誕二説。案二説徵於史籍皆無確據，多出臆斷，故本文（按：即《魏〈三體石經〉書人略論》）不取。 ^[6] 

質疑三家説

邯鄲淳説質疑：查《後漢書·列女傳》公元151年東漢桓帝“元嘉元年”立《曹娥碑》，唐人李賢等注引《會稽典錄》雲：“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據1957年6月西安市出土的《三體石經》殘石，石經建於241年（魏齊王曹芳正始二年），距151年已達九十年之久，而邯鄲淳“時甫弱冠”，則到立石經時年至少當在百十歲以上，即使尚在人世亦已耄耋之極，斷無力擔當如此浩大的工程。

衞覬説質疑：據《晉書·衞瓘傳》，衞瓘“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查衞瓘被害在291年（西晉惠帝元康元年），“時年七十二”，則年“十歲”當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是為衞瓘卒年。而《三體石經》建於241年，時衞覬已卒12年，豈能來書寫石經。

嵇康説質疑：《晉書·趙至傳》雲：趙至卒於280-289年間（西晉太康中），“時年三十七”。以此推算，則他的生年當不會早於242年，據上考，時《三體石經》已經建立。而《晉書》和《趙至敍》卻又説他“年十四”，才見嵇康“於學寫石經”。如以趙至生於242年推算，“年十四”當在256年（甘露元年），時《三體石經》建已15年。可見嵇康此時來太學寫石經應是抄寫或摹寫之意，這同《後漢書》述《熹平石經》“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和《晉書》説石季龍“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一樣，決非書寫或寫刻石經。 ^[6] 

集體合作書寫

一、《三體石經》實非一人所書，而是有集體合作書寫的。這一集體應由分別擅長於古文、小篆和隸書三種不同字體書寫的書法家組成，分工書寫上石，總人數當不會少於《熹平石經》的書寫者。

二、歷代流傳最多，影響至今的邯鄲淳、衞覬和嵇康三人雖然都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但他們不僅不可能單獨書寫石經，而且三人皆不可能參與石經的集體書寫工作。

三、至於《三體石經》書寫人的具體名單，因原碑損毀嚴重，自宋以來出土殘石均未見有書人姓名，加上《三國志》等文獻的闕載，在新的考古資料發現以前，尚不宜妄加推斷。 ^[6] 

由於《三體石經》碑文不同於《熹平石經》僅用隸書一體。而是以古、篆、隸三種不同的字體寫刻，因此在中國書法史和漢字的演進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古文一體歷來為人們所尊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簡》，引用《三體石經》古文有122字，夏竦著《古文四聲韻》，引用石經古文亦達114字。 ^[7] 

故宮博物院藏三體石經殘石。

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隸書35字，計11行110字。

銘文為《尚書·周書·君奭》內容。 ^[9]  殘石錄文：

（殘）嗣前（殘）施於（殘）天弗庸釋（殘）受命時則有（殘）衡在大戌時（殘）家在祖乙時（殘）惟茲有陳保（殘）純若命則商（殘）甸矧鹹奔走（殘）若卜筮罔不（殘）嗣天滅威（殘）。 ^[9] 

曹魏三體石經春秋殘石

叢文俊題跋：

據載：魏廢帝曹芳正始年間，昭以古文、小篆、隸書三體書刻《尚書》《春秋》二經，立於洛陽太學之前，其書寫者已不可考。晉時始有崩壞，然《舊唐書》唐六典均言，書學生課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成讀”。知其唐時大體尚存，後屢經喪亂損毀，最終末於土中。至晚清始，陸續有殘石出土，亦漸有拓本傳世。餘曾見清拓數種，此雖稍後，亦不曾遜色，足以寶於篋中，留待秘玩焉。因篆於前以志之。

古文本於六國之跡，發現於西漢王莽時，列入學官，東漢以古文經盛，書法亦有傳習，漢末漸入旁流，舊貌不復，可見盧植上靈帝書。所謂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者殆此，《四體書勢》亦言及因科斗之名遂效其行之風氣，此石經文字即其證也。餘概言之為裝飾書體。

小篆始於秦漢，承之而於筆法有所改易，懸針垂露之類乃出，然此石經能恪守玉筋正傳，其畫有若鐵石陷壁，而氣勢恢宏，足以為百代法，堪與秦囗諸刻媲美。其隸書已不復炎漢之自然生動，後世有方折平硬，如折刀頭之目，或以為傳自梁鵠、毛宏一系，然無證。其時鐘繇亦擅此法，有妙盡許昌之碑、之敍論，推譽甚隆，世人爭效之。雖則若是，此經之隸，仍不失能品，亦便初學可寶也。

戊子年孟秋時節，有幸得觀千古名跡，感慨頗多，因為之題識，以效前賢焉。文登叢氏文俊於豐草堂。

曹魏三體石經春秋殘石，記魯僖公廿八年至卅年事。此其舊拓，為餘所見第四本，彌足珍貴，可寶也。文俊題。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