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門峽黃河大壩

AAA級旅遊區（點）。距市區14公里，車程17分鐘。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在黃河上興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樞紐工程。

20世紀50年代的新中國，三門峽可以説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全國各地的水利精英，為了把黃河的事情辦好，齊奔三門峽，修建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這座新中國水利史上最值得紀念的大壩，這座當年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中唯一的一個水利工程。工程於1957年4月13日開工，1961年建成，被譽為“萬里黃河第一壩”。大壩的建成結束了黃河三年兩決口的局面，使兩岸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三門峽水利樞紐，位於黃河中游下段，連接豫、晉兩省，控制流域面積68.8萬平方公里，佔黃河總流域面積的91.5%；控制黃河來水量的89%，來沙量的98%。工程於1957年4月動工，1961年4月基本建成投入運用。樞紐建築物包括：混凝土重力壩、斜丁壩、表孔、底空、泄洪排沙鋼管、電站廠房等。主壩為混凝土重力壩，全長713.2m，最大壩高106m，壩頂高程353m，水庫總庫容162億立方米。三門峽水電站現有七台發電機組，裝機總容量45萬kW，年均發電能力可達14億kW·h。自1973年12月第一台機組發電至今，已累計發電235.2億kW·h，創產值約20億元。

三門峽黃河大壩 ^[2]  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東北部，距三門峽市區14公里，從市區乘旅遊專線車可達。是一處依託萬里黃河第一壩—三門峽大壩而建成的風景名勝和人造景觀相結合的水庫觀光遊憩類人文景觀。

主壩為混凝土重力壩，主壩長713.2米，最大壩高106米；副壩為鋼筋混凝土心牆，副壩長144米，最大壩高24米；主、副壩總長857.2米。電站廠房為壩後式，全長223.88米，寬26.2米，可安裝8台發電機組，現有7台機組，發電量41萬千瓦，為低水頭徑流發電。

黃河自古以來都被人們認為是一條狂暴的害河，水情複雜而又難以治理。其實在黃河的源頭是清澈見底的溪流，從源頭到寧夏回族自治區，黃河都是一條百利而無一害的好河，到了中游黃土高原地帶，黃河攜卷着大量的泥沙，奔騰而來，咆哮而去，形成了世界有名的“黃色河流”。而到了下游，由於流速減緩，泥沙沉澱，導致河牀逐年抬高，形成“懸河”奇觀，直接威脅黃河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因此，黃河的危害一直是歷代統治者的心腹之患。 ^[3] 

新中國一成立，黨和國家領導人立即着手治理黃河。但因為三門峽大壩的原設計是蘇聯專家，而他們對黃河的泥沙問題又瞭解不多，所以在設計時只求壩高庫容大，忽視了泥沙淤積問題，致使5年間泥沙淤積量達5041萬立方米。從1964年開始，對大壩工程多次進行改建，最終使庫區淤積大為減輕，進出庫泥沙基本平衡，實現了防洪、防凌、灌溉和發電、供水等綜合效益。僅發電一項，截止1986年已收回國家對這項工程的全部投資。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為世界各國治理多泥沙河流和渾水發電，不僅做了有益嘗試，而且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黃河上的第一座大壩選擇建在三門峽，是因為三門峽具備當時建壩的多種有利條件：一是三門峽谷是黃河中游河道最狹窄的河段，便於截流；二是黃河三門峽谷水流湍急，建壩後容易發電；三是三門峽谷屬石質峽谷，地質條件優越；四是人門、鬼門、神門三島屬岩石島結構，可作為壩基，有利於施工導流；五是三門峽位於黃河中游的下段，是黃河上的最後一道峽谷，攔洪效果最佳；六是控制流域面積大，能最大限度減輕下游水害。

三門峽大壩的建設，始終都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周恩來總理曾三次到工地現場。主持會議，研究工程建設問題。劉少奇、董必武、鄧小平、李先念、彭真、陳雲、陳毅、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鄧穎超、羅榮桓、陶鑄、郭沫若、習仲勳、萬里、李鵬、胡啓立等領導同志也都曾來此指導工作。董必武同志視察了三門峽大壩以後，曾欣然命筆《觀三門峽樞紐工程》四章，併為建設者寫下“功邁大禹”的題詞。郭沫若視察後寫道：“鬼斧神工天作險，人工民斧險為夷；三門峽上英雄漢，動地驚天大史詩。”1999年6月19日，江澤民總書記親臨三門峽大壩視察，對工程的建設和發展給予了極大的關懷。

三門峽大壩建成後，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6月庫區蓄水時，黃河便在三門峽谷形成了一個美麗的湖泊，面積約200平方公里。從三門峽大壩至山西芮城大禹渡120公里間，碧波粼粼，一望無際，似天池銀河。兩岸青山綠樹，綿延不斷，山光水色，相映如畫。春秋冬三季，野鴨成羣，大雁結隊，珍貴的白天鵝飛翔在藍天碧水之間。而每年的6月至10月，大壩泄洪放水，怒濤翻卷，峽谷轟鳴，水花飛濺，彩虹凌空，蔚為壯觀。站在三門峽大壩上可飽覽“不盡黃河滾滾來”的雄偉氣勢。

三門峽立項之初就遭到陝西方面的堅決反對，當時陝西不少政府官員通過多種渠道力陳此項目對陝西的影響。其實早在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前蘇聯專家提出的“高壩大庫”的三門峽水利工程方案雖然被全票通過，但同時也遭到了清華大學水利專家黃萬里和水電總局實習生温善章的反對。

1958年，在三門峽工程開工一年後，陝西仍在極力反對三門峽工程。理由是：沿黃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決黃河水患問題，無須修建三門峽工程。但三門峽工程並沒有因此停止。1960年，大壩基本竣工，並開始蓄水。

1961年下半年，陝西的擔憂變成現實：15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里，潼關的河道抬高，渭河成為懸河。關中平原的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出現鹽鹼化甚至沼澤化，糧食因此年年減產。1962年，陝西人再也按捺不住，在4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陝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擬請國務院從速制訂黃河三門峽水庫運用原則和管理的具體方案，以減少庫區淤積，並保護335米移民線以上居民的生產、生活、生命安全。

在隨後的許多年裏，三門峽工程的運用方式雖幾經調整，但三門峽工程對上游(主要是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卻仍在繼續。類似的不滿和爭議也就不免時常出現，直至最近的鄭州會議。

在鄭州會議上，陝西省水利廳副廳長在彙報中再次尖鋭地提出：“三門峽庫區問題已經綿延了40年，積澱的各種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決，矛盾的發展完全是由三門峽顧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2003年11月12日，三門峽水電站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從有水利專家把今年渭河流域水患成因怪罪於我們後，渭河周圍的領導們似乎也理直氣壯起來，恨不得立刻炸掉三門峽工程而後快。”他認為，治理黃河是一個系統的大工程，逐級造水庫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水庫本來就有沉積泥沙、減少下游水患的功能，三門峽水庫這些年對控制流量、減少下游水患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以前，三門峽以下流域是重災區，攔壩後就基本沒有大水災了，而這個流域面積比渭河流域的大得多，其利弊得失孰輕孰重難道不是很清楚嗎？”

但是陝西省的一份報告也憤怒地指出：“同在一個黃河流域，惟有陝西是歷史因素的無辜受害者，而別的省份都是純粹的受益者，他們在幾十年安瀾的同時，繼續向黃河索取更大的利益。”而三門峽水電站的那位工作人員則認為，“不能把禍水都潑到三門峽的頭上”。他向記者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在這次電視上報道的渭河水災的鏡頭裏，到處都是光山禿嶺，連素稱糧倉的關中平原也少見樹木。渭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不僅加重了三門峽的泥沙淤積，同時也抬高了自己的河牀，這樣不發生水災才怪！出了問題，不去查究源頭深處的原因，卻責怪也是受害者的下游，這不是捨本逐末、避重就輕嗎？”

三門峽大壩從立項到建成至今的數十年裏，圍繞大壩的利弊，各方一直是爭論不休。陝西方面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而爭，而三門峽水電站也是同樣的處境。作為三門峽水庫調度的負責人，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水庫調度科科長張冠軍對於水位的感受有着最深刻的體會：要發電，就需要保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區將因此出現嚴重的泥沙淤積。如果降低水位，又無法發電。他無奈地表示：“水位是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線。”

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長王育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介紹，三門峽水庫每年可發電10億千瓦左右，收入約為兩億元，這是三門峽水利樞紐局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如果失去了發電功能，三門峽樞紐的正常運行就會缺乏經費來源，管理運作也就無以為繼。

據記者瞭解，三門峽水電站每年的發電量遠遠超過當初25萬千瓦的規定，5台5萬千瓦的小機組已被換成了大功率機組。每年將近兩億元的收入是黃委會、三門峽水電站及其2500名員工的主要經費來源和生存支撐。一個敗筆？兩種警示！

三門峽水電站作為新中國第一項大型水利工程，有人説是一個敗筆。但作為新中國治理黃河的第一個大工程，其探索方法、積累經驗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丹江口、小浪底、葛洲壩、三峽等大工程都從它那裏得到了極其寶貴的經驗教訓。但是，同樣不能因此就拒絕做深刻的反思。例如決策與管理的科學性、民主性，例如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

2004年，陝西人大代表建議三門峽水庫立即停止蓄水發電，請求國家採取綜合治理措施，以徹底解決渭河水患。

三門峽水電站修建時正處於“大躍進”時期，決策者的決策並非通過嚴謹的科學論證。它的主要技術是依靠前蘇聯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而該院並沒有在黃河這樣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經驗，所以造成嚴重後果的泥沙問題當時被他們忽視了。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團談話中就曾承認：“在三門峽工程上我們打了無準備之仗，科學態度不夠。”而在決策過程中，對反對意見的漠視也值得人們深思。當時陝西和山西兩省都有人反對修建，在專家中同樣存在着不同的聲音，但這些意見都被人為地忽略和壓制了。

據《經濟視點報》報道，在三門峽水電站問題上也一直存在着嚴重的部門協調機制失靈問題，在鄭州會議上，陝西省還指責三門峽的蓄水位違背了“四省會議”所協議的蓄水位。其實，部門協調機制的失靈主要是由一些國家職能部門對部門利益的重視要遠甚於對整體利益的重視所導致的。

對此問題，黃河水利委員會退休專家温善章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經常提意見説，有的部門本來行使的是國家職能，可一到了實際操作就出現很多企業行為，處處表現出賺錢的衝動。很多規劃都是‘吃飯規劃’，而不是出於黃河的實際需要。20世紀50年代黃河下游修防3000人就夠了，後來機械化了，反而成了2萬人。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三門峽水電站修防將近3000人，我看200人就夠了。”

對三門峽已經造成的損失，單一的譴責是不理智的，同時即使三門峽真的被廢棄，我們的反思也不應因此停止。正如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在鄭州會議上所強調的：“三門峽水庫建成後取得了很大效益，但這是以犧牲庫區和渭河流域的利益為代價的。三門峽水庫在運用方式上的調整，不是對三門峽水庫的否定，而是更加合理的運用。這不是追究誰的責任的問題，而是怎麼看待並在以後儘量避免犯錯的問題。”

三門峽水庫是黃河上修建的第一座以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發電為目標的綜合大型水利樞紐。40多年來，通過水庫的調節，為黃河下游防洪防凌安全、沿黃河城市工業和農業用水、下游河道及河口地區生態平衡等，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水庫調度、機組抗磨蝕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多泥沙河流水庫如何長期保持有效庫容、長期保持水庫壽命，探索出了成功的方法。

小浪底水庫投入運用後，黃河下游“上攔下排、兩岸分滯”的防洪工程體系日趨完善，對幹流洪水的控制，由過去三門峽樞紐單庫奮戰，變成了三門峽與小浪底聯合調控，小浪底水庫成為直接控制下游洪水的重要樞紐。在此背景下，部分專家學者又一次提出了三門峽水庫的去留問題，廢除、炸壩、敞泄、停運等不一而足的觀點再一次叫響。隨着小浪底水庫的建成，提高了對黃河下游洪水的控制能力，原來由三門峽、故縣和陸渾水庫承擔的任務將有比較大的調整，需要對現有資源進行整合，但無論怎樣調整與整合，都不應是迎新棄舊，用新庫替代老庫。當然，在新的情況下，對三門峽水庫的歷史地位和在今後黃河治理與開發中的作用，也需要重新審視和定位。

在我國的水利建設史上，沒有一個工程像三門峽這樣，從工程設計到建設，從運行到管理，歷經曲折，既有規劃、決策的教訓，也有建設和運行管理的經驗，坎坎坷坷，風風雨雨，不時成為全國水利界乃至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規劃階段就一波三折“三起三落”，直到1955年7月30日由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決議》，修建三門峽工程的決策才終於形成。圍繞樞紐是按“蓄水攔沙”還是“攔洪排沙”設計方案，又進行了長達一年半的爭論。

規劃和設計的先天不足，迫使工程在投入運用不久就不得不進行兩次改建，三次改變運用方式。1964年12月決定在樞紐的左岸增加兩條泄流排沙隧洞，將原建的5~8號4條發電鋼管改為泄流排沙鋼管，簡稱為“兩洞四管”。1969年6月又決定實施第二次改建，挖開1~8號施工導流底孔，1~5號機組進水口高程由300米降到287米。1990年之後，又陸續打開了9~12號底孔。

隨着改建增建的進行，樞紐泄流規模也由315米時的每秒3084立方米逐步增加到了每秒9701立方米。水庫運用方式也由“蓄水攔沙”先改為“滯洪排沙”，之後進一步改為“蓄清排渾”，調水調沙控制運用，對水量和泥沙進行雙重調節，一般水沙年份水庫可以達到衝淤平衡，可以保持長期有效庫容，為水庫的可持續利用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取得的經驗也為三峽及小浪底水利樞紐廣泛採用，許多國內外水利專家都為之讚歎。

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相關省市及專家學者，在鄭州召開“潼關高程控制及三門峽水庫運作方式專題調研會”。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指出，有必要對三門峽水庫的運行方式進行調整，三門峽水庫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庫承擔。 ^[4-5] 

建議：渭河改道，也就是將渭河與黃河交叉口上面開始，開鑿一條水道，繞過三門峽大壩匯入黃河，這樣兩全其美，既不炸掉大壩，也不影響渭河流水

在建設路乘坐開往景區的白色中巴車，上書“大壩風景區”，票價為4元；從大壩返回市區最晚一班車為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