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溝事件

從17世紀初開始，朝鮮人越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採參賺錢，當時人蔘是高級商品。清建國後，朝鮮人在鴨綠江一帶越境採參，大多結夥同行。因為關係到柳條邊外 山場的經濟利益，清朝皇帝幾次下發敕書，要求朝鮮嚴禁邊民越境。順治年間八旗參山大多集中在鴨綠江北岸興京一帶，甚至皇室貢參也主要產於此地。兩國圍繞此 問題的交涉從未間斷過。 ^[1] 

另一方面，自順治元年（1644年）入關之後，整個東北僅餘八旗官員103人，士兵1500人，鴨綠江、圖們江沿岸的邊界地區更是人煙稀少，朝鮮官民的越界行為近乎肆無忌憚，殺人越貨事件也屢有發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鮮王國咸鏡道、平安道的邊民數十人帶着刀槍、鳥槍偷渡鴨綠江，在三道溝（今吉林省臨江市境內）一帶與清朝士兵發生衝突，槍傷駐防協領勒楚等多人，朝方1人中箭死亡、數人受傷。

這次衝突的規模很小，雙方的傷亡也很少，卻引發了康熙皇帝的強烈反應，持續發酵。

清廷接到事件報告後，立刻由禮部發文，責成朝鮮政府迅速將人犯捉拿歸案，等候北京派人審訊。隨後，清廷下發敕書，以皇帝的名義通告朝鮮，上國將派遣查使，也就是專案組和朝鮮國王一起審訊犯人和該管的地方官。

最為嚴厲的是，康熙的敕書點名要追究朝鮮國王平日裏疏忽邊防的罪責，並要“專案組”察議國王。這一處理，在以往的邊民越界事件中，非常罕見。往往是清朝禮部諮文提出“察議”國王，再建議皇帝加恩“免議”。

朝鮮君臣期待中的高舉輕放沒有出現，只好在恐懼中嚴懲本國官民。

朝鮮國王派出2名文官為按核使，到鴨綠江沿岸地區搜捕犯人，前後抓捕入獄達數百人，押送至漢城（當時的朝鮮首都，今首爾）的也有近百，犯人越境處、原籍處地方官紛紛被捕，從郡級長官、軍事主官，到道一級的官員，基本上一勺燴送解漢城候審。另有部分官員先行自盡，如默許邊民偷渡的厚州軍官、士兵及僉使先後自殺。

朝鮮君臣對此並不在乎，他們更關心的是國王會不會“奉旨受辱”，乾脆採取了拖字訣，先以國王患病為由，要求免除郊迎禮。怕當眾捱罵，國王託病拖沒了郊迎禮，朝鮮君臣又到“慕華館”勾兑國王不參加“會審”，其中花了多少錢賄賂無從知曉，但清朝使臣堅持要求，審訊的最後一天，國王一定要出現。畢竟康熙皇帝有明文要求，再打馬虎眼，就是拿自己腦袋開玩笑了。

朝鮮肅宗李焞雖然不情願出場，對於犯人的定罪主張卻非常堅決，提議施放鳥槍的6名主犯處斬、妻子為奴；其他越境者19人處死；地方官分別處以革職流二千里、降等二級或五級，清使滿意之餘，要求國王擬定一份“謝罪書”上交康熙皇帝。

朝鮮的大臣們很給力，覺得國王寫這個東西像供狀，太丟臉，請求處罰他們個人以換取國王的面子，清使退而求其次，允許國王口頭謝罪。朝鮮肅宗説：“非敢有一毫漫忽之心，而事至於此，莫非禁令不嚴之致，今奉皇敕惶悚罔措。”

國王謝罪，清廷仍不滿意，還勒令朝鮮國王罰銀2萬兩，朝鮮右議政（相當於右丞相）鄭載嵩為首的三使臣上書抗辯處理過重，遭到清朝禮部的迎頭痛擊。

第二年的清朝禮部諮文，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歷數朝鮮的諸多“罪狀”，直斥朝鮮“主弱臣強”，並將三使臣抓捕後，押送朝鮮要求重處。清廷對朝鮮君臣的反覆打臉，令其屈辱不堪，肅宗甚至認為這是“丙子胡亂”（1636年，清軍12萬攻入朝鮮，逼其稱臣）以來從未有過的侮辱。

最終對犯人及地方官的處罰雖説比朝鮮最初提議的減輕了許多，但是，施放鳥槍的主犯6人仍被處斬。其他越境者流配邊地，國王被罰銀二萬兩，鄭載嵩等三使臣降等四級仍可調用。另外，朝鮮四起謝罪、謝恩方物照樣發回，充做來年冬至方物並規定不準再送謝罪方物。

三道溝事件後，朝鮮制定防止邊民越境的條例，實行近二十年的禁參政策。禁止西北邊採參，並規定西北邊犯越者不論採參還是狩獵，也不論是首倡還是隨從，一律 在境上梟示。為了防止邊民潛入廢四郡地區採參，在廢四郡1000餘里地方加設把守100處。還將這次事件的越江處厚州郡，從行政建置中抹掉，將軍民人等全 部撤出。 ^[1]  總之，“三道溝事件”對朝鮮政府的嚴厲懲戒，使其自覺對邊境軍民進行約束，保障了邊境線的大體穩定，令“竊地”這樣的行徑，直到甲午戰爭前後，方才復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