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词条缺少概述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1940～1941年日伪军警在东北残杀抗日民众事件。哈尔滨附近的三肇地区，是抗日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被日伪当局划为“匪区”。1940年12月～1941年3月，日伪军警宪特组织治安工作指导部和各县的特别搜查班，对安达、肇源、肇州、肇东等地进行大讨伐、大搜捕。中共龙江工委和龙江救国会及所属的10个救国会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日伪共逮捕抗日救国会员和群众329名，其中被判死刑的72人，分别于肇源西门外杀害40名，肇州南门外杀害32名。103人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其中37人移至哈尔滨后被害。此外还有19名爱国者被伪滨江省警务厅特搜班用铁丝捆绑，投进三站江边的冰窟内，2名凿冰的渔民同时被害。 [1]
- 中文名
- 三肇惨案
- 发生时间
- 1940年12月 至 1941年3月
- 属 性
- 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日伪军警残杀抗日民众事件
事件经过
1940年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按照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的指示，深入三肇地区，进行平原游击战，先后袭击丰乐街，攻取肇源城．赫赫战绩震撼了东北大地，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惶恐不安。于是日本侵略者动用大批关东军、伪满宪兵队组成“讨伐”队、“特别搜查，班”和“宣抚工作委员会”，杀气腾腾地扑向三肇地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逮捕、大屠杀．制造了目不忍睹的三肇惨案。
据有关资料记载，制造这场惨案的日、伪军，伪满警察“讨伐队”和日伪机构有20多个，其中直接参加的主要有：新京最高法院、新京宪兵司令部、滨江省警务厅、滨江省高等检察厅、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哈尔滨地方检察厅、哈尔滨第四宪兵团、哈尔滨警备队、伪第四教导队四团二营一部、××骑兵三十四团、××日本筑场队、工博队、肇州警察署、双城警察署、阿城警察署14个机构。此外，一些军警宪特机构及肇州、肇东、肇源(当时称郭尔罗斯后旗)、安达、青冈、兰西等县分别编成的“特别搜查班”也参与制造了这场惨案。
最先扑向三肇地区的是日伪“讨伐”队和“特别搜查班”。日伪“讨伐”队由日军子安部队、伪军刘兴讨伐队、警察队、“宣抚工作委员会”“治安工作指导部”组成，另配备伪宪兵若干。以El军子安部队为主力。日伪“讨伐”队本部及主力设在肇州县城，在肇源、肇东、安达等县的主要街村各设一部，划分责任区，造成各地区相互接应之势。在此兵力部署基础上，日伪开始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和对三肇、安达地区进行“治安肃政”，其中肇州、肇源“治安肃正”的重点。
“特别搜查班”最初由滨江省警务厅组织了3个，即：以哈尔滨市警务厅司法科警佐叶永年等5人组成的“尔”字特别搜查班，以双城县警察署警佐白受天等5人组成的双城班。以阿城县警察署警佐肖世光等人组成的阿城班。此外，还有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影山(日本人)以下若干人。“特搜班”在滨江省警务厅警务科长山崎(El本人)和滨江省警务厅刑事科长胡进助(日本人)统一指挥下，进行搜捕、审讯活动。特务科长影山担任情报T作，以搞清抗联第十二支队、三肇地区党组织、抗日组织和抗日人员的底细。
1940年11月9日。抗联第十二支队从肇源城撤出不到3个小时，日本关东军便出动百余人，乘3辆汽车，在粮场部队长的率领下开进肇源城。继之，伪滨江省警务厅警务科长山崎、刑事科长胡进助以及郭后旗公署参事官三浦带领“特别搜查班”也开进肇源城。随后城门关闭，内外交通断绝，荷枪实弹的日军带着伪警察，杀气腾腾，挨家逐户地进行搜查。顿时，全城鸡飞狗叫，男躲女藏，一派恐怖气氛。
此间，肇东、肇州以及附近的安达、青冈、兰西等县也编成了“特别搜查班”，开始了搜捕活动。进入肇源城的“特搜班”决定，每日要抓20人。于是在肇源街头天天都有许多市民群众无辜被捕．并受到严刑逼供。
11月9日，“特搜班”将认为是“袭击时的通匪者”19人，用铁丝捆绑着，推上汽车拉到肇源i站松花江江沿李家围子一带。在附近的渔房子抓到了3个渔民凿冰窟窿。冰窟窿凿好后，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侵略者，用刺刀将19名志士塞进冰窟窿。为了掩盖其罪行．他们把3个凿冰窟窿的渔民也推入江中，其残暴酷虐的情景，惨不忍睹。在此期间，无辜受害者不胜枚举。参加制造三肇惨案的伪肇州县警察署长李在实供称：到肇源的第二天．“我亲自指挥逮捕了150多人．其中有20多由我亲自指挥，在警察署后院砍死了，同时又亲手砍死5人。其余的130人交给日本人”。
此后，日伪军警宪特在整个三肇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全面的“大讨伐”、大搜捕。
12月初，滨江省防卫司令部在肇州县公署召开参加这次“大讨伐”、大搜捕的各机构首脑会议，由伪军第四军管区主任顾问皆滕大佐部署“治安肃正”工作，并正式成立了“治安肃正指导部”，以肇州县公署西院为办公地点。
“治安肃正指导部”组成后，日本侵略军滨江地区防卫司令大迫少将纠合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协和会、El伪宪兵机关和伪军，共同在三肇地区进行“治安肃正”。伪协和会、伪滨江省公署和伪滨江省警务厅主要进行地方“肃正”，旨在阻止抗联部队和共产党组织在当地进行活动，对当地居民的抗日思想和行动进行清洗和“宣抚”。伪步兵第二十五团第二营和第四宪兵团一部配合日本关东军对抗联十二支队进行追击和“讨伐”。于是三肇地区军警密布，特务如麻，无辜被捕和被杀害者比比皆是。据伪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思想科关于“三肇事件”的情况报告称：满军第四宪兵团，并得到日满军的协助。从1940年11月11日起，“至康德八年(1941年)三月十五日共逮捕了十二支长徐泽民、参谋长李忠孝、第三十四大队第一中队长艾青山、三肇地区工作员杨宏杰、肇州大庙西屯抗日救国会分会长李明树以及投匪者、救国分会会员、土匪、违法官吏等292名”。这是一个公开的数字，而被秘密逮捕和杀害者不计其数。
在大搜捕的同时，“特搜班”和各县警务科组成由日本人主持的审讯班，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审讯。诱骗不灵，就用过电、灌辣椒水(或凉水掺煤油、掺小米)、烧红的铁钩子烙、烟头烧、压杠子、子弹头刮肋骨上附肉、皮鞭抽等惨无人道的酷刑进行逼供。曾任伪滨江省肇州县公署副县长的171本战犯、三肇惨案的参加者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叙述了一个抗日救国会员妻子的控诉。她控诉道：“我的丈夫正仰面朝天被绑在院里的一架梯子上灌凉水。他一边痛苦的喊叫，一边左右摇晃着头，极力不让水灌进嘴里。但那是不可能的，凉水不断地灌进他的肚子。眼看着肚子渐渐地大了起来。我亲眼看着，实在难受得透不过气来。不一会儿，我丈夫就不动了，我用双手捂着脸，不忍看下去。这时，一个凶恶的171本鬼子掰开我的手嚎叫道：‘怎么样?要是不招．对你也这样!’这时另一个日本鬼子用皮靴踩在我丈夫的肚子上，噗的一声，水从我丈夫嘴里像喷泉似地喷了出来。‘哈哈哈……’瞧热闹的鬼子们一齐大笑起来。一个鬼子突然狠狠地踢我丈夫的脸，这时我丈夫总算缓过一口气来。‘怎么样?如果不说．还要让你亲爱的丈夫喝凉水!’鬼子又喊叫起来。在我惊慌地望着我丈夫的时候，我丈夫愤怒地喊道：‘不能说，把嘴割开也不能说!’话音未落，两个鬼子扑到我丈夫跟前，用脚踹我丈夫的嘴，嘴被踢破，鲜血染红了脸。我丈夫这时又大声喊道：‘不要说……即使剩下你一个人也要保护更多的同志!’鬼子像发了疯似地抽打我的丈夫，他再一次昏厥过去。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我丈夫刚才吐出来的水已经在地面上结了一层冰。这样的刑讯天天都在继续。”这就是日本侵略者所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真实写照。
1941年2月12日，伪满洲国司法部制定了“三肇地区共匪事件逮捕处理要领”。决定“对该地区进行根本肃正，从司法方面采取严厉措施，彻底粉碎平原游击运动，用武力镇压排日的狂妄活动”。大量派遣“有才能的检察官”，“到当地去极迅速地完成侦查工作，并实施果断的处置”，“实行必罚、严罚主义”，“特别是对于日本人进行恐怖活动的有关分子，采取严厉的处置措施”。于是，以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杉原次长为侦查本部长的5名检察官编成侦查班到三肇地区进行侦查审讯。日伪当局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在“全满各地动员优秀的日系检察官充实之”。接着，检察厅在肇州设置侦查本部，将检察官分成肇州、肇源两个班，分别进行刑讯活动。肇源班于2月17日开始“侦查审理”，肇州班于2月22日开始“侦查审理”。他们的“审理”只不过是用刑具对抗日志士进行摧残逼供．然后按照由法院“毫不更改地迅速作出判决”。3月19日将175各抗日志士分别判了刑。其中，被处以死刑的72人，无期徒刑40人。接着，日本侵略者又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集体大屠杀。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