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館

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十六日，清高宗頒發了一道上諭，命總理事務王大臣等籌措開館纂修《三禮》義疏。據高宗此諭及後來御製的《三禮義疏序》，其因有三：一是應臣下“今當經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蕆五經之全”的請求；二是欲庚續聖祖御纂、欽定四經（指《御纂周易折中》《欽定春秋傳説彙纂》《欽定詩經傳説彙纂》《欽定書經傳説彙纂》）之緒，補其《三禮》未備之缺憾；三是鑑於“五經乃政教之原，而《禮經》更切於人倫日用，《傳》所謂‘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者也’”，以發揮禮的經世或修道設教功能。

除清高宗所強調的三條原因外，還有一些因素值得關注。就政治層面來説，明清易代之後，隨着統治思路的調整，清廷逐漸確立起“崇儒重道”為治取向，且在與清初知識界“以經學濟理學之窮”學術更新的互動下，為經學的再度興起提供了發展空間；而隨着統治秩序的漸趨穩固，加強禮制建設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呼聲越來越高，清聖祖對《禮記》、世宗對《周禮》重要性的關注，以及朱鼎菁、熊賜履、魏象樞、陳紫芝等人對強化禮治、編纂禮制之書的不斷呼籲，客觀上為禮制製作提供了思想依據。就學術層面來説，在清初“以經學濟理學之窮”學術潮流的氤氲下，經學興起之勢日趨明朗，而發經學興復之先聲的《三禮》學，更是取得了諸多成就，從而為進一步的整理和系統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再就清高宗自身學養和思想來説，自其受學之始，即薰沐於諸位師傅的經訓、義理之教，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儒學根柢；而隨着對經義、宋五子之學研習的加深，他更體會出其中藴含的深層意味。以此為基始，從而孕育出其加意經學、注目禮之為治的思想取向。以上因素，無疑為三禮館的詔開提供了很大可能性。而這一可能性之所以成為實際行動，清高宗欲為其父行三年之喪所引發的波折，實是一條導火索。儘管這一波折在清高宗的執意下得到折中解決，但那些不贊成行三年之喪的滿洲權貴，內心裏仍不免存有牴觸情緒，如何消除這一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隱患，成為清高宗不得不妥善處置的一大棘手問題。《三禮》經典文獻的權威性，正好為清高宗化解困境提供了思想依據。

清高宗所表明的承續其祖經學取向及補其缺的意圖，固然是其決定開館修纂《三禮》義疏的主要原因，但尋其根源，清興以來最高統治者在理學意識形態下對傳統經學、禮學的加意和張揚，以及清初諸儒在“以經學濟理學之窮”致思路徑下對《三禮》學的興復和踐履，皆為高宗做此選擇提供了客觀條件；而他在諸儒臣師傅引導下對經學、以禮為治的體認和闡發，則表明其自身亦具備了更張政治新旨趣的內在素質。客觀條件和內在素質的相互激盪，終在“行三年之喪”所引發出的禮制合理性依據需求的促進下，演化為實際的政治行動，而承續祖父之志、應儒臣們的請求，則成為清高宗名正言順的開館理由。 ^[1] 

清高宗旨下之後，經過20余天的醖釀，至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九日，以任命三禮館總裁、副總裁為標誌，三禮館（隸屬於內閣的獨立機構）正式啓動。以此為開端，一項以最高統治者政治意志為導向的學術文化整理項目，登上政治舞台。一時重臣、名儒，參與其間，發凡起例，排比文獻，為《三禮》學的趨於大成，付出了艱辛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禮館開館之後，依時間順序而言，大體經歷瞭如下四個階段：

作為乾隆初葉的一項大型政治文化活動，三禮館規模之大、歷時之久，堪稱一時盛舉。不惟清高宗予以很大關注，眾儒臣亦頗能積極響應；而一時飽學、科甲之士，或由“鴻博”（入選“博學鴻詞科”者），或由科舉，或由特薦，紛紛廁身纂修之列。據乾隆十九年（1754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奉旨開列諸臣職名，當時參與其事者，有上自中央權力核心、各主要職能部門（凡涉內閣、六部、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宗人府、內務府、督察院、通政司等）的官員，下至地方府州縣官，以及舉人、貢生，共計85人；此外尚有因事除名、參與其事而未開列、薦而不應卻參與商酌者等10餘人。這些人或身居政樞，或領袖學壇；或兼綜《三禮》，或專擅一禮；或為學界宿儒，或為後進新生；或彼此師生，或互為友朋，可謂濟濟一堂，共襄盛舉。以此諸多飽學之士，加之清廷的大力扶持，又有秘不示人的內府藏書、從各直省徵來的豐富《三禮》文獻可資縱覽利用，無怪乎三禮館能順利開展，且取得了集前代禮學之大成的碩果——《三禮義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