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於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資料。自1933年華西大學博物館葛維漢、林名均首次發掘，直到1949年以後才對三星堆一帶展開科學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等於1956年、1958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這一帶進行過考古工作，當時稱這一帶的古遺址為中興古遺址（因遺址位於廣漢縣中興公社範圍）。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會、省博物館和廣漢縣文化館在三星堆進行發掘，獲得豐富的資料，發現房屋基址18座、灰坑3個、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萬多件陶片。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續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相當中原夏、商時期。 ^[1] 

儘管當時還沒有預料到三星堆文化會在日後產生重大影響，以致會由此改寫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但作為一個古文明命名，“三星堆文化”這個名稱，從此便正式出現在中國考古學文化的行列之中，並日益取得中外學術界的公認。

在1980年以後的多次發掘中，三星堆遺址考古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資料，其中最具震撼力的發現是1986年夏相繼發現的兩個“祭祀坑”和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發掘並確認的三星堆古城址的東、西、南三面城牆。大批考古新發現，極大地豐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引起了“三星堆文化”概念的發展演變。

從文化內涵上看，1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通常把它作為早期蜀文化看待，還認識不到它是一個古代文明的概念。1986年兩個“祭祀坑”發現後，出土上千件青銅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數千枚海貝，加上後來發現的三星堆古城址，這些重大考古新發現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認識，使學術界最終充分認識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是一個擁有青銅器、城市、文字符號和大型禮儀建築的燦爛的古代文明。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從黃河中游經陝西西遷成都平原、征服當地土著文化後形成的， ^[4]  同時西遷的還有鄂西川東峽區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説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東峽區土著文化的聯盟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

通過鄂西地區、三峽地區這樣的傳播路線進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當地相當發達的土著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後的二里崗期商文化也是通過這樣的傳播路線與三星堆文化發生聯繫。

三星堆文化面貌構成中，除夏文化因素的主體地位外，來自鄂西川東峽區的文化傳統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一點特別在陶器文化層面上反映更加突出。

中國古代的蜀文化和巴文化，分佈地區有別，但卻彼此相鄰，其文化面貌儘管有差別，卻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説，早期蜀文化和巴文化雖然各有自身特徵，如果和同時期其他考古學文化作比較，其共同性就很突出，可以把二者劃在一個大文化圈(區)內。蜀文化和巴文化是這個大文化圈(區)內的兩個小文化。

三星堆遺址早在1929年就被發現，1934年又進行過發掘，但在考古學中開始出現巴蜀文化之名，卻要遲至抗日戰爭時期。那時，轉移到大後方的一些學者，忽然見到許多出自四川的戰國前後的巴蜀銅器，有很強的自身特色，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題。

當時有關巴蜀遺存的正式發掘，僅前述1934年的一次小規模工作，所以對巴蜀文化的認識，主要是從流散品中所見某些銅器(尤其是銅兵器)上得到的。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為了配合即將進行的長江三峽水庫建設，在長江的西陵峽地區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發現了一系列早期巴人的遺存，接着又在成都平原發掘了三星堆、十二橋等早期蜀文化的遺存，終於使大家把相當於三代之時的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確認下來。

三星堆遺址區域的面積，據1980年5月至1981年5月的發掘報告，“不少於四萬平方米”，這就不會是一般的村落遺址。所謂三星堆，像是夯土城牆拐角處的殘垣。一個古城的西垣、北垣和東垣的夯土殘垣。三星堆似是其西南角。1934年華西大學博物館發掘的月亮灣遺址，是在城內的北部。後來發掘的兩個祭祀坑，是在南垣外的不遠處。據東垣殘垣斷面所示，城牆的中間是由若干層平鋪夯土築成的主垣，內外兩側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撐中間的主垣。這同鄭州商城及黃陂盤龍城的築城方法非常相似，而在中原地區，這種築城法最遲至東周時期已經消失。整個遺址區文化層的分佈範圍，又恰恰在城圈之內。把這種現象結合兩個祭祀坑內出土遺物的年代及其高貴規格來分析，這裏當是一座古蜀國的王都遺址。

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兩棵大銅樹和一個大型銅人立像。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形體高大，形像奇特，更在於其涵義難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有學者認為這都是當時土地崇拜的體現物。三星堆祭祀坑中又出了多種形態的銅質人頭像，表現出當時蜀人信仰着多種神祇，但上述大型銅樹和大型銅人立像無疑最為突出，由此可知在蜀人的多種信仰中，土地崇拜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就三星堆文化與夏、商文化的關係而言，多認為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傳播，或其分支。學者們一致認為三星堆文化陶器、封口盉、鬹、觚、高柄豆，銅牌飾、銅鈴，玉戈、玉璋等都與夏文化有淵源關係，而且後者是源，前者為受後者影響所致。如果撇開兩者可能存在的深層次關係不談，僅從三星堆文化與夏文化之間表層的文化傳播關係來説，夏文化是傳播主體，三星堆文化是受體。地理概念上是從中原地區流向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指分佈於成都平原的以廣漢三星堆遺址第二至四期遺存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關於“夏文化”的問題，學術界長期爭論未決，但多數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本文暫不論夏文化還是否包含其它考古學文化，所稱“夏文化”均指二里頭文化。

三星堆文明的產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獨立的始源，又受着中華文明內部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乃至東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隱、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遠方的古蜀商道聯繫起來解讀是有意義的。應該説，三星堆文化的青銅鑄造技術和玉石工藝，就是中原夏商文化與蜀文化交流融會、互補互融的產物。不過，蜀人在文化的互補互融中創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禮器、酒器的鑄造技藝之外，產生了自己獨特的神器造型藝術。

儘管三星堆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較多的影響，採借了中原青銅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從整體上看，仍然具有明顯的自成體系的結構框架，因此是中國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1．古蜀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根據中外學術界關於文明時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號)、金屬器，是文明社會形成的三大物質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確反映。古蜀國家形態、政治組織、政權結構、王權與神權的關係、社會分層等研究，對於認識古蜀文明的進化程度、文化進化的動力和社會運作機制等一系列重大課題，至關重要。2．三星堆文明與中原文明和周邊文明的關係。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上説，三星堆文化已初步顯示出與中原二里頭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聯繫，也隱含着更多的一些區域文化因素，如長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通過對這些因素所佔比重、變異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時通過對其他區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關研究，將對古蜀文化與中國古代其他區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對古蜀文化的演進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認識。

3．巴蜀文化與西亞、南亞和東南亞文明的關係。這個方向是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國際意義。當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據考古資料和文化形態，文化因素集結、功能及其空間分佈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對巴蜀文化與古印度和中、西亞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早在商周時代就存在某種形式的文化交流。

4．封閉與開放。三星堆文明研究向考古學家提出了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課題：內陸文化是否必然與封閉性、落後性聯繫在一起，這是一個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意義的課題。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國考古學，也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但由於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淵源的撲朔迷離，也為學者的認識和研究帶來了巨大困難。其難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內各種奇詭怪異的神像和形象從未見於著錄，沒有現成的巴蜀文獻記載可資對照，至今學者還不得不主要藉助於有關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識來認識和探索三星堆遺物及其風貌和內涵。其難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屬和文化淵源，若隱若顯，困難重重。由於歷史上巴蜀地區文化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民族源流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特別是長時期的民族交往、民族遷徙與文化振盪，使人們至今對巴蜀內部的民族關係還難於從紛繁中理出頭緒。

其難之三，三星堆文化以遺蹟和實物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體系和森嚴的古蜀王國體系，但僅憑關於從蠶叢、柏灌、魚鳧到杜宇、開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識，無法為它找到文化學上的座標定位。

其難之四，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橋文化的考古發掘，雖然使學者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別是其青銅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間長達兩千年的時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環還是難於填補的。

1．三星堆文化是從蠶叢、柏灌、魚鳧到杜宇、開明等歷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經濟時代的都邑文化最早彙集的結穴處，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國家文化特徵的識別體系，填補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發展史的空白。

2．三星堆文化展現了古蜀人恢詭浪漫、舂容大雅的藝術世界和鏗訇辯肆、不師故轍的文化心理，很值得考古學家們探索。

3．三星堆文明為古代東方文明增添了新的篇章，為學術界留下了不同文明之間開放交流、互補互融的歷史經驗。

2009年6月17日，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瞭解到，考古人員近日在對汶川縣“布瓦羣碉”進行文物災後重建保護中，發現了一處距今4800年新石器時代遺址——布瓦遺址。據瞭解，這一新發現將有助於探索千百年來蜀人的遷徙和文化交流，揭開古蜀國神秘面紗。

布瓦遺址地處岷江西岸、雜谷腦河東北岸的四級階地之上，距今已有4800年，與黃河流域龍山時代文化的早期相當。海拔高度2100米，遺址分佈面積約為50000平方米，保存較好的中心區面積近10000平方米。考古人員在此處發現了大量陶片、石器等遺物，其中石器為磨製的殘石斧2件，礪石1件，打製餅形器1件;陶器多以瓦稜紋、戳印紋、凹弦紋、鋸齒狀花邊口沿裝飾等作為紋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研究二部副主任陳劍稱，經過初期考察判斷，布瓦遺址文化很可能就是寶墩文化的淵源，同時期的三星堆文化也可能傳承於此，“這也恰好印證了古蜀歷史傳説。”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研究二部副主任陳劍説，成都平原目前發現的最早古文化，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寶墩文化，以及三星堆文化。它們的典型文化因素，如陶器流行花邊口沿作風、器物裝飾盛行繩紋和附加堆紋、石器以小型的磨製斧、錛、鑿為主等，都在此次布瓦遺址中有所出現。